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析十九）意识流小说的局限与失误
　　 卜奎老人（编著）
　　
　　 20世纪的上半世纪，小说史上出现的这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于它，在初期虽然也曾引起过争论，但是，很快地它便在小说艺术领域里，占据了一席地位。从内容上看，它传神而深刻地表现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心灵的惶惑与震荡；而更重要的是，在技巧上它为小说艺术增添了诸如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转换等等新的技巧。
　　 由于它的出现与扩展，是以一种突然、迅猛的流行的形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肯定它的评论盖住了对它的细致分析。在中国，对意识流小说先是简单而粗暴的否定；改革开放后，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引进并评价它，也来不及作深入的分析。
　　 其实，小说艺术历史已经对它作了结论：从后世小说家的创作中，对它的承继与扬弃，就足以看出它的成绩与失误。为了全面而准确地承继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在肯定其优异之处的基础上，分析一下它的失误与纰漏，也是必要的。具体说来，意识流小说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品的可读性
　　 文学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更严格地说，是必须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再创作，才可以产生诸多效应的。读者不愿读的作品，难以发生社会效应，很难说是好作品，所以，好作品要有可读性。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小说是有它特定的本质的：它在相应的环境描写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刻划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广泛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是小说的根基，离开它太远，便改变了它的性质，取消了这种文体。
　　 意识流小说家本着反传统、反人物、反情节（有人极端地打出“反小说”的旗帜）的原则，来写作小说，他们首先抛弃的就是情节。这些小说，情节特别简单，没有足以吸引人的、连贯的、曲折的故事。意识流的最高成就――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洋洋百万字，只写了三个人物在短短19个小时内的活动。不用说一般读者难以捧着它一直读下去，就是研究者读完它怕也要拿出极大的耐心。再高超的作品，如果失去读者中的大部分，它的社会效应从何谈起呢？宽容些说，如果有几部这样的实验性、创造性的作品，还可以算作正常的话；而一旦这类作品生产过多的话，则应该自成一种文体，不该再叫小说了。至于这类作品有没有读者，能否得到发展，那就得由历史决定了。
　　 乔伊斯对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所主张的“完整、匀称与辐射”的美学原则十分赞赏，并将此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艺术原则应用到不同体裁中去，要根据该体裁的特点，作个性化的处理；机械搬用，硬性体现，值得推敲。
　　
　　
　　 二作品的解读性
　　 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使他读得懂。“老妪能解”、“雅俗共赏”的境界，向来为优秀作家所追求。小说是群众性、普及性很强的文体，几乎绝大部分名作，都使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能够读得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大家，并不认为普通人读懂他们的小说会有损他们的声誉；相反，他们会因此而感到成功。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小说内容的浅白直露。那些蕴含生活哲理、潜藏深层感悟的内容，应该是小说作品的精华。但读者希望小说家表现这些内容时，能够从生活出发，深入浅出，找到与读者沟通的途径。
　　 意识流小说大都晦涩难懂，有的内容即使是专家也不得要领。《尤利西斯》的中译本，注解字数将近原作的一半；一般读者即使看了注解，也未必弄得懂。对高深的科学论著来说，加些注解尚属正常；一部应该以通俗易懂为宗旨的小说作品，加了注解还弄不懂，很难令人肯定。
　　 在透露写作动机的几个场合，乔伊斯曾表示过，《尤利西斯》是“一部百科全书”；他还说过要在小说里设一些别人搞不清的谜局；他也说过《芬尼根的苏醒》，要人们“三百年后才读懂”。名人名家的地位太高了，非一般人所敢于冒犯，怀着这样的动机写小说，我们很难赞赏。
　　
　　 三人物的典型性
　　 小说塑造典型人物，是它的核心特征。古今中外的小说精品，无不是刻划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才得以受到肯定和得到流传的。这些典型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又体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铸就的共性。他们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使读者感到亲近的人物。
