奶奶家的宅子，天井很小，院墙很高。三间半正房，两间西厢房，一间半东厢房，都是低矮的土坯小屋。大门倒还宽敞，能轻松拐进一辆马车。榆木门板很是厚重，三四岁的我推起来很是费劲。因为外面的胡同极窄，为了便于往天井里赶车，大门就留得宽了些。院墙和房屋都是土褐色的颜色，淡的和它脚下的土地浑然一体。奶奶成天价穿着青布斜襟褂子，黑布大裆裤子，绑着裹腿，尖尖小脚穿一双小小的黑布鞋。那身古朴的装扮，和她居住的古朴的老宅也是极其相符的。
　　 奶奶个子小，脚板小，力气小，也就不去田间割麦锄草。记忆中，奶奶大多数时间都是呆在老宅里，洗衣做饭，看护年幼的孙子和孙女。父亲当大队会计，要梳理账目，要管理那一亩半自留地。母亲一听见生产队长敲响铁铃铛，就要去大街上集合，跟随社员去田间干农活。看护孩子，自然就成了奶奶的事情。三四岁的我不哭不闹，静静跟在奶奶身后，就像她的影子和周围的空气。
　　 天井里，西厢屋的窗前有一口大水缸。每天一大早，爷爷或者父亲就去老井里挑水。老井在村东头，生产队长家屋子后面，来回要三百多米。一桶水五十斤，一挑水就是一百斤。榆木扁担横在肩，一走一打颤。装满那口大水缸，需要五挑子水。大水缸里浮着一个黄色的水瓢。奶奶用瓢把井水舀到搪瓷盆子里，两手端着倒进大铁锅。济南火柴很是好用，轻轻一擦就会燃起小小的火苗。奶奶呼打呼打地拉着风箱，杨树枝子在灶膛里毕毕剥剥地燃烧。亮黄的火苗跳跃，映照着她满是褶皱的脸庞，满是皲裂青筋凸显的手掌。每每此时，我就喜欢蹲在灶膛前，静静看那跳跃的火，静静听大锅里的水吱油油地唱歌。
　　 老家人都管玉米面叫“粗面”，因为比白面粗糙些。奶奶用瓢将粗面倒进白瓷盆里，加水揉成面团，两手捏呀捏的，变魔术一样弄出一个又一个尖尖的窝窝头。要是恰逢春天，奶奶就会往粗面里拌些荠菜或榆钱，蒸熟后松软且散发着青青的香气。若在初夏，奶奶就会到村西南椹树上，摘些紫红的桑椹，掺进粗面里蒸一锅甜筋筋的窝窝头，给孩子们换换口味，尝尝新鲜。她尽量把那粗糙的拉嗓子的窝头，做得好吃些，生怕孩子们难以下咽。
　　 奶奶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串门。留给我的记忆，大都是倒腾着小脚不停地干活：烧火做饭，刷锅洗碗，拾柴挖菜，纺线做鞋。我成天价跟在奶奶后面，也只有我在爬梯子翻墙头，调皮捣蛋时，奶奶才会说：“快下来，快下来，别摔着了。”前邻居住着位大奶奶，脸长牙也长。和我的奶奶辈份相当，丈夫都在“秀”字辈，只是岁数大些。大奶奶家的院子里生着很多榆树，每每春天，奶奶都会提着竹篮过去，采些榆钱蒸窝窝头吃。大奶奶也会从那一间小土屋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和我奶奶说些话。说什么，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俩说话都很慈祥的样子，很和顺的样子。脸上的皱褶，在阳光下闪着红润的光。
　　 大奶奶的丈夫死得早，一个人住在空旷的院子里，似乎也需要有个人和她拉拉呱，说说话。除了大奶奶家，别的人家奶奶是极少去的，就像一位深居简出的古代闺秀。有时蒸了窝头，奶奶就让我给大奶奶送两个过去，怕她一个人缺食少穿，填不饱肚子。每当大奶奶从我手中捧过那两个热热的窝头，就笑得满脸褶子，褶子里似乎还隐隐藏着些阴郁。她用皮包骨的手抚摸我的头，说：“俺孩儿真好。”
　　 听别人讲，奶奶七岁时就嫁给了爷爷，是个正经的童养媳。因为临清田庄娘家那边，家境不好，养活孩子吃力，也就把女儿匆匆嫁了。七岁的孩子初到别家，想来定是十分拘谨，十分不好过。好在爷爷家虽不富裕，倒也饿不着冻不着，能安稳下来过日子。奶奶生养了四个姑娘，两个儿子，还从临清杜洼村那里收养了一个儿子——也即是我的大伯父。收养大伯父时，左邻右舍颇有些口舌，说：人家孩子多吃一口，自家孩子就少吃一口。这年头，谁家瓦缸里有多余的米。奶奶说，总不能看着孩子去要饭，收养了也就收养了。
