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大师侯宝林在他表演的节目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每个人都会做梦，做梦谁不会呀。”是的，我也会做梦，并且做过不计其数的各式各样的梦；不过，醒来的时候，除了文学梦，其他全都是一场空。
　　 文学大梦这一做就是几十年，如今也醒过来了。揉揉眼睛，回味一下，其实也是一场空。所以决定最后再写一篇文章，总结一下，从此就不再码字了，就像赵本山在他的最后一场春晚后说的那样：“在今后的小品舞台上，就不会再有我。”我虽然不想再继续码字了，但不影响我看别人码的字，不影响我对文学的钟爱。下面就是我的总结，题目就叫《我的梦》吧。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武子成，曾是在我县范围内有点小名气的农民业余作者。我爱好文学，确实是从小就受了他的影响和熏陶的缘故。他开始练习写作显山露水的时候，正是我的小学时代，我经常为他誊写稿子，有时在誊写的时候不经他允许擅自做些小改动。改得好了，被夸奖一番，改差了，就挨顿训斥，总之受他的熏陶很深。他呢，也是极力想把我拉到那条路上来。但是，说实话，他的写作水平、写作风格及写作路子，我基本是不赞成的。不怕谁笑话，我与我父亲的观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两拧的。所以他在世时，我连一篇稿都没投过。我不想让他认为，我若能写稿或能登上稿是借了他的名声，我更不想我们父子同时出现在某个文会上。若是他今天仍然健在，我的作家愿望肯定是实现不了了。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作文写得好”被全校老师和同学所公认，我的作文总被语文老师拿到各个班级当做范文巡讲；我毕业离校后，曾有一位下一届的同学（我忘不了他的名字，他叫吴俭，家住团结乡，离我家三十多里），找到我的家里，讨要我的作文本。但是现在看来，那些作文登登学校的黑板报还行，若是变成铅字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中学时代文科成绩的突出，曾让我飘然地做过多少次同一个美梦：将来上大学，多读书，当作家，世上留名。
　　 可惜，由于我生长在偏僻落后而又穷困的农村，我们家弟兄很多，花费很大，却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以“半拉子劳动力”的能力养家糊口，贫穷的大包袱总是卸不下来。我能上初中，已经比几个弟弟便宜多了，咬着牙支撑到毕业，又恰逢学习董家耕到农村炼红心的高潮已经掀起。我便立即回家参加了农社，经风雨，砺意志，当上了战天斗地大军中的一名马前卒。
　　 那时候，农村一年四季的活计全都是手工劳动，几乎是千年一贯制那么原始。至少在我入社的最初的那几年，除了天上的飞机，听不到其它任何机器的声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盏光亮比黄豆粒稍大一点的煤油灯，凭着供应本上每月准买的一斤煤油，陪伴着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夜晚。若说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除了一年能看上几场露天电影之外——这是县放映队带着发电机来给放映的，余下的消遣就是夏坐树荫走五道冬靠墙根扯闲篇。而我的唯一爱好就是看看书。家穷买不起，只能四处借，然而，在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下，能寻觅到的书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我看过的书中，陶承的《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给我的印象很深，并且触发了我也仿照人家的写法，写写自家的想法。但那是非常时期，正搞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父亲正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着群众的监管；对我来说，只有检讨书和学习毛著的心得可以公开写到纸面上，其它的东西只要在白纸上变成了黑字，就意味着开始孕育灾祸了。别说外人，就是父母也不让我写东西──父亲既希望我当作家，却又怕我写啥，这是多么矛盾的心理呀！当年两间半房子的家，哪里也存放不了几张带字的纸。
　　 我曾在距我们家乡一百里路的四平市为队里掏过十几年大粪，最后的两年是住在生产队专门给我们盖的小土屋里，自己办伙。那是个难得的避难所，并且有很多业余时间。和我一起掏粪的人，都干不长久，隔些日子便换换班，只有我是常驻大使。他们初来城里，在劳作之余就去逛大街，总是剩下我一个人呆在屋里。“写点啥”的闲心便又躁动起来。
　　 我在内衣里面缝了一个大兜子，把写出来的东西装在里面，写好一张就装一张，昼夜不离身。即使这般小心，最后还是出事了。
　　 那时候我也年轻好动，干完活以后，时常偷爬火车到其他城市去“开眼界”。有一次，我领着两个从小一起滚大的伙伴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直达客车。车过了铁岭站，开始验票，因为没票，遭到搜身。俩伙伴兜里没钱，挨顿斥骂就过去了；而我的“秘密”被搜了出来，把我带到了乘警室。把我的宝贝没收了，并叫我写下了姓名住址家庭情况，之后把我放了出来，说：“你听候处理吧”。我被吓得魂飞魄散，天天等着挨抓。还好，一直到今天也没人来抓我，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瞎划拉”了。