　　 意识流小说主张“反人物”，其实他们成功之处，还要仰仗着人物。他们所写的人物心理，岂能离开人物本身？意识流的“意识”，难道不是人的意识？李维屏先生在评价《尤利西斯》时，写道：“乔伊斯成功地发掘了人们头脑中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广阔的领域，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深刻地反映了爱尔兰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纷乱复杂的心理结构。”
　　 应该说，这种心理结构的表现，是与传统写法不同的，它体现为一种抽象的、象征的模式。意识流名家的重点作品，确实写出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典型心态，也在一定角度上写出了社会的集体潜意识。在小说艺术领域里，应该有它们的一席地位。
　　 但是，意识流小说家完成的，只是小说的艺术使命中的一小部分。还有那大大的部分，是靠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手段的小说家们去完成的。小说的特质，要求不同时代的小说家，用个性鲜明的、体现特定历史社会本质与规律的、可亲可近的典型人物，来使读者从中发现自己。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智力与精神不正常的人物的典型性如何判定？意识流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智力与精神缺陷的人，如果从抽象、象征的角度去看，尚可理解；但要面对那么多的此类人物，落实一些去分析，怕也不得要领。西方现代社会，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体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非“痴、呆、疯、傻”所能概括。小说要的是“人生图画”，不要“医学病例”。
　　
　　 四行文的逻辑性
　　 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亦即逻辑性，是该事物存在与运动的不可违背的轨迹。当然，在主干明确的前提下，局部的颠倒、串动、联接、空白都是被允许的。意识流中的自由联想、时空跳动等等技巧，对传统的按部就班的平实表现是个很大的突破，也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但是，真理再前进一步便成了谬误，上述技巧用得太滥太过，便破坏了小说的整体表现。
　　 意识流小说的行文顺序，常常被滥用的、过度的跳动与转换所搅乱，使人无法解读。
　　
　　 五语言的规范性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它是语言艺术。语言文字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规则，那就是约定俗成。只有参与的人们，都遵守一个规则，才可以交流。尽管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习俗、不同行业的语言，有某些差异，但基本的规则还是个不可超越的界限。一定民族的语言，是以文学名著为样板的，因为它是作家从生活语言中提炼的结晶。文学史上，还没见过破坏民族语言的成功作品。
　　 意识流小说随处可见不合语言规范的例子，只有极少处是内容表达的必须，余者则值得考究。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总该用正常的语言来思维和表达；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的内部和外部语言，也大都是正常的。文学在社会语言规范过程中，应起到示范作用，难道写名作非得把语言搞乱不可吗？
　　 乔伊斯的《芬尼根们的苏醒》，大量使用杜撰的词语，其中有的部分用了18种语言，使本来含糊艰涩的作品，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侯维瑞先生评之为：“使它失去了广大读者，而仅仅在少数专家学者案头增加了一堆故纸。”
　　
　　 最后，应该探究一下意识流小说所以产生上述失误的原因。
　　 1,它是一次突发的文学运动
　　 文学史的实际表明，任何一次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革，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跳跃式的文学运动，并不多见，而现代派的出现与发展，恰恰是这种跳跃。20世纪初，西方的惶惑而震荡的社会心态需要反映，传统的表现模式并非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现代派文学却抢上阵来。这是一些激进而偏执的作者，他们在较多的情况下，以个人的体验代替他人的体验，片面与极端在所难免。
　　 2，它是一次流行式的文学运动
　　 流行，常常是一哄而起，形成热潮，不可阻挡，不容匡正。现代派文学出现，虽遇抵制，但它形成气候之后，却是不容规范的。在一定的流行热潮中，时髦的就是好的，谁不写、谁不读就是落伍。外力干预，无能为力，只能任它自生自灭。
　　 3，这是一次标新立异的文学运动
　　 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的小说成就，正规的、艺术的超越绝不可能；意识流小说家们只好走捷径，使斜招：不分青红皂白，先打倒对方，尔后我的就是正宗。
　　 历史是最好的评判员，从当今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意识流小说所存留的影响，就可以评定它的功过：它在刻划人物心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创建了一些技巧；它的过分的、极端的写作方式。已为小说历史所淘汰。
　　
　　 本节参考文献
　　 柳鸣九主编：《意识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