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退休后，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我不爱打牌，不爱旅游，也不爱琴棋书画，只能看看电视，可看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痛，头晕脑胀，所以对电视也很快没了兴趣，便整天窝在家里发呆。
　　 孩子们建议我去湿地公园遛达遛达。唉，老伴走了，我一个人遛达感到很无聊，不过，走出房间应该比窝在家里好。
　　 我听从孩子们的建议，迈开腿，慢吞吞往湿地公园走去。
　　 公园里到处有水，叫湿地公园名副其实。除去水，还有一望无边的树木和花草，郁郁葱葱，花团锦簇。我走在曲曲折折的幽径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中的郁闷有所缓解。
　　 我走一段就要歇歇。唉，刚过五十五，咋就不中用了呢？退休前一天，我好像还精神抖擞呢。难道退休是一道坎？退休后就成了孩子们的负担？成了社会的负担？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
　　 儿女们安慰我说，老人是家中宝，不是儿女的负担，也不是社会的负担。
　　 可我走路一晃三摇的样子确是老态龙钟的表现，难道不是负担？孩子们的安慰对我没有作用。
　　 在我感慨自己的人生进入黄昏季时，只有去湿地公园瞅瞅那水、那树、那草、那花，呼吸那清新的空气之后，才觉得生活还有点情趣，对这个世界还有所留恋。
　　 半年后，公园的角角落落我都熟悉了，便觉得那里的一切都平淡无奇，再也提不起兴趣。
　　 不过，我也有意外收获，就是认识了许多老人，与他们相比，我刚退休，年龄比他们小，他们多半都已古稀，可他们玩得可开心了，整天唧唧喳喳，呼朋唤友，个个像老顽童——有的跳舞，有的跑步，有的跳绳，有的下棋，有的弹琴，有的打牌，有的压腿，有的……但我总是不能很好地融入其中，总觉得自己是个没用之人，各种器官似乎都老化得不行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玩耍，我很羡慕，可我没有那份精气神，总蹲在角落里发我的呆。
　　 不过，发呆的我不久又迎来更大的收获——那个人让我惊讶不已，震撼不已。
　　 她每天早晨都是第一个来公园打卡的锻炼者，跑步，压腿，拉单杠，做摇摆……练到汗涔涔时才稍作歇息。她的这些行为跟众人没啥两样，不会让我惊讶，更不会让我震撼，那我为何惊讶和震撼呢？
　　 她有个绝活，就是在锻炼身体之前，总要“噢——噢——噢——”地吼叫一番，像虎啸龙吟，穿透树林，响彻整个公园。
　　 你说这不令人惊讶和震撼吗？
　　 晨练时，我天天姗姗来迟，总听不到她的虎啸龙吟，但我很渴盼见证她的神功。
　　 听锻炼的姐妹说，这个女人从来不说她住哪，也从来不谈她的身世，见到每个人总是温和地微笑和点头，似生活得没任何忧愁和烦恼。
　　 她的虎啸龙吟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长时间锻炼才有这骇人的功力。电影里有一种武功叫狮子吼，可我知道那是杜撰的，这个女人的吼功难道是真的？
　　 好奇心促使我有意去观察这个奇异的女人，目光总在她周围探索。她干瘦且小巧，满头蓬乱的白发，满脸纵横的褶皱，嘴唇单薄，胸脯干瘪，走路时两臂甩开，轻盈且敏捷。
　　 她干瘪的胸脯里怎能蕴藉那么充足的气息？气息冲击声带怎能发出那样洪大的吼声？
　　 我天天坚持尽量起早，去湿地公园跑跑步，拉拉杠子，看看流水，抚抚小草，赏赏花卉。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想见证她的吼功，甚而想学学她的吼功，了解她为什么有这种奇异的功夫以及这功夫有何好处——能延年益寿？
　　 为此目的，我总是在她身边绕来绕去。一开始，我跑步跟不上她，只能在她屁股后面颠簸，慢慢地，我和她的距离越来越小。我们见面，我都主动和她打招呼，她也总是回我一个温和的微笑和点头。她拉杠子的时候，我也去拉杠子，她一次能拉二十个，我一个都提不起来。她在石头上压腿，能成“一”字，而我是“八”字。我羡慕地看着她，一脸惊讶，满心佩服。可她没有任何骄傲，总向我温和地微笑。
　　 虽然我显得老态龙钟，但我知道她比我大，便叫她大姐，问她咋能有这样的好身手？
　　 她微笑后，简单地说，慢慢练，别急。然后就默不作声了。她显然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意愿，我也不便再问。
　　 我总想努力起早，听她的虎啸龙吟，可是我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我总比她迟到，一直没有机会聆听她的吼功。有许多天，我把闹铃定好，下决心第二天早起。可是，第二天铃声一响，我总是继续眯眼，错过一次次机会。
　　 春天到了，所有的生命都开始复苏，可我还是赖床，想继续冬眠。
　　 这天，闹铃又响了，我狠狠心，掐自己的眼皮，痛得不行，立刻起床。
　　 天蒙蒙的，东方的晨曦还在孕育之中，顶着寒露的嫩草也在瞌睡。我不停地打着寒颤，迷迷糊糊来到公园，漫无目标地往前晃悠。
