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极少看电影，更不去追那些拖拖拉拉，一拍就是几十集上百集的电视剧。老感觉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更感觉没有什么意义，浪费精力。并非那里面没有好作品，只是寥若晨星，一年，甚至几年也拍不出那么一两部。偶尔有网络上评分极高的，口碑极好的，便挤出一点时间浏览浏览。可看完，又感觉离我甚远，离我们的生活甚远。无非是一些电脑特效，机械特技。以牵强附会的情节，和光怪陆离的场景吸引人而已。
　　 也并非说，几十年前的电影就多么多么好，就多么多么有意义。可最起码它们是感觉亲切的，感觉贴切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变成猫猫狗狗，摇着尾巴，或者可怜巴巴。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变成妖魔鬼怪，张牙舞爪地吓唬你，狐面蛇身地诱惑你。
　　 其实现在不爱看电影，并不完全在于电影本身。就拿看电影的形式来说吧，也感觉没有意思。一个人一台电脑，几个人一台电视，全然没有以前那种挤挤挨挨，乱乱哄哄，热热闹闹的气氛。那时的电影怎么看呢？一个县城就一个小小的电影院，上千人拥挤在里面。银幕的反光下，满大厅都是圆滚滚的人头。一楼坐不开，就到二楼。那些嗑瓜子的声音，沙沙沙沙就像下雨一般。黑影里，男男女女依偎着厮磨者，谈恋爱极为方便。
　　 只是县城的电影院，有两样不好处。一是需要花几毛钱，二是看不见银幕的反面。而乡下的露天电影院，是不需花钱的，也能随意观看银幕的反面。
　　 七八十年代的乡下，娱乐形式极为单调。没有火电，也就没有电视。戏匣子倒是家家有，木壳的或者塑料壳的。两个旋钮，一个调声音，一个调频道。每每调频道时，里面的喇叭就会哧哧啦啦响，产生许多乱耳的杂音。那时最爱听刘兰芳、单田芳和袁阔成的评书，最爱听马季、姜昆和侯耀文的相声。偶尔会听到民歌，或者台湾的校园歌曲，《走西口》《垄上行》什么的。还有一种艺术形式叫“广播连续剧”，叫“电影录音剪辑”。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远没有看电影有意思。
　　 那年代，一听说哪里有放电影的，十里八村的人就会聚过去。若水流灌进漩涡里，若黑压压的蚂蚁去抢食一粒大米。路远的骑着自行车，驶着毛驴车。路近的，就提着马扎扛着板凳走过去。最佳的位置就是银幕前面，电影放映机周围的地段。不远不近，不模糊也不耀眼。且能看清胶片缓缓旋转，一束亮亮的光从镜头里面射出去，扩散开来。恰恰射到那高悬的，四四方方的白布上。于是那空白上面就有了高山青松、溪涧鸟鸣，就有了飞机嘶吼，大炮隆隆。健壮的男人嚓嚓锄地，漂亮的女人哗哗洗衣。且是花花绿绿的，有颜色的。那简直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无法想象的事情。时常令我凝视着那窄窄的胶片，想从里面看出些端倪，看出些手段。
　　 不过，放映机周围的好地方总是难以抢到。除非是在你村里放电影，且要早早将板凳、椅子摆好，以免被别人抢去。甚至有的孩子为了抢地方互不相让，需要用“包袱、剪子、锤”来解决争端。
　　 若是在别的村里演电影，且路途较远，我就会催促着母亲早早做饭。恰逢冬闲时节，这种要求总是能得到满足。母亲抱来柴禾，拉动风箱。不多时，大铁锅里的玉米粥就会咕嘟咕嘟唱起歌来，散发出粮食特有的香气。一碗粥，一个窝窝头，一块萝卜咸菜，很快就风卷残云般吐进肚里。饱不饱都没有关系，因为伙伴们在院子里呼唤，因为满肚子都是看电影的欲念。若是恰逢春秋大忙，母亲就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农活。太阳落山，天色将晚，也不会回家给我做饭。此时只有饿着肚子，或者将冰凉的玉米面饼子一劈两半，中间撒一点油盐，一边嚼着，一边和伙伴们匆匆上路。
