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闲赶大集，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秋分之后，金黄的玉米收进仓里，诚实的麦粒播进土地。如果天气暖和，七八天，那嫩绿的麦苗也就钻出来了。庄稼收割，田野空旷。原本掩于青纱帐里的小路，也就显现出来。自村口，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的小河、场院、树林，以及村镇。沿着这小路走五六里，就是三十里铺的市集。农历逢五排十，便会有许多商贩和农民聚集在那里，卖菜卖粮，买猪买羊。随意闲逛，或者扯几尺洋布，给孩子裁一身新衣裳。
　　 因为离得不远，去三十里铺赶大集，你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赶毛驴车，也可以拿两条腿走过去。而我最中意的方式，就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自后边搂着父亲的腰，将耳朵贴于他厚实的脊梁。风吹路边的蒿草沙沙响，有麻雀落在草尖上叽叽喳喳唱。一路骑着，父亲都不怎么说话，只有遇见相识的人，才微笑着打几声招呼。或者偶尔对我说：“等长大了，你骑车，我坐车。”
　　 在读书之前每去赶集，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凉凉的薄荷糖，酸酸的糖葫芦；或是两根油条，一碗热热的豆浆。在父亲那里，这些欲望都会一一得到满足。待回村之后，就可以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兜里白白的薄荷糖，手中红红的糖葫芦。
　　 在读书之后，尤其读到三四年级，能够磕磕绊绊看一些简单的书籍；每次去三十里铺赶集，父亲都会将我领进书店里。那书店在集市的中间地段，坐南朝北三间门面。门楣上的墙面拿水泥抹着，上面写着“新华书店”。作为装饰，那四个大字的上边，还画着一颗五角星，很是红艳。迎门是红砖垒起的柜台，柜台后面的木架子上，摆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还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之类的书籍。
　　 那时候还不时兴教辅书和课外读物，孩子们最爱的，就是那些我们老家称之为“画本”的小人书。薄薄的巴掌大小，彩色封面，黑白线条。有单本的《黄继光》《董存瑞》《牛郎织女》，也有成套的《岳飞传》《杨家将》和《西游记》。那些画本都极便宜，几分钱一毛多而已。即便如此，父亲也不会一次给我买太多。毕竟那些粜粮食卖棉花得来的钱，需要细水长流，细心积攒。来年开春，还要打柴油，购农药，买二铵。不过每次一两本，慢慢累积着，家中那黑漆小木盒子里，也收藏了二十本之多。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杨令公血战金沙滩、杨再兴马陷小商河，那些情节，那些画面，到如今仍在脑子里印刻着。那有着黄铜合页的黑色木盒，也算是我最初的书屋了。我甚至跟父亲要了一把小铁锁，将那盒子日夜锁着，生怕那些书被弟弟们弄破了。
　　 再略略长大些，除了小人书就有一些杂志可读，《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大众电影》。那些杂志，大都不舍得自己买，只是向同学或者伙伴们借阅。小心翼翼地翻开，聚精会神地读来。且要读得快，生怕人家催着取回，不得读到结尾。中学时读到一篇古文《送东阳马生序》，便对那种借书而读的心情，有了更深的感触。
　　 记得初三那年，从女同学王彩云那里得来一本《短篇小说选》。厚厚的一本，里面皆是现代大家的作品，读来印象极深，感触颇深。鲁迅先生的《故乡》《孔乙己》自不必提，茅盾先生的《林家铺子》、老舍先生的《柳家大院》皆入于其中。之外，还有许地山的《春桃》、萧红的《后花园》、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罗峰的《第七个坑》……一时读得入迷，寒冬腊月天气，瑟缩在被窝里仍然秉烛翻阅。不想那蜡烛歪倒，将棉被烧了一个大洞，黑黑的一个窟窿。惹得母亲一顿埋怨，说：“新做的被子，新里新表新瓤子（棉絮）。”
　　 那时孩子们渐渐长大，开销增加，那几亩薄地里的收入，就显得干干巴巴。母亲总是极力节俭，舍不得浪费一针一线。自然没有闲钱，让我买些自己喜欢的书。除了课本和作业本，我轻易不敢向父母要钱。可那本《短篇小说选》，我甚是喜欢，就极想买下来，学着古人的样子藏于自己的书斋。于是壮着胆子说要买钢笔和墨水，从父亲那里讨来两块钱，找到王彩云去商谈。可王彩云轻轻摇头，笑而不言。将我递钱的手推开，停顿一会儿方说：“不卖。”像一盆凉水哗地泼下来，冷得我呆呆站着，一时不知如何回说。又读了几日，将最后一页读完，就捧着书前去归还。可王彩云仍是笑着摇头，轻轻说：“送给你了。”一句话将我激动得只是憨憨地笑笑，却什么感激话也没说。
　　 那时候的乡下，房子少孩子多。五六岁、八九岁的年纪，就和父母睡在一个大炕上，紧紧挨着，即舒适又暖和。可等到十来岁，就要和父母分开，随便寻一间房子，或是独自一个，或是弟兄几个。一盘土炕，几床被窝。幸喜我家有一处无人居住的老宅，四间土坯房，一圈泥巴墙。虽有些破旧，倒也遮风挡雨，完全可居。除了我的弟弟，还有同村的三个男孩，也住在那处老宅子里。每晚睡觉之前，都要说笑一番，打闹一番，脚丫子踏得土炕咚咚咚乱响。