　　 哟，有情况，前面有个朦胧的瘦小身影！
　　 我心生胆怯，躲在大树后，定睛细看，哦，是个干瘦且小巧的女人。为了不打扰她，我屏息蹲下，窥探。
　　 她面向东方，伸开双臂——像展翅高飞状，再昂首挺胸，张开口，深吸气，然后发出“噢——噢——噢——”的吼声，既高亢洪亮，又萦绕良久，像绵延的山岭，滔滔的洪流，激荡的波浪，似乎树叶都在抖动，草上的露珠也纷纷振落。那长长的吼声一直是高亢且洪亮的，最后戛然而止。这突然的停顿让听者如坠断崖，惊悚不已。
　　 我睁大眼睛盯着她，此时，她已经从昂首挺胸收缩成弓腰驼背，双臂紧紧拢在怀里。显然，她已经挤干了肺泡内最后一丝气息。接着，她慢慢挺直腰，平复一下干瘦的躯体，又伸开双臂——像展翅高飞状，再昂首挺胸，张开口，深吸气，又一次发出“噢——噢——噢——”的吼声，继续激荡着寂静的花草树木和我这个惊悚不已之人。
　　 我蹲在树下，成了木墩。等她的身影远去了，我还木然在原处。我拍拍自己的额头，从愕然中醒来，惊出一身冷汗。她的声音像虎啸龙吟，但更像“两岸猿声”——有哀叹、幽怨、阴郁、凄苦，更有痛楚、惋惜、无奈、不屈。可她不是猿类，怎么也有这样长久的气力呢？怎么也会如此的悲戚呢？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
　　 为解开心头的疑云，我更加细致地观察她，更加主动地接近她。
　　 那次她的钥匙掉了，我拾起来，跑步上前，喊一声姐姐，交给她。
　　 那次她的手绢掉了，我拾起来，主动上前，喊一声姐姐，交给她。
　　 那次她挂在杠子上的外套将要滑落，我跑过去，一把接住，重新挂到杠子上。
　　 那次跑步，她被一块黏糊糊的垃圾滑倒，我第一个冲过去，把她扶起。
　　 那次她打个喷嚏，我掏出……
　　 也许是我的小帮小助让她看到我的真诚，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多了，从一句到几句，内容也从简单到繁杂，甚而能谈点天说点地，交流些思想。
　　 有一天，她突然叫我一声妹妹。我愣怔过后，上前搂住她干瘦的躯体，不停地叫她姐姐，姐姐，姐姐……
　　 我们慢慢建立了姊妹情，她慢慢向我道出她不为人知的生命历程。
　　
　　 二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知青。那时，她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小巧玲珑，很喜欢唱歌，特别爱唱《红灯记》里李铁梅的词：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那个男知青也喜欢唱歌，有一本歌曲书，经常对着书教她唱歌、认字和识谱。她佩服他多知，他喜欢她天真，俩人唱着唱着，就唱到了一块。
　　 后来，她怀孕了，未婚先孕，被众人指指点点，精神上受到巨大压抑，生活上也没得到照顾，所以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可是，这并没有阻挡他们继续好下去，他们的激情依然澎湃，继续在一块唱歌，继续在众人的指责中奔放青春的活力，释放爱情的浪漫。
　　 在他们如胶似漆的热恋中，知青回城的机会来临。她没有纠缠他，心甘情愿地放他回上海。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尽管月亮有点朦胧，但却是圆圆的，正巧是农历八月十五。他揽着她的腰，走在柿树园里，款款深情地说，一定回来找她，一定冲破一切困难娶她，一定把她带到上海。她看着朦胧的圆月，深信不疑地点点头。
　　 临走时，他把那本歌曲书赠给她，还在扉页上写道：你就是我心中的李铁梅。她把自家柿树上红透的柿子摘了一大兜，送给他，愿他回上海后的生活甜甜蜜蜜、红红火火。他看着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了她一个坚定的吻。
　　 可是，他一去便杳无音信，那个吻成了诀别的礼物。她寄去很多信，都因“查无此人”而退回。
　　 邻里说，他是一个流氓，是玩弄女性的坏蛋。
　　 可是，她坚决不同意人家的说法，她依然相信他说的那些“一定”。
　　 她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他走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她没告诉他，怕他有顾虑，怕影响他的前途。
　　 一年又一年，他依然杳无音信，她不再给他寄信。邻里们时不时地问她，他的“一定”在哪呢？她总是满脸涨红，低下头，无言以对。
　　 她带着孩子，生活艰难，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毋庸赘述。
　　 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和她的孩子，然后再龇牙咧嘴地嬉笑，最后常不怀好意地问孩子，小上海（给孩子起的绰号），你爹在大上海，你咋不去找他呢？
　　 她能充分觉察到那眼光的火辣，像炭火一样的灼人；她当然也能充分感知到那嬉笑的阴冷，像冰窖一样的苦寒；她更能深刻体会到那问话的刻薄，字字像刀子一样扎心。
