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发问别人，发问成为一份至高的权利，让你占居在主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显出优势：你问过河水，问过森林，问过草原，问过高高的楼房，问过那些发财的富翁吗？它们显然不会理睬你，甚至将你当成一个疯子，把你的问题深深地搁在一边。
　　 总爱责问的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疯子。
　　 反过身来，你又问过自己吗？
　　 你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地球，在世界的一个点上吗？甚至是身体里的墙壁开始倒塌时，你问过哪一片落叶的姓名？问过脚下被你踏倒的草，理解过被折断的疼吗？甚至每一头相向而来的牛羊，每个人从你身后追超而过的人，他们的心里会记得你吗？
　　 陌名的语境，从不认识的人，梦见过的事，你问过它们吗？
　　 我认识的一个老人死了。他是我原来连队的老职工，偶然相逢后，当过我几年的朋友，是忘年之交的那种。虽然离开多年，可是多年来，我仿佛还在那里没走，就一直活在这个很不出名的这个连队里，活在不相信他已死去的愿望中。他死的时候，我们都去给他送葬，收拾房子，焚烧衣物和书，我专门留下一本我以前送给他的书，算是私下里经过他的体温后，这本被赋予新生意义的书，又重归于我去继续保存和阅读的纪念物。
　　 在收拾他的家当时，放在最明显处的铁盒子里，装着他最喜欢的一块怀表，半截链子都断了，布满黑色的斑驳，像一根被时间用力风化的记忆。拿在手里，我正反两面翻转着看，表蒙子被磨蚀的模模糊糊，伤痕累累的样子，像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人身体，不用心去看，几乎看不到玻璃蒙盖下面的时针数字。只有杯表的背后，还保持着平整的光面，像新出厂一样，保留着肌肤的细腻。仔细看时，才发现，背后有一个用刀子或硬器用劲刻出的一个“云”字，还清清晰晰地留在那儿。
　　 这块表是老人儿子从窗台上一个锁着铁皮盒子里找到的。拿着怀表，他儿子晃了一晃，捏着手指轻轻地拧了几下发条，然后拍一拍，拧完后既没有发条的力度，也没有齿轮发出的声音，秒针更是止步不走。也许这只表早就坏了，现在又死了，或者只活在老人的心里。他儿子说，这个云是谁呢？他知道，他的妈妈肯定不知道，全世界只有他才死去的爸爸知道。杯表和表底的名字，还有爸爸，他们一起死了。
　　 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谁去向一个死者发问？
　　 谁还会要这块老旧的杯表呢？现在的电子表、手表、手机、电脑和IPad等等数码工具，哪里都有时间的刻度和跳动的时间，能看时间的工具多的是，所有的表只是一个装饰物而已。这块怀表的存在在，只会成为老人过去的生活，成为一个死者心窝里的温暖。它曾经陪着死者拥有着幸福一辈子的情感，这种感情也只有老人感受的到，根本其它人去理会和注意，表上的时间，只对某个人的感情是特定的。
　　 还有一封信折叠得整整齐齐，有些发黄的纸张不用看署名，就知道是写了很多年，又被读了很多年的信物，纸脆面毛，是抚过折过的次数过多，才会被揉得皱皱巴巴。我想，这封信，起码会读过1000遍吧。信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的那种牛皮纸。没有邮政编码，邮票是当年举着镰刀斧头的画面。写字用的纯蓝色墨水，字体显得瘦长细腻，甜美舒展，是显出练过艺术书法的那一种美，字迹工整得更像是用电脑打出的仿宋体。这种不是用碳素硬笔的书写，根本不是现在人能写出来的字体，真好看。还有一枝断芯头的铅笔，和怀表一起放在窗台的铁盒里。
　　 窗台下面，就是老人睡了多年的老木床，刷过的红油漆掉了不少。
　　 老屋很沉闷，像一块压人胸口的铁块，他儿子就随手打开了老人留下的收音机。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播人的声音刀尖一般的清脆洪亮，不紧不慢，充满着正义的感觉和希望的引导。
　　 怀表、信笺和收音机，胡乱无序地被摆放在一张小小的茶几上，还有床头上老人那张笑容满面的年轻照片，一会之后，都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共同不知归处的命运。窗外的雨下的你你你你你你，打的泥土发出不不不不不；风吹出了发发发发发发发，树叶发出大大大大大大的脚步，这才是大地真正的声音。是人在走，还是时间在走，可能，他们都在走，是结伴而走。收音机的新闻在继续播报，是国际大事，是国内大事，说着几个非洲国家元首正在北京访问的事。仿佛，世界上一个人的死去，都在收音机发出的字句中，漫不经心，成为与大家毫无关系的旁物。