　　 在我已经有了整整20年“农龄”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家乡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身自由了，业余时间多了。这时村里又通了电，有了电，文化生活立刻丰富多了。这回，我的中学总算没有白念，肚里的那点墨水派上了用场，队里安排我当了电工。我从偏爱文科到实践理科，从小队到大队，最后到乡电管站。这一干，我就又有了足足20年的“电龄”。我对电的第一利用就是比油灯时代多熬点夜。电管站里有一套收电费用的微机和打印机，但只能打字却不能上网，这台机器归我使用，因为我是站里的会计兼二次发行专责人。我在班后的时间里充分地利用了它。
　　 这电脑真是个好玩意儿，屏幕就像一张大白纸，愿意打啥字就打啥字，随便修改，不留痕迹，保留起来，永不丢失。用电脑写点啥多好啊？应该说是电脑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写什么呢？这又得多亏我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长达十八年的政治帽子虽是戴在他的个人头上，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们家的那些破事就是最好的又是最现成的素材。但是当时写这个还是有思想顾虑的，怕让人抓辫子。所以我的写作是极端保密的，哪还敢想要发表啊，只是想自己留个纪念而已，至多让我的几个兄弟看看。我就像陈然印《挺进报》一样，打印了几份。没料想，给我的弟弟看了，却都很不赞成，认为写那个有啥用？文字祸还少吗？我说：现在都解放了，我写的又不是翻案，更不是反党，怎么就写不得？你们反对，我反倒豁出来，拿出来一篇亮亮！就这样我投出去第一篇稿，给了县文联的《梨花报》，没想到，首发命中，给我登了。受到了鼓励，就接着写，接着投，结果是：没有写废的。
　　 我一连写出了十几篇怀旧散文，也淘尽了我数十年的生活积累。青岛作家尤凤伟曾说：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写自己，二是写别人。因为我受文化水平生活环境的局限，只能写自己。记得中学时代，我的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就说过：写你最熟悉的事，写你印象最深的事。那么，符合这两个要求的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自己家里的那些破事，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可惜我既不会组织材料又不会安排情节，写的既短小又直白，没有多少艺术性和耐读性。把素材写尽了，作家梦也就做不下去了。写出来的东西能在本县文联办的一份级别低得不能再低、只在圈子内交流的小报上发一下，就把我乐了够呛。
　　 发了几篇稿子之后，就给我带来了又一个结果：我结识了一些文友。当然他们的地位和成就都比我高得多，但是他们与我都是平等相处，不小瞧我，这一点使我很自豪。使我这个井底之蛙也能荣幸地趴到井口上，向外面的天空看上一眼。
　　 2008年我们县成立了作家协会，我的名字忝列其中。六年后，2014年，我持竽混进了吉林省作家协会。回想二十年爬格子历程，不敢说笔走龙蛇，却也是辛勤耕作。写出来的东西谈不上有多大影响，但也忽悠来了几多真诚的读者。我从当年不谙世事的傻小子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脸皱头霜的老头子。我知道我老了，快要寿终正寝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第一，我对起了我的父亲，我真的在他所期望的道路上走了几步，一现昙花，并且还为他出了一册纪念文集；第二，我已经如愿地将我的一些值得回味的事情写了出来（这都是以前想写而不敢写的），可以自我留念；第三，我结识的文友们，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以前对农民的印象：我们农民在面朝黄土背朝天之余，也有着与他们相同的爱好，我们也可以用握锄的粗手，偶尔耍一下笔杆子。
　　 在我结交的文友中，在这里最值得我一提的，是一位真正的农民作家，名叫赵林祥。他是陕西岐山县人，两岁丧父，十岁时因屯医的一针链霉素，给他打成了无声世界。因为听不见老师讲课，被迫退学。仅仅上了三年小学。靠种地和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上学的孩子，妻子有病。这样艰难的境况，他完全可能演变成一个文盲苦力，然而他凭着顽强的毅力，靠自学拿下了大学文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各类文章，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受到过江泽民主席的接见。他才是我们农民的骄傲。和他相比，我仅仅是一只蚊子而已。
　　 我结交文友，并非趋风附雅，沽名钓誉，仅仅是为了向人家学习。我深深地知道：追星永远不能把自己也追成星，若自己也想当星圆梦，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自己艰苦执着的不懈努力。
　　
　　 202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