　　 那院子里倒也漂亮，有一棵高大的榆钱翠绿的老榆树，有三颗粗黑的果子红红的老枣树。还有一棵苦楝树，每年初夏都会开出紫色的花朵，让整个小院的空气都变的馥郁。弟弟不知从哪儿，弄个来些蜀葵和夜来香的种子。春天播下去，到夏天那些花朵就开了。蜀葵花有深红色，有浅红色，即便在晌午的烈日下，也开得十分火热。而夜来香就显得十分羞涩，只在黄昏，只在夜深，方才一朵朵展开，将浓郁的气息解放出来。
　　 相比于繁华的小院，屋里的陈设就很是寒酸。除了一盘大土炕，一张八仙桌，一条长板凳，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感觉这屋里过于枯燥，就靠着北墙用砖头和土坯垒了一个书橱，将自己不用的课本，不看的画本摆在上面。也有那么几本像模像样的书，譬如《唐诗选》，譬如《保卫延安》，譬如《射雕英雄传》。那时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便有许多杂志可以品读。全年订阅是一种奢侈，是一种奢望，只偶尔能淘换到几本《十月》《当代》《中国作家》什么的。每每得到，便迫不及待地翻开，一字一字认真地读来。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甚至忘了睡觉，甚至忘了去棉花地里打药，去花生地里锄草。也因此惹得母亲说我不求上进，不往学习上使劲。幸喜，我那时的学习成绩还可以，父亲也就没对我发过什么脾气。
　　 如今忆起，那低矮破旧的土屋，那用砖头和土坯垒起的书橱，也就是我的第一个书斋了。虽说十分寒酸，却感觉极其温暖。土坯的味道，书本的味道，和蜡烛燃烧的味道，融洽地糅合在一起，时时回忆，实难忘记。春日，落于地面的榆钱，随着春风沙沙沙地盘旋。夏日，苦楝树、大枣树和老榆树上，栖满唱歌的蝉。秋天的风，将枣树黄色的叶子吹落下来，高高的蓝天上游走的几朵云彩。冬天，有麻雀落在屋檐上晒太阳，有喜鹊落在树枝上喳喳喳地跳跃。如此安静的环境，最合适于读书，最合适于写字，最合适于思考一些事情。况且，那时的日子也过得轻松，那时的心灵也活得轻松。除了少吃几顿猪肉，少穿几件新衣，多流一些汗水，多用一些力气；生活和生命，也没有太多的压力。静下心来读读书，也就成了最为合宜的事情。
　　 那时，我甚至给那间简陋的土屋，起了一个高雅的名字，美其名曰“落叶斋”。因为每到秋季，我就喜欢收集一些落叶，藏在一个小木盒子里。那些叶子，颜色、大小和形状，都是不同的；而相同的是，它们都储存着岁月的记忆，都承载着生命的意义。每每得到一本书，哪怕是薄薄的《诗刊》和《辽宁青年》，我也会将一片叶子夹在书本间。在那叶子上书写时间、地点，甚至是得到书籍时的一些感念。如此，那些书也就有了生命力，有了沧桑感。
　　 读高中的一年冬天，同学少卿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里。顶着呼呼的北风，赶了七十余里地。头发吹得蓬乱，额头却微微冒汗。当他进入我的“落叶斋”时，就大为感叹，说“荦荦大观”、“洋洋大观”。我咧嘴笑了。其实那“书斋”，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别的书加起来也不足一百。且内容和年代十分杂乱，装帧也十分简单。不过对于我和少卿而言，这些也就足以富裕魂灵，充实心灵。于是我二人，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窝在那间小土屋里读书。一人一杯白开水，围着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每每热水凉了，却没有喝；炉火暗了，却忘了加炭。那样寒冷的院落，那样寒冷的冬天，现在忆起来却无限温暖。
　　 待读到乏累，我和少卿就走出那小小的院子，走出那小小的村子，到原野上随意游荡。麦田、小路、夕阳，长长的影子印在泥土上。嘴里讲的，往往都是些国家大计，人生大义。年少轻狂，不知生命的深浅和重量。却又是一段，无比美妙无法忘记的时光。
　　 后来高考落榜，打工经商，四处流浪，忽而北方，忽而南方。大多数时间，心中想的只是工作，只是工资，只是利润，只是商品。只在偶尔不如意时，才会记起远方的故乡，衰老的爹娘，才会想起那藏着我青葱岁月和老旧书籍的土坯房。风雨沧桑，不知那老屋是否漏水，是否有老鼠爬到书架上咬文嚼字，吃了那些藏在书本里的叶子。
　　 那年，和少卿在荆州做石材生意。他的妻子亚男管理账本，看守门面。我和少卿跑济南，下武汉，联系客户，寻找货源。每日里除了应酬人，就是琢磨钱。
　　 一天晌午，父亲打电话来。说旧宅上那几间土房准备拆除，再盖几间新砖房，好给三弟结婚娶媳妇。母亲嫌我的那些旧书碍事，就两毛钱一斤，卖给了收破烂的。父亲说这话时，声音很低，甚至语气有点客气。像是怕我不乐意，因心疼那些书而耍脾气。可我没有，我只是沉默不语；甚至心中并没有不乐意，并没有生气。那些书对我而言，似乎已经不再重要，无关紧要，卖掉也就卖掉。当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年少时那么喜爱，那么珍惜的东西，随随便便被毁了，自己却毫不在意，毫不可惜。
　　 我还是我吗？我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一切都悄然变了。忽而我就长大了，忽而我就成熟了。忽而这世界就变得繁华，就变得浮华。藏书读书，对于生活而言，似乎已经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