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是我在退休前就已经对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出的一项主要的安排。
　　 退休四个多月后的2011年2月2日，正是2011年农历除夕，就在这一天上午，我拿起了钢笔，铺开了纸，开始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厚地高天》的写作。我还是那个习惯，就是只要想写了，动笔就写，在我的写作时间表上是没有什么星期天、假日和年节的。记得那是2004年的腊月29，我中止了已经写了15万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田林与蕙兰》的写作，开始了电影剧本《好人拉贝》（后更名为《见证》）的写作，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五我一天也没有休息，也没有参加任何的拜年活动，用了6天时间，一部6万多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初稿完成了，每天1万多字，不仅没怎么觉得怎么累，反而感到那个春节过的很充实很有意义。后来那个电影剧本在辽宁省首届电影电视剧本征集中获二等奖。我的习惯是，只要是自己觉得什么事该做了，就立马着手去做，不会因其它什么因素而犹豫不决而拖延推迟。
　　 2011年2月2日，早晨6点钟醒来，我忽然想起来构思了一个时期的长篇小说该怎么开头了，于是，立刻起来，打开窗子，换换空气。冬天的早晨6点钟，天还未亮，零下十几度的冷风吹进屋里，虽有些凉，但我顿觉神清气爽，心情舒畅，然后坐下来开始了那个新长篇小说的创作。至2011年12月9日，用10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部22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基本完成了。平均每天七八百字的速度，算不得快，因为一是退休了，悠着点来吧；二是又不是什么命题作文，没有什么人催着赶着。在这段时间内，该外出外出，该会友会友，该玩扑克麻将就玩，什么其他事情也没有耽误，一切随意随缘顺自然地做着。
　　 这部长篇小说的原书名叫《厚地高天》，写的是东北某工业城市原阳市，根据上级部署，在推进地方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中发生的故事。原阳市缝纫机厂副厂长赵西河，在轻工业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后为局长、副市长）张东江的鼎力支持下，完成了该厂的改制工作，并顺利实现了生产转型，成立了原阳市光明塑钢有限责任公司，赵西河担任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建立了原阳市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西河仍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厂区的闲置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极大地关注了社会现实。强调了实行企业改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不改是没有出路的。作品热情讴歌了改制中的下岗工人、劳动模范、军转干部等，从不理解到理解，从怨恨吵闹到服从大局，从下岗后不等不靠艰苦创业到积极带领下岗工友共同创业致富，并主动捐助他人的可贵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企业改制过程中，赵西河等企业领导人与张东江等政府官员相互勾结，采取种种手段，把公家资产窃为己有，因而一夜暴富的犯罪行为，以及暴富之后任意挥霍腐败奢靡卑劣行径。
　　 作品中着力深刻地塑造了张东江、赵西河、吴兰杏、周红桃、齐会利、何雨功以及方长富、廖百隆、魏俊平、赵紫霞、张丁凌等一系列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书中所描写的张东江、赵西河、方长富等三个家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的变化和变故，令人震惊，引人深思，使读者从伦理和哲学的视角，认识和思考在当下社会现实中，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生活，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金钱、地位和名利。
　　 引起我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由，是我亲眼看到我所在的大连市的一些企业在改制中，暴露出的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企业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可逆转的潮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旧的企业体制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发展改革的形势，不改没有出路，但怎么改，说道就大了。其中一些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相互勾结，采取种种违法的卑鄙手段，使大量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入个人腰包，把大批失业工人推向社会，使这些曾经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工人群众生活陷入窘境，社会上对这方面的反响异常强烈。
　　 当年，马克思为了揭露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血汗，赚取剩余价值的秘密，花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写出了《资本论》。我读过两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从中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赚取利润，曾经耗尽心血，绞尽脑汁，而且所得利润还要由生产资本家、运输资本家、销售资本家等共同分配，而不是一家独得。而我们社会上一些腐败分子则完全不用像《资本论》中的那些资本家那样耗神费力，只是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一勾结，稍稍一谋划，一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企业，就轻轻松松地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如探囊取物一般的轻松。他们的这种赤裸裸的暴富，比奴隶主封建地主跑马占荒还野蛮，比土匪强盗抢劫还残忍，况且他们还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冠冕堂皇地进行的，此种情形，亘古无有。如果马克思看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一定不会去费劲巴力的写什么《资本论》了。
　　 应该说，我的这部小说是有原型的，而且就在人们的身边，其中主要人物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用东北的群众语言来说，叫做“扒了皮能认得他们的骨头”，他们是怎么当上官的，又是怎么爬上高位的，又是怎么溜须拍马的，又是怎么贪污暴富的……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仅大家都知道，应该说，“地球人都知道”。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对这些现象都是非常气愤的。作为写作者，我的最大能力，就是用文学手段表达出来，于是便产生了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
　　 由于我在农村生活18年，在军旅生活22年，转业后又在政府机关工作20年，其中在事业单位工作近2年，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对企业虽有些了解，但真的要写企业方面的事儿，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于是，我只能从在机关和企业工作的朋友那里，索取了关于企业和企业改制的一些文件和资料，把企业改制的一些程序技术上的事情基本上弄明白了，才着手写作的。
　　 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开始叫做《厚地高天》，是因为我觉得世间一切贪婪苟且之事，均源自一些人道德的缺失，不知道天高地厚，而道德一旦缺失滑坡，各种卑鄙丑恶的事情都会干得出来。但很多人却常常意识不到或者根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便以此立题。
　　 初稿于2011年12月9日完成后，我又用半年多时间在电脑上修改了两遍。稿子完成后，我便想方设法往外投稿。我曾经发给江苏的《钟山》和浙江的《江南》，因为这两个刊物可以登长篇小说，而且可以找到邮箱。而北京等一些地方的大型刊物，不知什么原因，连邮箱和地址都找不到，后来找到了，也被告知基本不收自由投稿，并说连约稿都用不完，谁叫人家门庭大牌子硬了呢。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后来有文学界朋友告知，一些刊物已成了编辑部领导和编辑手中用以交换的工具，否则怎么会连自由投稿都不收了，不收不看怎么会知道一部书稿的优劣呢？难道名人大家写的作品全都是精品吗？其实未必。听了朋友的话，我才明白其就里。还有一些刊物和出版社，说可以用，但需要拿钱来，这和上面的情况其实如出一辙，市场经济渗透一切领域，“出版社大门朝南开，好稿无钱也出不来”，你不是名人，就必须要花钱出版。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底层的业余作者的好作品，只能投寄无门胎死腹中。
　　 后来，我又联系到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文学刊物，把书稿寄了过去，到2013年7月，过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编辑来电话告诉我说《厚地高天》未被通过，并未说什么原因，并说将把小说文字稿寄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反腐题材的作品各个出版社都比较谨慎，不能轻易出版。
　　 至此，我的这部长篇一直放在自己手中，没有再急于出手。从内心讲，我对我的这部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我不知道别人读了会如何评论。因为这是我关注社会生态和人性的一部作品。期间，我还对其做些局部和零星修改，但始终没有自我放弃。2019年，我在编辑出版《修成国文集》时，将书名《厚地高天》改为《东江西河》了，这个书名听起来好像是两条江河的名字，其实是书中的两个主人公张东江和赵西河名字的简称。我以前给作品起名字有时候愿意用具有政治色彩或者具有哲理色彩的字样，其实这种想法不是很好，作品的名字最好是用人名或者地名，譬如《林海雪原》《红岩》《芙蓉镇》《白鹿原》《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包法利夫人》等等，地名或者人名，有时候更让人阐发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