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算是规律吧，一些富裕的国家，人丁却不够兴旺，而一些贫穷的国家，孩子却一窝一窝地生。我们也经历过困难，曾感到孩子多的压力，因而实行了计划生育。只是现在全民脱贫了，可以多生几个孩子了，出生率却始终提不上来。不知道这跟上面提到的所谓规律，是否有关。我对于这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这引起了我对曾做过的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回忆。
　　 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被调到我们企业的计划生育办公室。编制就两个人。主任是一位大姐，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绝育了。我呢，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没交女朋友。当时的结婚年龄是女十八，男二十，男的二十三结婚，在分房等方面就可以享受晚婚待遇。我自然是典型的晚婚了。人们都说，主任和我代表绝育和晚婚，干计生工作是最有说服力的。
　　 我一开始的具体工作就是调查基本情况和发放避孕工具。职工的基本情况，可以让各个基层工会主席去调查，职工家属的基本情况，就得由我下去挨门挨户统计了。当时职工家属还没有“走五七道路”，没上班。职工家属中的大姨大嫂们，与我的关系还不错。1960年大搞城市人民公社，我们企业分担了一个分社的建设任务，一开始，只有一名社长和我一名工作人员。具体工作都是由我来做，像结婚登记，民事调解，开各种介绍信，等等。大姨大嫂们有事就找我，对我都比较熟悉。
　　 当时，我们企业只有两千多职工，住宅比较集中，我拿着调查表去敲各家的门，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只是我不喜欢主任大姐规定的调查内容。她说，去吧，年青人还那么封建！那时候一些妇女还没有现在开放，不过，她们也不懂得什么叫隐私，什么叫性骚扰。当我照着登记表的项目，问她们“用什么方法避孕”、“几个月没来月经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们都瞅着我笑，大概是觉得从一个大小伙子的嘴里，怎么会冒出这样的问题呢？不过，她们还是能够认真回答的。我当时也很单纯，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尴尬的。从经我的手里发出的避孕套的数量看，我们的工作还是挺有成绩的。那时候文化娱乐生活很贫乏，夫妻间最通常的娱乐方式，就是使用避孕套了。
　　 提到计划生育，使我想起了二表哥的计生方案。二表哥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每天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到他们那里去做客，发现他们那里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是人丁却很兴旺，有些人家甚至有七八个孩子。这些家庭一般都是男人干农活，女人忙家务。二表哥对我说，男人都发贱，要是把那东西都割掉，就一个人，谁也不用整天累死累活的了。我知道他说的“那东西”是指男性的生殖器。二表哥一家八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挨累是免不了的，发点牢骚也很正常。他在那个年代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说明他比某些政治家还有远见卓识。当然，他的计生方案是在走极端。但是，如果加以修正，还是可以供有些制定政策者参考的。受到二表哥方案的影响，文革时期我有些极左，有些激进。我想，如果派人拿着劁猪刀，去把美帝、苏修那里的一些当权者的“那东西”都割掉，使他们后继无人，显然是大快人心的革命行动，只是操作起来不够方便罢了。但我们把国内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那东西”都割掉，那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无产阶级专政嘛！那不但可以起到节制人口的作用，而且对将要出生在那些人家的子子孙孙，也是一种解脱。不过，“走资派”以后落实政策还要官复原职，“那东西”割掉了却是无法复位了。马寅初的遭遇告诉我，这样的计生方案还是不提的好。
　　 那个年代，再好的“方案”也不是可以随便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寅初老先生就认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控制人口刻不容缓。后来他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新人口论》，结果引火烧身了。当时我订一份《光明日报》，因而看过那篇放在第二版上，用小四号铅字印刷的论文。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是，大跃进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认为“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认为人多是好事。马寅初提出要控制人口，显然弄拧了，挨批是免不了的。结果就是“错批一个，误生三亿”。
　　 “错批一个”可以平反，“误生三亿”却无法“遣返”了。以后当局认识到不能人口膨胀过快，不能再“误生”了，就搞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误生”扯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如果当初能够听听马老先生的意见，现在可能还是一对夫妻一对孩呢，那该有多好啊！
　　 马寅初是大学教授，北大校长，半文盲的二表哥与他是没法相比的，尽管他们都同时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不过，二表哥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他不像有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忧国忧民。他并没有把他的计生方案提给哪一级组织，因而他为自己保了险了。
　　 还有一个计生方案是属于某李姓教授的，尽管她可能没把它作为方案提出。李教授是同性恋的代言人。赵本山有一句台词说小沈阳是“屁精”，曾经惹恼了李教授，非让赵本山道歉不可。“屁精”是同性恋的专有称谓，小沈阳资质不够。我想，如果我国有一半成年人口，能够融入李教授的“屁精”群体的话，完成计生任务就不在话下了。同性恋既可以使激情得到发泄，又可以使生育得到节制，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用“屁精”的方式节制生育，比起二表哥的方案要高明多了。欧美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可能就是由于他们的“屁精”文化普及得比较好的缘故。但要提防某些官员为了完成计生任务，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人们成为“屁精”。
　　 1963年我离开了计生工作，不过，由于曾做过计生工作，我常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琢磨与我接触的那些人，总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误生”的。现在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我想，人群中最多的还应该是“误二代”。多么希望这些“误二代”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再“误”一把，在国家的添人进口方面，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