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4岁，上初一，我妈37岁，正是大好年华。一个周六的清晨，我从镇上学校走了20公里路回家，到家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一进门，就看见妈妈嘻嘻哈哈地笑着，从屋里走出走进，碎花布帘在她身后荡起又落下。她一边用木梳蘸着搪瓷缸里的凉水抿鬓角，一边念叨着谁家嫂子也要去。说是打扮，其实也就是穿一身平日里舍不得穿的的确良蓝布衫，洗个脸刷个牙罢了。
　　 我问妈妈：“怎么了，去哪里？”
　　 她笑着回答：“我要去踩街，大沙坝移民村小街子建起来了，今天第一天赶集，也就是‘踩街’。我们约好了坐你老犁二叔的拖拉机去。”话音未落，她伸手拍打裤脚上沾着的稻壳，动作轻快得像只燕子。
　　 “我也要去，我要去！”我转头看向爹爹，希望得到他的同意。爹爹眯着双眼看向前方，抽着烟，一言不发。烟头在阴影里明明灭灭，像他沉默的心事。
　　 “要去就走！”我妈倒也干脆，不等我爹回答就直接同意了。灶台上的腌菜汤还冒着热气，我来不及吃饭，扔下书包，时刻准备出发。
　　 出门时，妈妈又说：“出门得带点钱呢！”她看向爹爹，爹爹仍旧抽着烟，喉结动了动，依旧没有说话。半晌，他摸着胸前口袋，掏出30多块钱，低声说：“没有什么钱，这30多块，是三个孩子下个星期上学的伙食费。”说罢，妈妈转身就走，跑到鸡圈里，一把抓住正在孵蛋的老母鸡。鸡翅膀扑棱着，扬起细碎的绒毛。她用剪下来的布条子在鸡脚上缠了一圈，打了个死结，递给我说：“你爹没钱，捉一只鸡去卖吧。”
　　 我顿时傻眼了。我们这是去赶集的，可不是去卖东西的呀，何况去赶集还抱着一只鸡，多难看。可我不敢吱声，因为我也变不出钱来。妈妈背上包，快步往老犁二叔家里赶，我小跑着跟在后面。怀里的母鸡突然拉了一泡稀屎，热乎乎地粘在衣襟上，我心里一阵懊恼，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到了老犁二叔家门口，只见拖拉机上已经挤满了人，车斗边沿挂着七八个竹篓筐，大家嘻嘻哈哈的，闹成一片。我和妈妈好不容易挤了上去。柴油机突突地震着，脚底板发麻，大家相互打着招呼，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小街子镇地势较低，沿途近20公里路，老犁二叔开着拖拉机一路下坡。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一个急速下坡的路段，只感觉车速越来越快，迎面吹来一阵阵凉风，手扶拖拉机嗖嗖嗖地往前冲。突然间，车上有人陆陆续续往下跳，只剩下我和妈妈还在车上，跟着车子一路急速下坡。老犁二叔大声喊着：“别慌！别慌！”随后在一个岔路口急速右转上坡，再倒车将车身卡在边坡侧沟内。终于，车停稳了。
　　 我和妈妈慌慌张张地看着，不知所措。老犁二叔下车后，笑嘻嘻地说：“刹车不灵了，还好这里有一条上坡的小路。”啊，刹车不灵了呀，我和妈妈浑然不知。事先跳下车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他们早有警觉，又身手敏捷，跳下车后也无大碍，急忙追上来查看情况。所幸大家都无大碍，面面相觑，感觉像是躲过了一场死劫。老犁二叔反复检查以后，像是已经修好了一样，又把拖拉机发动起来了。大家惊魂未定，有的选择继续上车，有的打算步行。我和妈妈选择跟着大部队，抱着母鸡徒步前往。
　　 终于，在正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小街子。小街子不大，一块红毯从街头铺到街尾，褪色的红布边角还沾着泥浆。红毯两边是稀稀落落的商店和大大小小的摊位。街心是一个圆圆的花坛，花坛上仅有一颗小小的榕树。新栽的树苗用竹竿撑着，细绳勒进树皮里。榕树下洒满了爆竹碎片，显然是在这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踩街仪式，兴许还有领导上台讲话呢，可我们没赶上。
　　 整条街上，远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叫卖的多，买东西的就极少，看来，都是看热闹的。我和妈妈沿着红毯漫无目的地走着。卖麦芽糖的梆子声、补锅匠的吆喝声、铁皮喇叭里的促销声混作一团，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是来售卖的，还是来赶集消费的？显然，我们都不属于，没有商贩的经验，也没有消费的能力。
