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百年来，村子中间一直放着一个磨盘，等我记事起，磨盘就被靠墙闲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三间简易房盖的磨坊。解散生产队前几年，父亲和两个村民就在那里一起挣工分；生产队解散后，父亲他们三个又一起在磨坊里干了几年。那是我从蹒跚学步到学龄前的时光。
　　 依稀记得每天父亲都是准时出门，可回家很难确定。母亲做好了饭，等不急了就让我到磨坊去催一催。磨坊和家在一条街上，离着十几个门口。磨坊里总是震耳欲聋，我看到的父亲总是穿着工作服，戴着风帽和口罩，穿梭在那几台机器旁。我大声喊父亲回家吃饭，父亲却总是挥挥手，指指料斗里的粮食，示意我干完活才能回去，并挥手让我先走。
　　 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身的粉尘，从头到脚，尽是一片灰白，连眉毛和胡子上也没逃过，像落了一层雪，染了一身霜。这时候，母亲总是拿着笤帚快步走出来，父亲就会在门口站定，张开双臂，一脸满足的样子，任凭母亲的笤帚在身上扫来掸去。然后父亲摘下帽子，用力在墙上摔打几下，跺几下脚，才会进屋吃饭。
　　 磨坊里有四样机器。靠近门口的是磨米机，上面是一个圆形漏斗，非常大，可以放进去一袋子米。圆柱体的肚子，里面好像是有铁壁子的筛子，时间久远，记不太清楚。底座上有一个出米的小口，由一个铁销子控制大小，口下面放着一个圆笸箩。还有一个风机，风机把风从机器底部一头吹向另一头，出口绑着一个口袋。这个磨米机主要是磨高粱用，通过研磨，高粱就脱了壳，磨掉的米糠就被吹进了口袋里，这是猪的好饲料。脱了壳的米和壳混在一起，要分开它们就要用到第二件物品——风车。
　　 风车在门口右侧贴着南墙摆放，一人多高，全木结构，要踩在板凳上才能把粮食放进料斗里。摇把连接着里面的扇叶，摇起来，慢慢打开销子，风吹过，轻一些的壳子就被吹到了东墙上，落进砖砌的池子里。雪白略带着红晕的高粱米就进去了一个大圆笸箩。这两台机器也一起合作脱谷壳，也是这样的流程，只不过，摇风车不能用那么大的力气。高粱壳和谷壳有的家里就不要了，父亲就会把他们收集起来，回家筛一筛，粗的当柴烧，细的当喂猪的秕糠。
　　 西北角上是一台粉碎机，用皮带连着电机。父亲最怕我走进皮带附近，他怕皮带飞出来打了我。他还会经常往皮带上打蜡，为的就是皮带不打滑不脱落。粉碎机的料斗是一个光滑的簸箕口，可以直接看到里面轴承上带着的无数小铁片，机器开起，铁片就挥舞起来，无坚不摧。粉碎机最常干的活儿是粉碎玉米，要说磨米机是轻柔地，粉碎机就是暴躁的，玉米粒一进去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蹂躏，玉米粒就变成大小不一的颗粒。这样的颗粒粗糙，有些村民当场就过粗眼筛子，把大颗粒的留出来，再让父亲过一遍磨米机，说这样的磨出来的米“肉头”，不剌嗓子。父亲总是笑盈盈地答应，从不嫌麻烦。
　　 我们这里不产大米，这些磨得晶莹圆润的高粱和玉米，在年节也可以蒸米饭来吃。在刚刚能吃饱的年月，老百姓追求精致生活的第一步就是从把粗粝的颗粒磨得圆润开始的。
　　 全村只有老张家媳妇儿打玉米要求直接用磨米机磨，出来的都是磨圆的大颗粒玉米粒。她是东北人，她说他们那里都是吃这种大碴子，大碴子香，还禁饿，煮的时候翻滚着，像一个个翡翠那么鲜亮。她形容得绘声绘色。
　　 我们平时吃的多是筛出来的小渣粥，村民们都说这样的米熬出来黏糊。玉米面多是贴饼子，也拌了菜叶子和米糠喂猪、喂鸡。
　　 粉碎机还经常粉碎红薯干。红薯干是红薯刚下来的时候直接用擦刀擦成的薄片晾晒而成的。这种红薯干别看进入机器声音大，其实机器一点也不费力，只一个回合下来就变得粉粉碎。这种红薯面在我们这里常做的是一种叫“疙瘩儿”的美食。用温开水和面，烫个半熟，用擦子直接擦到滚开的水里，打个滚就可以出锅。过凉水，浇上卤子，就是一道美味。这道黑乎乎的美食吃起来筋道，但是不禁饿。已经几十年没吃过了，想起来还真有点馋。
　　 东北角的机器最金贵，不是因为买它时候金贵，它是磨面机，全村都指望它吃白面馒头呢。最先出来的一茬面最白，村民们往往要收起一些到一个小口袋，这是留着家里来客人时候吃的，包的饺子雪白，有韧劲。越往后的面里越是掺进了麦麸的颜色，变得发黑。父亲问，可以了吗？再打一遍也出不来白面了。村民往往心有不甘地说，再来最后一遍，不能便宜了长毛的（指的是猪）。
