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年龄，除了她本人，恐怕鲜有人知。自年轻时起，村里人都叫她“社莲娘”。
　　 社莲是她的大女儿，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社教时期。社莲娘，后又相继生了两女，麦麦和秋秋。三个女儿都是身体发育正常，智商却枯萎。社莲爸活着的时候，日子还算过得去；可他过早卸掉担子去了黄泉，抛下孤儿寡母自生自灭。社莲娘羸弱单薄，村上把近便的良田分给她，因为难以打理就给他人租种。有村上的救济，吃饱肚子没有问题。
　　 社莲二十出头的时候，忽然消失了；后来，麦麦也消失了。村人议论，俩傻女被拐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社莲娘住的小两间土房，年久失修，像破旧的窑洞。女儿见天坐在门口的地上摇头晃脑，嘴里“嘤嘤嗡嗡”叫着，常年没见过水的头发如灰黑色的鸟窝，衣服颜色被垢痂盖住了；生理期的时候，坐哪里哪里一摊血。路人见状，怜悯地摇头叹息。可谁又能改变她的命运？社莲娘一副木然的样子，也常常在女儿不远处呆呆坐着……
　　 后来，母女俩成了五保户，被安顿到一间闲置着的村学教师宿舍里，村上安排人定期打扫卫生，生病时派人照顾，如是等等。
　　 我母亲生病卧床的那阵儿，社莲娘常去家里串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说话。倘若遇见我们来，就赶紧抽身回去了。我和她说得最多的话，无非是打个招呼。母亲去世后，我回乡的次数少了，每次经过学校门口，总能看见社莲娘和几个老人坐在大树下面打发日子。当村主任的弟弟对我讲，社莲娘救济金充裕，母女的生活完全得到了保障。
　　 近年再回乡，恍然发现不见社莲娘，也没听见她女儿嗡嗡的叫声。问弟弟，反馈的信息是，被送到县福利院好几年了。我为她有所归宿而欣慰，同时又不乏担心。
　　 念与其同乡，也感念她对母亲病时的陪伴，初冬之时，我去看望社莲娘。福利院在县城西郊，坐几站公交就到了。走进大门，宽阔平整的大院里，有树有亭，人行道用彩色塑胶铺成，正中挺立着一座十层大楼，上面“关爱老人儿童，为家庭解难，为政府分忧”的红色大字醒目养眼。几个老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见我进来，抬眼好奇地打量着。
　　 门卫问我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一时语塞。我确实不知道社莲娘叫什么。根据我提供的特征，负责人推断社莲娘就是龙淑兰。带我上电梯进了六楼的一个房间，果然要找人的就住在里面。社莲娘见我来看她，高兴得不知所措。交谈中，得知她已经八十五岁高龄。虽然行动迟缓，但气色不差。我忽然意识到之前的猜想多余。
　　 扫视房间一圈，普通公寓式结构，布局合理，木地板、白墙，并排放两张单人床，统一的床单被罩。阳台朝南，冬日的阳光一股脑儿挤进来，光明而温暖。屋里有暖气设备，床上配置了电热毯，确保老人天寒取暖。墙上电视终日可供老人消遣。下意识观看了卫生间，洁净而配置方便。
　　 工作人员介绍，社莲娘母女俩先前都在福利院，一年前女儿突发精神失常，拿凳子砸伤了老母亲的头，就送精神病院了。女儿走后，为娘诸多不适，情绪些微低落。自进福利院来，除了村干部每年来认证，有个邻居来看望过一次，再就没有什么人来探望过。
　　 福利院回来，一想起社莲娘，就不免心生感慨。
　　 临近春节，我又去了一趟福利院。社莲娘睡在被窝里，只露出一张脸。床头放着一提打开的纸尿裤。原来是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住院治疗半个多月才回来，目前状况良好，要完全恢复可能需到明春。社莲娘说，她住院期间有专人陪护，每天想吃啥就给她买啥，照顾十分周到。
　　 当我拿出给买来的棉衣棉裤时，才留意到她的被子上搭着一件崭新的枣红色棉袄，样式洋气大方，床底下放着一双也是崭新的灰黑色运动鞋，这样的衣服鞋子，一般农村老太太身上不多见的。社莲娘还说，福利院每个季节都会添置换季衣服，每月发的五十元零花钱，她都没啥用处；过节上面有人来慰问，有时还带来公益演出。她让我把衣服暂时装进阳台上的储物柜。打开柜门，里面衣物塞得满满当当，有的还是新新的。这时工作人员送饭来，主食是白米饭，下饭菜是素炒西葫芦、白菜炒肉、烧豆腐。我给她喂饭，饭菜香味入鼻，心中暗赞伙食好，也暗赞社莲娘有好的归宿。
　　 走下楼，一群吃过饭的老人们又在院子里晒太阳，有的闲聊，有的下棋。虽然我对福利院不甚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群老人在这里被善待着。社莲娘如是，赶上了这个时代，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是不幸人生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