　　 我和妈妈走着，看着，突然，一位30多岁的男人朝着妈妈喊道：“阿英，你也来赶集呀？”妈妈尴尬地笑了笑，回答：“也来看看。”男人手腕上的电子表闪着银光，刺得我眼睛发酸。太阳慢慢落山了，我看到妈妈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我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叫了，但我不敢说，不敢说饿了。因为身无分文，所以不会主动想要买什么。
　　 看到同村一起来的熟人，问我们：“鸡还没卖掉呢？”妈妈脸上难为情的笑笑，“嗯，没人买。”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买，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卖鸡。来来回回沿着这条不到两百米的街道走了好几十遍，抱着母鸡的双手都是汗，还有一股鸡屎味儿。太阳落山了，摊贩也陆续撤走了，我们依旧抱着母鸡来回走着，无人问津。
　　 一位妇女朝着我们喊，“哎，抱着鸡的，是要卖鸡呀？”我喜出望外，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们了，我抱着母鸡跑过去，妈妈也跟着过来。“怎么卖？”那妇女问道。“9块一斤怎么样？”妈妈回答。那妇女二话不说把鸡挂起来就上称，我伸过头打算看一下多少斤，可还没有看明白，她就把鸡放下了。“三斤多一点，就算三斤半吧。”说着，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用报纸包裹着的麦芽糖，递给我，说“看着校服，你姑娘是在镇上念初中吧？”我妈说“是的”。“哦，我闺女也是，那你们应该是同一个班的，这块麦芽糖我卖30块，就当换你那只鸡吧！”我默默接过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知道是赚了还是亏了，只记得老母鸡去年冬天还下过30多个蛋，只知道我们依旧没有钱，没有钱买点吃的，没有钱在这里消费。我看向妈妈，看得出她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她别过脸时，我看见她耳后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脖子上。
　　 傍晚，我们又一路坐着拖拉机回家。暮色里飘来谁家炖肉的香气，勾得我肚子咕咕直叫。到了家，天已经黑透了，爹爹已经做好了饭。我饿得不行，端起碗就扒了一锣锅饭。妈妈却一口没吃，坐在桌边，一边说着今天日子不好，出门差点翻车，一边埋怨爹爹没本事，嫁给他受苦受累，还被熟人笑话。她还念叨着那同学的妈妈欺负人，拿一块麦芽糖就抱走了咱家的老母鸡。
　　 爹爹依旧一言不发，蹲在门口卷烟，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沉默的竹竿。微弱的灯光下，我看着妈妈，37岁的她，已经不再年轻了。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容颜，如今被岁月刻上了细纹和晒斑，像田里被风雨打过的庄稼，依旧倔强地挺立着，却掩不住疲惫。
　　 每到妈妈埋怨爹爹的时候，我就很苦恼。姐姐、弟弟还有我上学要花钱，还不能跟爹爹一起干活苦钱，不能帮妈妈分担忧愁。每每想到这里，我就鼻酸梗咽，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怀里还揣着那块包装麦芽糖的报纸。报纸已经被我捏得皱巴巴的，像妈妈脸上的皱纹。我偷偷舔了一口，甜得发苦。耳边传来妈妈低低的唉声叹气，还有爹爹在院子里卷烟时，火柴划过的“嚓嚓”声。月光从窗棂里漏进来，照在我的脸上，凉凉的。
　　 那天的踩街，像一场梦，梦里有无尽的尴尬与无奈，也有母亲那抹倔强的笑容。如今回想起来，心里依旧酸涩，却也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理解与释然。那只被换走的老母鸡，那块麦芽糖，还有妈妈耳后粘着汗水的碎发，都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烙印，提醒着我，生活从来不易，但总有一些微小的甜，值得我们咬牙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