　　 踏着月光，踏着星光，趟着露水，趟着薄霜。三五成群，一路叽叽喳喳说笑个不停，就像聒噪的麻雀一般。三伏天也不怕热，三九天也不怕冷。那种看电影的欲望，简直爬雪山过草地也在所不惜。若是去得迟了，电影已经开场，就有些失望，就合计着说：“下回让铁蛋叔驶着驴车子来，他那头驴跑得快。”
　　 铁蛋叔是我家的后邻，大我七八岁。人长得黑而壮，不喜欢学习，就喜欢种地。他家那头毛驴，是一头青毛叫驴，虽不甚高大，脚程却极快。跑得兴奋时，大耳朵一抿，短尾巴一摇，四蹄蹬开，嘚嘚嘚地一路耳边生风。有时看电影的孩子多，窄窄的毛驴车上就挤了十多个。车厢、车帮、车辕、车尾巴上，都坐满了人，压得小毛驴腰都直不起来。可它还是走得很努力，穿树林过小桥，一路小跑。天气热时，跑到看电影的村子，往往累出一身汗来。铁蛋叔心疼他的驴，就在车上拉一个尼龙袋子，袋子里装一些青草。待卸了车，我们看电影，那毛驴就拴在街边的老树上，低头啃食草料。有了这匹勤劳的“千里马”，我们看电影也就极少迟到。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年冬天，去七八里外的沈庄看电影，也没有月亮，黑咕隆咚。半路穿过一大片杂树林子时，那道路就更加黑暗了，且曲曲弯弯左扭右转的，如进了迷魂阵。远处还有一只夜猫子，古怪地叫了那么几声。铁蛋叔说，这林子里有一个乱坟岗子，没有坟头，却能看见人头，白白一个骷髅，黑黑两个窟窿。吓得那些岁数小胆子小的，紧紧偎在一起，大瞪着眼睛四处搜寻。好似这林子里，真的藏着鬼魂。
　　 此时，那头毛驴竟然咯噔站住，再不往前走了，很是害怕的样子。任凭铁蛋叔如何用巴掌拍它的屁股，就是不管用。问怎么了，铁蛋叔说：“看见鬼了。”我们说：“哪里有啊，黑咕隆咚的。”铁蛋叔说：“人看不见，驴能看见。驴的前腿上，有俩天眼。”我们说：“就是那俩黑疤瘌吗？”铁蛋叔说：“那可不是疤瘌，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它们能看见。”口气神神秘秘，很是吓人。于是我们从树上折下树枝，一人一根，严阵以待。可等了一会儿，也不见鬼影，也不见动静。只在林子深处，隐隐有蓝幽幽的火星闪动，想必那就是“鬼火”了。
　　 在林子里折腾了一阵子，待赶到沈庄，电影已经开场。第一盘胶片已经演了一多半，且是我们都喜欢的战斗片，打鬼子打皇协的那一种。那沈庄是个大村子，看电影的人也就很多。银幕的正面，已没有好的位置。且有人头遮拦，我们这些小孩子即便踮起脚尖，也很难看见画面。见很多人爬到了柴垛上，墙头上，甚至是屋顶上；那些个头和岁数较大点的伙伴，也就爬到柴垛和墙头上去，居高临下地观看，城楼观战一般。铁蛋叔把驴车子停在银幕的反面，让我们几个小点的，一排坐在车帮上。他则在一旁看护着，唯恐走丢了。
　　 在反面看电影，没有正面清晰，且左右是颠倒的，也就没人喜欢去银幕的反面。可反面也有反面的好处，就是安静肃静，没人和你争抢位置。等坐得腿麻了或是烦倦了，还可以四处走动，做做运动。
　　 无论看的正面还是反面，反正内容都是一样的，激情都是一样的。回家的路上，免不了对电影的情节和人物加以评判，叽叽喳喳争吵不休。比如铁道游击队员，哪一个更厉害；比如机枪和冲锋枪，哪一个更强。现在想来，那些争执虽然没有意义，倒也热闹无比。
　　 记得有一年，父亲骑着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驮着我去别的村子看电影。也是冬天，演的好像是《洪湖赤卫队》，带颜色的。因为去得晚些，正面没有好位置，于是父亲就把自行车支在银幕的反面，让我坐在车后座上观看。他自己则站着，一手扶着车子，唯恐车子歪倒，或者我看得困了，从车子上跌下来。虽说没有风，冬日的夜也是很冷。父亲咚咚咚地跺着脚，双手揣在袄袖里。还不时将热乎乎的手抽出来，揉搓我凉凉的小手和脸蛋。那种厚实而粗糙的感觉，现在忆起来心里还有着微微的颤动。