　　 四五十年代，养活这么多孩子没有一个被饿死，没有一个被冻死，想奶奶定是吃了很多糠菜，纺了很多棉线，织了很多粗布，做了很多布鞋，缝了很多补丁。后来，女儿一个个出嫁，儿子一个个成家，孙女孙子一个个生养下来。奶奶老了老了却又愈发忙碌，拉巴完老大的娃娃，又忙活着拉巴老二的娃娃。每日里有洗不完的衣裳，做不完的布鞋，打不完的补丁。
　　 在十几个孙辈当中，我的三弟最小，一九七八年生人。三四岁、五六岁的年纪，也是奶奶看护着长大的。那时分了田地，父母整日泡在责任田里。三弟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成天价被奶奶牵着小手打转转。偏偏三弟调皮，一个不注意就和别的小伙伴跑得没了影踪。追又追不上，找又找不见，于是奶奶就扯开嗓子喊。那喊声，几乎每天都要在小村里回响几遍，成了村子里极富标志性的声音。一次，好像是三弟崴了脚，奶奶从野外将他背回来，深深弯着腰，一步一步挪着小脚。二三里地，奶奶背着三弟走一会儿，就坐在路边喘口气。毕竟七十岁的人了，脚又小，没多大力气。
　　 三弟是奶奶看护大的最后一个孩子。三弟略略长大后，奶奶的双眼就患了一种病，视力日渐模糊，像是蒙着一层纱布，看不清太多东西。去了县医院，大夫说这病在里面，不再外面的眼膜上，也没办法手术。开了一堆药，让回家慢慢将养，顺其自然。可那药丸和药水，似乎也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三两年后，奶奶就真的看不见东西了，整个人掉进了一片暗黑的世界里。
　　 半路失明，那种孤独那种恐惧，让奶奶时常呼唤儿子或女儿的名字；呼唤许久没人回应，便会低低啜泣。伯父在城里的供销社当会计，父亲整日里忙着种地。远嫁的姑姑们也没有一个闲人，各自忙于家里的事情，不经常来看望奶奶。小小的土坯屋子里，也只有爷爷和奶奶相依相伴。每每爷爷到田间帮忙，或者出门办事，奶奶一个人困在小屋里，她就不停呼唤我父亲的名字一声又一声，喊得嗓音几近嘶哑。若是恰逢我放学归来，便会急急推门进去，急急唤几声“奶奶”。奶奶的手就会茫然地胡乱探索，就像一位往深渊坠落的人，试图拼命抓住一根枯藤。当奶奶的手终于抓住我的小手，她才会慢慢安静下来，嘴里喃喃地呼唤我的名字。奶奶的手是枯瘦的僵硬的，且微微颤抖，完全没有了少女的那种丰腴和柔软。而那种枯瘦和僵硬的触觉，却通过指尖流进我的心中，一生也难以消融。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雨水比如今多许多。村东的那条小河，每到夏天便积水不干。浅浅处刚没过臀部，深深处却能没过头顶的。奶奶抱着脏衣裳去河边洗涤，三弟和小伙伴在河里游泳摸鱼。奶奶嘱咐说，就在水边上，可别往里边去。三弟偏偏不听，脚板打滑掉进了深坑里。他胡乱扑腾着，一会儿露出小脑瓜，一会儿又淹没进水里。奶奶急急扔掉棒槌，滑滑擦擦趟进河水，伸手将三弟拉了出来。那情景我并未见到，只是听别人说的。我想，奶奶那么矮小瘦弱，又裹着小脚又不会游泳，若是掉进水坑就不敢想象了。
　　 记忆里，奶奶没带我去河边洗过衣服，倒是带我去野外拾过柴火。那时候生产队不种棉花，也就没有棉柴分给大家烧火。一年用的柴草，全靠去树林里收敛些枯枝落叶。冬日里叶子落尽，林地空旷，阳光明亮。大风过后，总有些枯干的树枝可以捡拾。奶奶推不了独轮车，就用麻绳将树枝捆了，背着往村子里走。小脚碎步的，背微微有些驼。我也尽力背那么一点点干柴，好让奶奶肩上的分量减轻一点。原野坦荡，小路蜿蜒。偶尔有麻雀掠过头顶，偶尔有喜鹊落在麦田间。我不说话，奶奶也不说话。奶奶没念过书，不会写名字，不会讲故事。除了看孩子做家务，还是看孩子做家务。可有奶奶陪伴的，那段沉默的时光，却是我一生最温馨最难忘的。
　　 收秋后，爷爷会把些玉米杆子、高粱杆子运回家，晒干后烧火做饭。那些庄稼杆子很湿，三五天晒不干的。奶奶就用切菜刀把它们劈成两半，摊在院子里晾晒。日子久了，做砧板用的那个榆木小板凳，就被奶奶剁出了一个坑。后来分家，那个榆木小板凳就分给了父亲。我在五神庙读小学时，就成天价拿着那个小板凳当座位，挺厚重的，挺结实的。卯榫里和木纹里，似乎仍存留着奶奶劈柴禾的叮当声。
