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那么多文字，但多年来却一直欠着一篇文债——对王老师的缅怀。今天是传统的清明节，是个静心追怀和“补课”的恰当日子。
　　 四十年前，我是家乡东郊学校的一名小学生。有一天上学刚进校门，一位英俊、威严的中年男人含笑招呼我过去，问我是不是某年级某班的某某某。我怯生生地应答后，他便按着我的肩头，亲切地对我进行表扬和鼓励——因为我的一篇作文，不久前发表在家乡的《运城日报》上。这便是我和王老师的初次接触。那时，他并不是我的代课老师，而是我们这所学校的一校之长。
　　 其实，我那时是个小学渣，很不适应传统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上课走神开小差，考试成绩常常不像样，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些兴趣，作文能力突出一些。父母干着急没办法，倒是颇呵护我写作方面的小特长。被王老师注意和褒奖的那篇小作文，就是他们不久前通过一个相熟的编辑叔叔给发表出来的。
　　 我虽然受了王老师的点化，但无奈我那时是一块顽石，此后依然是个没囊没气、贪玩度日的小孩。我们这所学校是小学、初中八年一贯制的。我上到初一时，有一阵子各个班级突然流行起周末办晚会的风气。每场晚会，各班班主任照例都会邀请校几位领导莅临同乐。王校长果然也出现在了我们班的晚会上。我和同学攒了一个考试作弊的小品，演出效果很好，观众笑翻了天。演完后，王老师特意点评我学班主任抽烟的样子很传神，又让我暗自得意了一回。
　　 初二升初三那年，我们学校与人民路学校进行合并重组——小学全部归入人民路称“人民路小学”，初中全部归入东郊称“实验中学”。这时，我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王老师特意通知我父亲去找他一趟，建议让我借着学校和班级调整的机会留一级，说明王老师这时对我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
　　 我父亲当然积极配合，我也隐隐希望自己能脱胎换骨。但遗憾的是，我留级到新的班级后又找到了新的玩伴，萌生了新的鬼点子，一门心思还是个玩儿。这时，王老师也成了我们班的政治课老师，课程是《社会发展简史》。即便是王老师亲自授课，也不能压制我在邪门歪道上的兴趣。记得我突发奇想地在课桌的抽屉里装了一个插销，拴了一根橡皮筋，又用绳子引到外面——这样从外面一拉一扯就能把抽屉从里面反锁上。他课间巡视到我座位处，看到这个奇怪的装置，非但没有训斥，反而饶有兴趣地问我该如何操作。我斗胆演示给他看，他居然又含笑表扬我说：“行啊，小发明啊！”我和围观的同学都立刻感受到他宽厚仁爱的魅力，与其他严肃可惧的老师们真是天壤之别。
　　 后来初三时，我分到别的班级，他不再代我政治课。原来同班的李君因为品学兼优且少年老成，深得他的赏识，他竟直接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他保管，允许他晚上在那里自习。我因为与李君住的近总同行上下学，所以有时也会去他办公室里。有一次放学过去碰到他正在给李君和其他几个尖子生谈话，他看到我笑着寒暄后又单独无奈地对我说：“你不如李君懂事啊！”那时距离中考已经不远了。
　　 我中考果然落榜，又是父母的一番努力操作，把我以借读生的身份塞进了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但如我初二留级一样，“低人一等”的身份不仅没能激发我的斗志，反而伴随着青春期的发育让我彻底躲进了自己编织的文学环境中。看了三年闲书，偶然不着边际地舞文弄墨，高考自然又是名落孙山。这一年王老师却突然升任这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但我只能远远看到他的影子而无从相交了。
　　 我真正逆袭自己、改写命运是在接下来一年另一所学校的复习班里。个中酸甜苦辣我已在另一篇文字里记叙，不再赘述。总之，我这个自幼浑浑噩噩的小学渣最终还是跌跌撞撞进了大学的门。大学寒假里，我也和其他同学一同拜访过王老师一次，那时他已经由校长荣升为我们当地教育局局长。他仿佛并未表现出对我这个小学渣终于不负他所望的欣喜，反倒都是些客客套套的对答。我感觉他多了几分官员气，不再如先前那样单纯和亲切，心中多少有些失落。
　　 再后来，大约我在北京工作后的第一二年，我竟事后意外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他那时年龄应该只在50岁上下，据说患的是癌症。从我童年时代起，就神一样存在于我心目中的王老师，真的就撒手人寰了吗？而我连他的葬礼都不知道，没赶上。其中的惊愕与悲凉，岂是一句“人生无常”可以道尽！
　　 这个清明节距离王老师的离去，已经是二十五个左右的春秋，我也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人生的路途如何崎岖转折，他当年在我心里播下的那颗温暖的种子，一直生生不息生长到现在，促我反思做人和教育的道理。在我国至今尚未彻底改观的应试教育机制下，能抛开功利的竞争与排名，给学生以个性化的认可与尊重，这便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伟大与可贵之处。
　　 二十五年后，我终于提笔记下心中这份感念，愿敬爱的王老师天国有知，永远安息……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