　　 孩子到了八岁，要上学了，可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爹，咋上学呢？填学籍上的“父亲姓名”就成了大问题。
　　 有好心人把她介绍给东庄那个鞋匠。鞋匠腿脚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可他踏实本份，补鞋能挣几个油盐钱。她毫不迟疑，一口答应，嫁给了瘸鞋匠，为自己找到了避风港，为儿子找到了爹，儿子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学了。
　　 鞋匠开始对她百依百随，对孩子疼爱有加。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经济压力陡增，鞋匠就偏了心眼，对大孩子冷淡了许多。三年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经济压力更大了，鞋匠的偏心眼更甚了，对大孩子会时不时地怒吼，时不时地翻白眼，时不时地打骂。她在中间很难做人，可她忍气吞声，努力维系着这个家。大孩子熬到小学毕业，没上初中，就跟着大人下田干活，到了十八岁，便南下打工去了，一年才回家一趟。
　　 鞋匠很勤奋，天天骑三轮车去县城补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那辆三轮车吱吱哟哟的响声，只有在过春节的几天里才会中断。
　　 鞋匠每天出门时，她都给他煮两个鸡蛋、烧一壶开水带着，并嘱咐他路上小心。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花销越来越大，鞋匠挣的钱只能维持最基础的温饱。
　　 家里的田由她一人耕种，家务也由她一人承担，她天天忙得团团转，像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已经精疲力尽，可还是打起精神，努力维系着这个家，毫无怨言。
　　 有人神神秘秘告诉鞋匠，邻居陈大顺经常帮他老婆干活，有说有笑，很亲密，你可要防着点——兔子也吃窝边草。
　　 鞋匠起了疑心，有时突然打道回府，察看情况，也偶尔看见过陈大顺帮他老婆干活，但并没有撞见两个人在床上的丑事。
　　 可他还是大发雷霆，经常打她，骂她是贱货，骚货，破鞋……
　　 她看他走路一歪一颤，知道他长途跋涉去县城补鞋很辛苦，挨打时从不还手，也不喊叫，更不求饶，只默默地泪奔。她越是这样，他就越怀疑她做了亏心事，把她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发也扯掉一绺又一绺。不过，她并不觉得皮肉痛，只觉得心里痛。
　　 他不再给她钱花，她完全成了他的不要工钱的女佣，甚而成了被她禁锢的性奴。但她依然无怨无悔地照顾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照顾着这个家，每天还是给他煮两个鸡蛋、烧一壶开水带着，并嘱咐他路上小心。
　　 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她，鞋匠出车祸了。
　　 她愣怔一下，然后哭爹喊娘般地赶到现场，看见三轮车被大汽车碾得粉碎，鞋匠血肉模糊。她抱着他一声声呼唤，可再也没有唤醒他。
　　 受此打击，她神情恍惚，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夜游，不自觉地游到车祸现场，游到鞋匠的坟地，有时竟然认不得回家的路。
　　 两个孩子像受惊的雏鸟，在家嚎啕不已。
　　 有人看她和孩子可怜，就把她介绍给了南庄的聋哑人，问她有啥要求？她不假思索地说，只要他对三个娃好就行。
　　 聋哑人比她大很多，长得粗糙老气，邋里邋遢，但身体还是健康的。
　　 聋哑人不让她下田干活，独自一人把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收的粮吃不完，还可以卖一部分换钱，作家里的开支。
　　 聋哑人在农闲的时候也不闲着，心灵手巧的他买来荆条，编成各式各样的筐，让她去集市上卖。日积月累，也够孩子们的学费，逢年过节时还可以给孩子们买件新衣服。有一次，她给聋哑人买双鞋，本以为聋哑人会很高兴，可是，聋哑人气哼哼地瞪着她，指指她和娃的脚，那意思显然是应该给她和娃买鞋。其实，他的鞋早已被她补了很多次，补到惨不忍睹了。
　　 快到年了，她回了趟娘家。聋哑人把编的筐都拿到集市上卖了。
　　 等她回来，看见筐没了，疑惑地看着他。
　　 但他没把钱交给她，而是傻呵呵地看着她，把她看得满脸通红。等她走近时，他突然从身后抽出一块方巾盖在她头上，又抽出一条围巾围在她脖子上。
　　 她一下子惊呆了，泪水涌满眼眶，扑到聋哑人的怀里。
　　 聋哑人和她没有生育，聋哑人把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吃的穿的用的，都依着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