　　 电影散场回到家中，父亲见我有些抖瑟，便抱来些柴禾，在堂屋里生起火来。我和父亲一人一个小马扎，靠火而坐。暖暖的火苗跳跃着，将我俩的影子黑黑地映在土墙上。父亲的影子摇晃，我的影子摇晃。火光映红了父亲平滑的脸庞，也映红了娇嫩的脸庞。
　　 那年代，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三四个人，一台放映机，一辆毛驴车。驴车上拉着幕布、竹竿、铁铲、音箱和汽油发电机。那发电机我们称之为“电锅”，噪音极大，呜呜呜地怪响。但却可以神奇地让胶片缓缓旋转，让白炽灯泡熠熠明亮。
　　 哪个村里来了放映队，哪个村里也就热闹起来，尤其是那些好动的孩子们。蜜蜂采花一样，围着放映队嗡嗡地转。看着队员们拿着大铁铲砰砰地挖坑，埋竹竿，再用滑轮将幕布和音箱吊在竹竿上。之后就是将放映机摆在长条桌上，调好镜头的方向，再卡上胶片。那年代胶片很稀缺，往往一部电影会反复放映半月之多。若是些戏曲片，尤其是古装的《春草闯堂》《铁弓缘》什么的，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看得厌烦。若是战斗片、反特片，玩枪动炮什么的，我们就会追逐着，一看就是四五遍。今晚东村看，明晚西村看。
　　 岁数大些的铁蛋叔，那欣赏水平就比我们高一点。他喜欢看有故事的故事片，《牧马人》《大桥下面》《红牡丹》之类的片子。尤其喜欢“红牡丹”，追着人家看了十余遍，如蝇逐血一般。又将那“红牡丹”的印画买来，贴在墙上痴迷地看。我的母亲就开玩笑说：“铁蛋子，嫂子给你介绍个对象啊。”铁蛋叔问：“哪个村的，好看吗？”母亲说：“就俺娘家那个村的，长得可水灵了，跟电影上的红牡丹一模一样。”铁蛋叔知道是一句玩笑话，就红着脸咧着大嘴笑，说道：“人家那么俊，咱可攀不起。”说完低下头，心事重重的样子。
　　 可大多数时间，铁蛋叔还是开朗的，喜欢领着我们这帮小孩子，一起砍草，放羊，摔跟头，下河洗澡。每每看电影时，我们也总是缠磨着他，让他领头走夜路。有了他的引导，去哪个村子都是轻车熟路，都不会迷路。即便看见鬼火，听见夜猫子叫也不会害怕。若说我们是小卒子，那铁蛋叔就是大元帅了。
　　 《少林寺》之后，武打片就火热起来，噼里啪啦拍了很多，大陆的香港的。一年夏天，放映队去了河西的冯庄，晚上放映《少林寺弟子》。铁蛋叔早早得到了消息，一擦黑就吆吆喝喝，将我们这帮毛蛋孩子组织起来，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往冯庄进军。
　　 其实那村子并不远，就在我们村西边，隔河而望。若游泳过去，也就三里多地；若走南面的小桥就远了许多，绕来绕去足有六里多地。于是铁蛋叔决定抄近道，穿过翠绿的豆子地和谷子地，径直走到河水边。偏偏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河水满涨，最深处能没过铁蛋叔的脖颈子。虽说我们这些岁数小的，多少也会点狗刨，可铁蛋叔终究不放心。他光溜溜脱了屁股，让我们骑在他的肩膀上，将我们一一驮了过去。稳稳当当，老水牛过河一样。黑夜里也没人看见，我们都光溜溜地吹着晚风，在浓密的庄稼间，沿着小路迤逦而行，一路走一路说笑。直到身上的水珠风干后，才将背心和裤衩穿上。
　　 那时候铁蛋叔还没有意识到，这窄窄的浅浅的河，竟成了他一生的阻隔。