　　 想起和他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乡里工作的年代。有一只羊在默默吃雪，冬天的寒风中，羊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甚至被放牧的主人忘记在这里。这雪的羊一点也不着急，用力地刨开雪，继续寻找每一片能吃的草叶，埋在雪下的果实，然后又默默啃食着大地上的白雪，它把这里当成一国际饭店，舒服尽兴地又吃又喝。它的主人就是老人，老人返身回来找羊，我们就在共同赶羊的路上相互认识了。也许都很寂寞，我们说了很多，先是无聊的话，然后是有聊的，谁知越说越好，说的时候里才知道，这是一个读了半辈子四书五经的老人，当过国民党时期的警察，最后被判服刑。真是命运不济，他只能和不爱读书上学儿子一起，卷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曾经呆过的乡下养羊挣钱。
　　 那一只不肯走的羊，倔强的性格随了主人，肯定和它的主人有一样的想法，多吃些，快长些，能多赚些钱出来，好让主人能快点挣钱，能带着老伴过好自己的后半生。
　　 羊不知道，自己肥胖起来，命运就注定了。它是等不到春天的到来，也许，没几天，就会成为城里餐桌上的美味，它已经吃不上新年发出的嫩草绿叶。
　　 回到县城后，老人也回了城，人老了，干不动了，有时还是儿女的累赘。我去老人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老人会让老伴炒一盘油花生，洒点盐巴，喝当地酿造的粮食酒，几杯下肚才开始谈文论诗。话一多，我就知道，他写过不少文章，可惜只能堆放盒子里，从没有发表和出版过。有时，老伴用这些纸张去引火，有字的纸绵软易燃；有时，也把纸剪成方块形，放在厕所里用，我每次解手时都是一次阅读。他认命了，以他这种成份不好的人，又住在一个小县城，年纪大了起来，想通过文学的途径得到社会认可，在当今就是万不可能的事。可是，他却从不沮丧，尽管写过的纸命运已定，他还是继续写，用于安慰自己的余生。况且，他很明白，如今靠文字去讨生活，根本行不通。我读过他写的文章，人老了，文也老了，内容古板，和他的人一起随着时代已然老去。
　　 没几年，他就因为生病卧床不起，从此床头上多了一台儿子买来的收音机，多了一样能装着他过去历史的铁皮盒。我去的时候，他家里很少有人，老伴出门给儿子带孙子，就把做好的饭放在窗台上，然后让他好好地守家。我很怪的是，他每天多出来的时间，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有时，问他，他不说。问的一多，他就说：熬！
　　 我觉得，他这么一个情感细胞的老文化人，躺在床上是等死，活着就是折磨，绝对日子过得苦，就在单位找些杂志和报纸带给他。问过他最想做些什么，他苦笑着说，胡思乱想，混吃等死，最好快点死！声音很洪亮，绝对没老。回答的内容铿锵有力，却让人听着心生酸楚。我不禁联想到了自己注定要来的老年。
　　 他的离开真是一种解脱。我没有多少痛苦，反而替他庆幸。人真到了晚年，当个无用之人，最好少给家人添加麻烦，也不给自己找烦恼，何乐而不为为呢？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真正病了，不治疗、不住院，甚至不吃药。走了以后，起码能给孩子留下一些丧葬费，能让孩子不跟着他受罪受苦。他曾经告诉过我很多次，他就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受苦而来的，就是为了生命磨练而来的，就是承受身体之难而来的。人活到最后，可能没有什么能比学会安慰自己，学会承受该来的东西，更能显出生命的智慧。
　　 谁的老年都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开始，都是面对艰难却又无奈的等待。这一切，只有他知天地知。我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听着，用他的想法，去解读身为普通人并不顺利的结局。
　　 最后那二天，他居然能够坐在床沿边，让人怀疑他的病是不是突然好起来了。他看着窗外每个县城都有的北京路，看路上的车水马龙，看走来走去快步的人。我也把头伸过去，一起看着外面，我看到院子的水泥地上，一个胖腿的婴儿，正在年轻母亲双手的搀扶下，开始步履蹒跚地学着走路。
　　 你看，人都是从学会走路开始的世界。这是他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
　　 我没有回答。其实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走，而是走向哪里？是远方，是家，还是归宿！也许都有。
　　 这就是一个逝者的人生，一个老人的终结时刻。
　　 面对一盏即将熄灭的灯火，你问过他吗？
　　 那一年，是2023年。一年的日历，很快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在这年的最后几天，我觉得它的尾声，将随着过年的焰火高潮而过。我想着回家了，急切地产生着这种想法，回哪个家？记忆中连队的家，父母城市的家，父母故乡的家，还是我自己的家，或者是命运的家？
　　 请让我回家吧！回家是一种被我执着了半生的大事，是一生努力的目标。在没有了母亲的家门前，那怕跑去看一看，路过一下，不管是灯亮，还是黑着，看过后，就能让我不再伤感。
　　 我不知道，哪儿才是家？看似哪儿都是，哪儿却又都不是。任何什么时候，没有母亲的家，便从此没有了家。
　　 家是什么，我继续地问着自己。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