　　
　　 二
　　 除了磨面，磨坊每年还会迎来两次肥差，那就是从镇上食品厂买来的粗盐，在这里要加工成盐面，每次都要卸下一两台拖拉机的量。这种盐颜色不是雪白的，带着泥沙的颜色，像是大雪后沾了薄薄的一层泥沙。粗盐的袋子上画着一个圆圈，里面是个打着红×的骷髅头，这是有毒的标识。这些盐据说是食品站用来腌制猪皮用的。这些猪皮也不是食用的，是做皮鞋的原料。
　　 可是村民们不管这些，很多人拿来了锅碗瓢盆，都争着分一杯羹。食品站的人员看也看不住，只能告诫村民这东西有毒，不能吃。村民附和着，这个说，不吃不吃，我用来喂猪；那个说，我用来腌菜；还有的更直接说，我的命贱，不怕。穷苦的年代，人们能省一分是一分，不要嫌弃我的乡民愚昧，没有什么比穷更可怕的。
　　 说到挨饿，我家那年跟奶奶刚分家，分到的粮食接不上顿，可苦了父母。并不是奶奶多么的心狠，除了大姑出嫁，她还有六个儿女要养。
　　 母亲没办法就回娘家找接济。姥姥在母亲16岁上就没了，接济她的是哥嫂和两位婶子。我那时候小，走走停停，跟着母亲要步行十多里才能到姥姥家，我就成了母亲讨粮食的筹码，不看僧面看佛面，谁也不能眼见着这么可爱的小娃娃（自吹自擂一下）挨饿不是？
　　 春夏之交，连下了几天的连绵雨，米缸里面又见底了，母亲出不得远门讨米，一筹莫展。父亲这天把收回来的谷壳用筛子仔细的又筛了又筛，用簸箕簸了又簸，果然得到一些碎米。父亲悄悄地说，今天打米，东家不注意，我摇风车的时候多用了几分力，这些秕籽就到了壳子这边。母亲幽怨地嘟囔一声，做了一顿秕糠粥，他们默默地吃着。吃完，母亲郑重的告诫父亲再也不能这样做，别人同样也饿肚子呢！
　　 第二天晚上，父亲回来很晚，有些神色慌张，他内衣的口袋里鼓鼓的，从里面倒出来一些豆饼粉。他说，今天生产队给大牲口打豆饼，我加了一会儿班，没人了就装回来一些，凑合着熬菜吃吧，总不能跟人抢粮食！
　　 磨坊里少不了老鼠，粮食重地，不能用鼠药。那些年父亲下班就回在老鼠的洞的出入口下上老鼠夹，隔三初五总会有些收获。他抽空回来，就会把死老鼠扔给做早饭的母亲，母亲就会把老鼠扔进灶坑，给我们兄妹烤着吃。这老鼠肉其实真的是一道美味，现在想起来还会咽口水。不只是父亲，那两个同事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三
　　 岁月静静地流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家各户就有了些余粮，起码都能填饱肚子了。磨坊里面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
　　 慢慢地出现了赶着马车换面的，就是用小麦直接可以换成面粉和挂面，省去了打面的麻烦和肮脏。大家算账也差不了几个钱，打白面的活儿就渐渐少了。
　　 再后来又出现了换大米的，可以用玉米直接换，人们感叹过年再也不用吃高粱米饭了。由于口感，高粱这种高产作物老百姓也很少种了，成片的红高粱慢慢地淡出了农村的视线。村民们的饮食结构一直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从以前吃不到大米到如今的米、面各占半壁江山，从缺油少盐到丰衣足食，从以胖为美到国家发布膳食指南和减肥食谱，我们的日子想精细化发展。
　　 后来，磨坊的生意渐渐不支，父亲就离开了磨坊，在家里开起了豆腐坊，继续他的与粮食为伍，不过是由主食换成了副食。
　　 2008年，开矿占地拆迁后，破落的磨坊同样被夷为平地，里面的机器应该是被当废品卖了吧。父亲失去了土地，就在矿区周边开了些荒地，种一些花生、玉米等杂粮。上次回家，父亲又给我一袋玉米渣。他说这是老品种的白玉米，吃着可香了。母亲补充说：“上次去磨坊打米，赶上人家正吃饭，你爸忍不住手痒，自己开机器打的。快八十了，还逞强，一袋子七八十斤呢，要是闪了老腰可咋好。”父亲在一旁嘿嘿地笑。
　　 我知道，父亲爱着他的土地，也爱着老磨坊！
　　 回来后，我熬了一锅玉米渣粥，仔细品，想品出更香的味儿。套用一句广告词：“嗯，老磨坊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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