　　 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大咸菜缸，大缸里腌满了胡萝卜、白萝卜、青豆角、白菜帮子。偶尔也会腌渍几块洋姜、西瓜皮什么的。腌渍得久了，天气热的时候，咸菜缸里就会生出些白醭和虫蛆。奶奶将那些白醭和虫蛆一点点除去，咸菜却一根儿、一块儿也舍不得丢弃。那是阖家人一年的蔬菜哩。从前的日子拮据，一年也分不了三二斤油，炒菜吃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即便家里来了贵客，不得不炒一盘白菜萝卜，也只舍得往铁锅里滴那么几滴油。尽管日子没几滴油水，可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还是一茬一茬地成长了起来，健壮了起来。只是奶奶却一年比一年干瘦，一日比一日衰老。
　　 在大伯父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来以前，奶奶的日子虽说劳碌却也安静。可到了大概一九八一年，大伯父因为在部队跟上司闹了些别扭，就举家搬回了山东高唐老家。事先连封信也没写，连句招呼也没打，一家八口人冷不丁就回来了。吃饭倒也勉强，就是没有住处没有床铺。一家人和爷爷奶奶挤在狭小的土屋里，实在挤不开，略大些的两个孙子就只好在大门洞里睡觉。恰值深秋，萧萧的北风。两个孙子在被窝里蜷缩着，受到袭击的刺猬一样。奶奶不忍心，就和爷爷搬出了住了好几十年的老宅，搬进二伯父家的小西屋居住。大伯父一家人，就乱哄哄地成了老宅的主人。虽说是养子，奶奶也不忍看着他们一家人风吹日晒，无处居住。
　　 不久，兄弟三人商讨赡养父母的事。父亲说，一家俩月，轮流伺候。大伯父说，我是吃娘的奶长大的，没吃过爹的奶，养娘不养爹。爹和二伯父拧不过他，只好依从。于是奶奶由大伯父伺候，爷爷由父亲和二伯父伺候。说是伺候奶奶，只不过一日三餐做好饭，大伯母便用一个小白瓷碗端着送来，一点干粮一点咸菜，几乎从来没有汤粥之类的，也不管奶奶够不够吃。为此，母亲多次在父亲面前说大伯父的不是，说他白白当了几十年兵，却人事不通。父亲无语，只是家中熬了白粥和稀饭，便给奶奶送过去一些。
　　 如果我在家，送汤粥的事就由我来干。每当我走进奶奶那狭窄的昏暗的小屋，将热乎乎的汤粥放在八仙桌上，奶奶就会伸出干枯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和脸颊，捏捏鼻尖和耳垂。喃喃地说：“俺孩儿长大了。”如果不着急去念书，不着急去地里干活，我就坐在炕沿上，静静地陪奶奶一会儿。此时，奶奶也很安静，似乎在无尽的黑暗中，望见了一盏洋油灯——摇曳的朦胧的洋油灯。
　　 奶奶似乎从不在乎吃什么，只是每当爷爷离开，身边无人相伴，一个人陷在死沉的黑暗里，奶奶就会不安地呼唤，像一个孩子迷失在陌生的幽暗的森林里，且林子里藏着许多恐怖的生物。
　　 我相信，若不是半路失明，奶奶定会多活十年八载。直到她最小的孙子长大成人，骑着洋车子到乡里的中学读书；直到我结婚成家，红红的喜字贴满门楣和窗户。走后的奶奶只留下一张黑白遗像，那是她大约五十岁时照的全家福。照片上模糊有我的四个姑姑，有父亲和伯父、伯母。奶奶走后，父亲将全家福拿到县城的照相馆，从上面拷贝了一张奶奶的黑白相片。
　　 有一段时间，我将奶奶的相片夹进了语文课本里，日日背着去学校读书。翻动课本时，相片偶尔掉落出来，我就将她拾起，默默地有些发呆。后来父亲发现此事，就把照片要了回去，说：“好好念书，小孩子家别想太多。”那相片在我们家黑漆八仙桌的抽屉里，保存了很久，可最后还是消失不见了，就像奶奶永远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