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李秀兰坐在树下的石凳上，手里攥着一封皱巴巴的信。信纸已经泛黄，边角处甚至有些破损，但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上面的每一个字。
　　 那是1952年的夏天，她刚满十八岁。村里人都说她是十里八乡最水灵的姑娘，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际，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窝。她常常穿着自己缝制的碎花布衫，在田间地头忙碌。
　　 那天傍晚，她正在麦田里割麦子。夕阳的余晖洒在金黄的麦穗上，折射出温暖的光芒。她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忽然看见田埂上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他穿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背着简单的行囊，皮肤晒得黝黑，却掩不住眉宇间的英气。他站在那里，目光灼灼地望着她，仿佛已经注视了很久。
　　 “同志，请问这里是槐树庄乡李家村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格外温和。
　　 秀兰点点头，心跳莫名地加快了。她看见他的军装上别着一枚褪色的勋章，在夕阳下泛着微光。
　　 “我叫王建国，是来村里支教的。”他走近几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介绍信，“村长家怎么走？”
　　 秀兰接过介绍信，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的手指，一阵酥麻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到全身。她慌忙低下头，指着村口的方向：“沿着这条小河一直走，看见那棵老槐树就到了。”
　　 “谢谢。”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对了，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李秀兰。”她轻声说，感觉脸颊有些发烫。
　　 “秀兰同志，明天学校开学，你要来上课吗？”他的目光真诚而热切，“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都要学习文化知识。"
　　 秀兰咬着嘴唇，想起哥哥说过的话：“女孩子读什么书，会做家务、会种地就行了。”但此刻，她忽然有了勇气：“好，我去。”
　　 就这样，王建国在村里安顿下来。他住在村小学的教室里，白天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晚上就给大人们扫盲。秀兰每天都会去上课，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他讲《三字经》、讲《论语》、讲革命故事。
　　 渐渐地，他们熟络起来。秀兰发现建国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心地善良。他常常帮村里的老人挑水劈柴，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每当他们四目相对时，秀兰都能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心底滋长。
　　 一个雨后的傍晚，秀兰去给建国送晚饭。推开教室的门，她看见他正伏案写着什么。听见动静，他慌忙把信纸塞进抽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在写什么呢？”秀兰好奇地问。
　　 “没什么，给家里写信。”他接过饭盒，目光有些躲闪。
　　 秀兰没有多想，转身去收拾他的床铺。忽然，一张照片从枕头下滑了出来。她捡起来一看，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姑娘，眉目如画，英姿飒爽。
　　 “这是……”秀兰的心猛地揪紧了。
　　 建国快步走过来，接过照片，神色复杂：“这是我妹妹，她在抗美援朝前线当护士。”
　　 秀兰松了口气，却又为自己的小心思感到羞愧。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对不起，我不该乱翻你的东西。”
　　 “没事。”建国轻声说，“秀兰，其实我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阵喧哗声。两人跑到外面，看见几个村民抬着担架匆匆跑来。担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是村里的小伙子二柱。
　　 “怎么回事？”建国冲上前去。
　　 “在山上打猎，被野猪拱了。”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说，“伤口太深，得赶紧送县医院。”
　　 建国检查了一下伤口，眉头紧锁：“来不及了，伤口感染严重，得马上处理。”他转向秀兰，“去把我药箱拿来，还有热水和干净的布。”
　　 秀兰飞快地跑回教室，拿来药箱。建国熟练地给二柱清洗伤口、缝合、包扎。秀兰在一旁帮忙，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夜深了，二柱的情况稳定下来。建国送秀兰回家，月光洒在乡间的小路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建国哥，你以前是医生吗？”秀兰忍不住问。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以前是军医，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受了伤，就转业来支教了。”
　　 秀兰恍然大悟：“难怪你医术这么好。”
　　 “秀兰，”建国忽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
　　 话未说完，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村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建国，县里来电话，让你马上回去！”
　　 建国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看了看秀兰，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等我回来。”就匆匆离开了。
　　 秀兰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她忽然想起那张未写完的信，心里涌起一阵不安。
　　 第二天，建国没有回来。第三天、第四天……整整一个月过去了，他音讯全无。秀兰每天都会去村口张望，却始终等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秀兰颤抖着手拆开，里面只有短短几行字：
　　 “秀兰同志：
　　 因工作需要，我已调离李家村。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请保重。
　　 王建国”
　　 秀兰的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她想起那天晚上建国未说完的话，想起他躲闪的眼神，想起那张照片……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要离开。
　　 春去秋来，秀兰开始每天去村小学教书。她把建国教给她的知识，又教给更多的孩子。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拿出那封泛黄的信，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很多年后，村里通了公路，建了新学校。秀兰成了校长，却始终未嫁。有人问她为什么，她总是笑着说：“我在等一个人。”
　　 她不知道的是，建国确实回去找过她。只是那时，她已经搬去了县城。而建国，调动到大西北参加原子弹的制造，那是一项艰难又危险的工作，当时还在保密阶段。
　　 他们的爱情，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故事一样，险些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上世纪末的一天，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才手牵着手来到了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