　　 不知为何，那个夏天之后，铁蛋叔好像忽然长大了，成熟了。大裤衩里，很文明地套上了小裤头。还买了一条绿色针织裤子，每次赶集上店就干干净净地穿上。看电影也不喜欢点将带兵，总是光杆司令一个偷偷地溜走；或是推脱干活累了，不愿出门。神神秘秘的，变了一个人一样。后来听母亲说，铁蛋叔谈恋爱了，姑娘就是对岸冯庄的。人挺苗条，模样也不错。俩人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认识的，也每每借着看电影的机会，偷偷约会。高粱地里，芦苇荡里，哪里隐蔽哪里去。
　　 可铁蛋叔的父母皆是盲人，家中极其贫困。那女方的家长也就极力反对，开出六千块彩礼的天价，想让铁蛋叔知难而退。可父母的冷漠，并未浇灭两个年轻人的热火。两人依旧偷偷摸摸，藏藏躲躲，黑灯瞎火的往树林子里钻。
　　 一年冬天，放映队又去河对岸的冯庄演出。我们就缠磨着铁蛋叔，领头过去。铁蛋叔懒洋洋地歪在炕头上，还是用那些老套推脱，说道：“忙活了一天，累了，不去了，不去了。”我们说：“大冬天的，你忙活吗，不就是过晌放了一会羊。”一拥而上，扯起他的胳膊往外拖。铁蛋叔就憨憨地笑着，领着我们乱哄哄去了。还是走近道，从小河里穿过去。那时河水很浅，且结了厚厚的冰，圆圆的月亮照在上面，银光闪闪。冰面很窄，两脚一出溜就唰地滑过去了。爬上河堤，沿着窄窄的小路，不多会儿就进了村子。
　　 大街上黑压压的人群，罐头瓶里的带鱼一般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正片还未开演，演的是加片——就是在正片之前加演的宣传短片，农业科技，文化教育，计划生育什么的。小孩子觉得没有意思，也就不怎么看，只眼巴巴地等待那正片开演。那晚演的是豫剧《七品芝麻官》，很幽默很有意思的片子。只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并不甚喜欢，打打闹闹，跑跑跳跳，借以驱寒取暖。
　　 一开始，铁蛋叔是和我们站在一堆的，不知何时凉锅贴饼子溜了，想是又和人家大姑娘约会去了。于是我们几个人电影也不看了，走到村外去踅摸。村外的农田光秃秃一片，完全没有夏日的遮掩。麦苗上的薄霜，在月光下闪着幽弱的光泽。田地间看不见人影，我们就悄悄摸到河边去。河坡上的柳林下，果然影影绰绰两个黑影，相互依偎着，紧紧搂抱着。不懂事的我们一阵咳嗽，吓得两人赶紧分开。铁蛋叔大声笑骂，那女孩受惊的野兔般急急走下河堤，消失在了月光里。看背影高高的个子，很是苗条。
　　 谁知那场电影散场之后，铁蛋叔和那个姑娘也就散场了。听母亲说，姑娘被他爹锁进了小黑屋了，就像锁小狗、小兔子一般。第二年春天，那姑娘就嫁到了河北临西那边，嫁得很远，音信杳然。铁蛋叔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不再领着我们去放羊，去割草，去下河洗澡；甚至看电影也不再领着我们去。他自己也不去，真的不去。整日里绷着厚厚的嘴唇，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说笑。我们也不敢和他玩闹，只是看见他那愁苦模样，心里也感觉有些发涩。
　　 如今，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再也看不见银幕的反面。甚至我对电影基本失去了兴趣，极少观看。只是那些与露天电影有关的情景和故事，沉淀于心底，坚硬的壶锈一般难以除去。又像沉积于河底的淤泥，软软的湿湿的，生长着飘摇的水草，藏匿着滑溜溜的泥鳅。
　　 铁蛋叔也不再看电影，整日低头忙于收拾土地和打零工。他在三十多岁时，才娶了一个患有哮喘病的女人，有了孩子和家庭。我的父亲患了腰腿病，再不能劳动，再不能骑着他的老自行车去看电影。那些小时候的伙伴，那些喜爱电影的毛蛋孩子，也都不再年轻，不再喜欢看电影。仿佛他们的生活，不再需要娱乐，不再需要那些虚无的声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