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豫东大地饥荒蔓延。为了生存，人们吃树叶，啃树皮，挖野菜，嚼草根。有的倒下了，就永远倒下去。死神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是一棵苦蕖菜，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身体弱小，骨瘦如柴。我是家里的独苗苗，父母爱我如命。母亲常常抚摸着我自言自语：“啥时候能长成大人啊！”
　　 那时候生产队吃大伙（集体食堂），每天不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就排着长队在食堂前等着领饭。说是领饭，实际上是每人一个馍，一碗青菜汤。按年龄馍分成三级，十八岁以上的吃一级馍，十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吃二级馍，我不满十岁，当然吃的是三级馍。一级馍大如拳头，三级馍形如鸡卵。然而正是这大小不一的等级馍，成了当时人们赖以延续生命的源泉。每天当母亲把馍领回来塞到我手里时，总是说：“孩子，这是你的。”每次接过馍我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然后眼巴巴地盯着母亲手里的馍。母亲就是母亲，每如此她总是说：“还想吃？给。”说着把自己的馍掰下一小块递给我。我说：“娘，我不吃你的馍。”母亲笑着说：“傻孩子，娘的馍比你的大，吃吧，吃饱了长成大个子。”因为饥饿，我每天几乎都要分享母亲的饭食。以致成为我终生的心灵自责：那时太不懂事，真不该多吃母亲那份馍！
　　 为填饱肚子，饥饿的人群整日像野狼一样到处觅食。一天傍晚，我在村西一个废弃的油坊里发现一堆发霉的油渣饼，白白的，上面爬满了蛆虫。饥饿使我的双手伸向那堆变质发霉的腐烂物……我一边吃，一边满满装了两裤兜。
　　 夜里，在腐烂物和胃酸的作用下，我的肚子开始爆疼。母亲心疼地说：“孩子，那东西不能吃。”我说：“娘，我饿。”
　　 “饿，也不能吃，吃了要生病的。”母亲一边说一边轻轻为我揉着肚子。
　　 母亲的轻柔，使我的疼痛得到些许缓解，但终究肚子里装了不该装的东西，我一阵阵疼痛，在床上直打滚，脸色苍白。母亲紧张起来，果断地说：“孩子，我送你去看先生！”
　　 我知道，父亲出远门去南乡没有回来，家里只母亲一个人。可实在疼得熬不过，只好顺从地趴在母亲脊背上。母亲背着我出了门。那时候乡里没有正规医院，只在离家五里多地的顺和集有一个老中医开的私人诊所。
　　 母亲生于民国初年，封建礼教的毒害使她幼年裹了脚，以致成为她终生生活的羁绊。夜色深沉，母亲背着我，迈着一双小脚，深一脚浅一脚，硬是在乡间的土路上走了五里多地，这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该是多么的艰辛呀！后来在老中医的诊治下，我躲过了此劫。不，应该说是母亲从死亡线上帮我捡回了一条小命。
　　 10岁那年，我在乡小读书。学校简陋，没有食宿。家离学校有五里多地，每天要往返几十里的路程。为学习方便，母亲说：“每天中午你不要回来了，你大爷不在家（我管父亲叫大爷），我给你送饭。”我说：“娘，你走路不方便，不用你送。”母亲说：“那怎么成，一天三趟往家跑会耽误学习的。”就这样母亲天天掂着小脚给我送饭，有时候下课铃没响，她就早早提着盛饭的小罐子在校门口等着了。无论春夏秋冬，我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初秋的一个上午，下起了大雨，直到放学时雨都没有停歇。我想母亲是无法送饭了，再说下这么大的雨，我真不希望她老人家再为我奔跑了，我冒雨向家跑去。
　　 在通往家乡的小路上隔着一道古寨墙的护寨沟，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翻过这道沟。沟又陡又深，就是不下雨时翻越这道沟也要加倍小心，不然就会掉下去摔个“泥巴猪”。好在有心人在沟的两坡挖了许多小坑，形成一个方便上坡下坡的土台阶。
　　 当我望沟兴叹的时候，濛濛雨中发现沟底有一个身影在蠕动。她艰难地向上爬着，手中好像还拎着什么东西。一次次快要爬上沟沿时，脚下一滑，又摔到沟底去。当我的目光最后一次定格时，我惊呆了，是母亲！我哭喊道：“娘！慢点！”我从沟旁折下一个树枝，把树枝的另一端递到母亲手里，母亲抓着树枝慢慢爬上来。母亲身躯佝偻，头顶一个湿辘辘的麻袋片，一双尖头布鞋包裹着一双小脚，浑身沾满了泥巴。一只手紧紧地提着一个盛饭的黑土罐子，罐子上翻盖着一个粗瓷大碗，里面斜插着一双筷子。罐子下端还残留着没擦干净的黄泥。我泪流如注：“娘，雨这么大，路又滑，你不该再给我送饭了。”母亲一边摘下破麻袋片披在我身上，一边把小罐子递给我：“傻孩子，下恁大的雨，我不送，你咋回家吃饭呀？”我接过罐子，迟迟没有打开，两只眼睛痴痴地看着母亲，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任凭泪水流满双颊。
　　 风雨路上，我掺和着雨水和泪水吃完了那顿午餐。母亲说：“快去学校吧，不然又该迟到了。”说完，蹒跚着一双小脚消失在雨雾中。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从一个弱小的生命逐渐长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如今有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幸福大家庭。
　　 往事如风，几十年我摇摇晃晃一路走来，母亲是我生命的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