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不可测，但人类活动的规律是可寻的，人类活动的规律隐藏于历史长河之中。善于学习历史就能透过历史的表象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民主共和人民共和的守正创新，都在演绎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现一个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一个大一统王朝出现后，会在新王朝的二世而亡：秦始皇统一战国诸国后，却在胡亥二世而亡；隋文帝杨坚统一分裂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后，却在杨广二世而亡。
　　 究其两个大一统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都认为秦亡于暴政，隋亦亡于暴政。我却认为这是基础性原因，这个原因无法囊括秦隋灭亡的一切根源。学习历史后，发现亡于暴政之说有确凿证据，但亡于二世得位不正，又加之二世的昏聩导致重臣叛逆成功，身死国灭，这个原因正是根本性的原因。秦二世胡亥发矫诏赐死公子扶苏，得位不正，由此引发重臣赵高叛逆而杀胡亥，在赵高看来，篡逆已有先例可行；隋二世杨广弑父弑皇登基，得位不正，由此引发重臣宇文化及叛逆而杀二世杨广，在宇文化及看来，弑皇登基已有先例可行。篡逆得位的政治风气一旦形成，历史势必会重演。如唐末的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上位，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上位，接下来便有五代的朱友珪杀其父朱温上位。上位者一旦人性泯灭，人类的灾难必将接踵而至。唐末农民起义军杀战俘做军粮便是上位者人性泯灭的恶果。每想到此，不觉大一统的新中国，如果中央政权没有顺利交接，出现胡亥杨广之流的接班人，新中国岂不会重蹈秦隋二世而亡的覆辙吗？由此观之，毛主席是千古无双的开国领袖，秦始皇隋文帝远之而不及，不但身前事不及，身后事更不及。
　　 秦隋二世而亡的第二个原因，乃是二世皆为昏君。秦二世是地地道道的实在昏君，隋二世是看似聪明实则昏庸的昏君，自负的尽头就是昏庸，隋二世正是自负昏君。秦二世被赵高蒙蔽，认为年少处理政务难免有失偏颇，一旦失误，便会在臣工面前丧失威信。不如常居禁中，不在朝廷露面，一切政务由赵高转呈转达，让臣工只闻其旨，不见其人。说什么皇帝就是龙，龙行云下雨，只闻其声，怎见其形？况且皇帝天天上朝，累得要死要活，不得安逸，这不是好皇上的做法；皇上都不得安逸，百姓还能安逸吗？如此的执政理念，不是地地道道的弱智昏君吗？隋二世虽然开科举造运河，确实有大功，但他自负得很，认为在他的统治之下，绝不会有农民起义，天威所到之处，蟊贼纷纷缴械投降，于是把奏报义军的大臣，一律定为邀功请赏之佞臣，奏报一个诛杀一个，致使臣工对义军之事缄口不报，他便落得个掩耳盗铃，沉浸在歌舞升平中，畅游在江南温柔乡，活生生把自己弄成了瞎子聋子，这不是自负的昏君吗？杨广最恨直谏，“除谏官以掩其过”，遇奏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反映问题的人，堵塞忠谏之路，毁灭情报系统，这不是昏聩之君吗？唐太宗从隋炀帝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重用谏臣魏征，开创贞观之治。这一点就跟汉高祖吸取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与民休养生息，引领文景之治一样，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至于秦隋二世而亡的根本性原因，史学家们都归结为暴政。这一点，在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中，说得清楚明白。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文引述贾谊的《过秦论》长达两次，这在惜字如金的《史记》中绝无仅有。《史记》中的《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先后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两处的引用对秦朝灭亡的原因板上钉钉，那就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始皇本纪》中引用《过秦论》的中篇，具体说了始皇与二世的罪过，那就是“仁义不施”。始皇的所作所为是秦亡的本源，二世的所为是始皇罪过的延续与升级。《过秦论》中篇论述的秦始皇之过归纳为：“废先王之道”，即不袭三王（禹汤文武）之分封制，以仁义治国。文中作出推测：“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后代之过皆因前人之孽，此种说法岂不谬哉！至于始皇的暴政之举，非但不是其过，而是其功，是其伟业。文中所言：“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収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废分封，行郡县，毁六国宫殿，杀六国抵抗贵族，禁百家之言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收缴武器，维护长治久安：凡此种种，不能说是秦王之过，相反却是秦王之功。再看秦始皇的暴虐，所列之事不实：“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罚，先诈力而后仁义”。一心要吞并齐、楚、燕、韩、赵、魏、宋、卫、中山，一统华夏，难道这就是贪鄙之心吗？把六十万大军交给王翦，由其统兵灭楚，难道这是不信功臣吗？采纳李斯的《谏逐客书》，取消自己的逐客诏命，难道这是“行自奋之智”吗？
　　 谈了秦始皇之过，再来看秦二世之过。秦二世之过其核心是没有“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没有实行分封制，分封功臣，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按贾谊的推论，秦之过就是废先王之道，废分封。废分封，行郡县，实行中央集权，不是始皇之过，也不是二世之过。历史在秦废分封以后，仍然多次重演分封的灾难。汉初分封刘姓诸王，结果酿成汉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直至汉武帝时期施行推恩令，才得以根除分封制的毒瘤。西晋实行司马家族的分封制，最终酿成“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直接把大汉民族推到濒临灭种的边缘。明洪武分封朱王，直接孕育了朱棣的靖难之役，好在靖难之役成功后，朱棣用一系列丰功伟绩来正名自己。自秦朝以后，郡国两制在一些朝代初创之期并行，但最终都导致了民族的灾难。所以二世“没有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这一条罪过不成立。至于二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这些都真实反映了二世之过，简直是登峰造极的暴政版本。二世暴政的根源是，无功而不正得位者，德不配位，不得以听信佞臣谏言，屠尽朝廷重臣，诸如李斯、蒙恬、蒙毅、冯去疾，彻底更换朝廷班底，公卿民众皆不得安乐其位，常处危险之中，时起造反之心，国家岂有不亡之理？淫威呈一时，祸患亦起一时。始皇之功臣二世尽杀之，二世暴政之名始皇尽负之。这岂不是始皇的最大冤屈。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于皇上一人，一人昏暴而失天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前有秦二世，后亦有隋二世。
　　 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来看，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历史巨匠司马迁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法家思想的坚定反对者。所以司马迁坚定地认为秦之大过就是“废先王之道”“未裂土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于是把反秦起义的陈涉列入《世家》之列，初读时觉其入列理由是反秦的首倡之功，再深读时觉其入列理由是恢复分封的导火索之功。陈涉攻下陈郡，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陈涉派出的灭秦将领，要么自立为王，要么立他人为王。前有武臣自立为赵王，后有葛婴立襄彊为楚王，继而又有赵王派出的将领韩广自立为燕王；义军将领“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由是观之，陈涉自立陈王，这个头一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心一动，六国复国薪火便起燎原之势。司马迁这是高看了陈涉分封之举，把他列入《世家》之列，其理由是“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风起云涌的复国烽火，由谁点燃，当然是陈涉，一夫发难，群雄蜂起，暴秦灭亡，但天下又战乱频仍。诛暴秦有功，但立诸侯，引纷争，难道还是义举吗？
　　 如今来看始皇之过，过也不是过，正如伟人的精准评价：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如今来看二世之过，过确实是过，昏暴之过不可脱。安排不好接班人，不过也背过。正所谓秦皇略输文采，此说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