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离恩阳场填不远，处于一座叫登文山的大山之中。从山顶到山脚，一条成人字型或隐或现的山脊顺势而下，在中部分散开来，老家就处在交汇处，从河对面的山顶望过来，山型凸凹有致，犹如一把硕大的椅子，坐倚在天地间。一条常年的小河从山脚下流过，汇入恩阳河。
　　 屋前屋后没有肥沃的大田，只有几块成梯型分布的瘠地。这几亩土地，一株背篓粗的梨子树和水桶粗的杏子树与老屋相生相伴，印证了祖辈至少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可惜的是，因为贫穷，这两株堪称风景的大树，在八十年代初被砍掉，变成了几窑土瓦和姐姐出嫁的几台箱柜。
　　 多年后，我还为父亲当年砍掉这两株树而遗憾。如果这两株树还在，一定会在现在的古树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参加工作后，我走过很多地方，看到过很多大树，但大多是诸如银杏、柏树之类的，象那样大的梨树和杏树还没有看到过。
　　 但除了遗憾，我也不能有责备父亲的意思。他是不得以而为之。在八十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世代居住的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茅草房总要有所改变。儿女大了，总要考虑论嫁谈婚的事。这两株树是他当时唯一可以用来改变现状的依靠。
　　 父亲两岁时死了母亲，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靠给别人打石头养大了他，后来娶了我母亲，生下五个儿女，在艰难困苦中兴起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
　　 在那个集体生产，靠挣工分分粮食的年代，这是典型的遭“娃娃难”，“倒找户”。由于缺少劳动力，所挣工分少，要想多分点粮食，只有比别人多增加劳动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很多时候就干男人才做的重活，比如挑粪、抬石头、拉碾子等。因为这些活路工分高些。
　　 父亲同母亲一样，一天书都没有读过，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十足的文盲。也许是根苗正吧，他在十八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党员不过三四个人。后来三十多岁时，又当了有三百多人口的生产队长，也就是现在村所属的社长。
　　 那时的生产队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动员社员群众开展生产，每天要计划和安排哪些地方需要去出工，要多少人，做什么事，在头天下午晚间收工时就要把第二天一个队的活路安排好，如果有变动，第二天一早还要亲自去一些人的家里安排。在现场干活的时候，还要分组分工安排并自己带头干。这样下来，每天都是忙碌辛苦的。
　　 记忆中，母亲对此有过怨言。但母亲终究是明事理的人，没有因此影响父亲的公务，一个人把照顾儿女和煮饭洗衣、割草捡柴、喂猪喂牛的家务更多地承担起来。
　　 但有几次，母亲好像无奈地对父亲抱怨开了。那是家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记得母亲说，你当队长，鞋子底下都不晓得给娃儿带几颗粮食回来。但埋怨归埋怨，穷归穷，父亲对生产队粮食的分配和保管室存粮的保管，手中是有一定“权力”的，但十多年来却从没有私自贪占过。
　　 其实，父亲有时也还是为家人着想的。记得有一天，队里整修一个水库，这个水库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太阳湾水库，位于队里地理位置的高处，水库里的水，队里的大部分土地都能灌溉到。父亲带领社员挖土、挑土、拉碾磙子，加厚水库堤坝。水库的水已经快干了，歇工的时候，很多人到水库里罩鱼。在队里落户的一个重庆知青竟罩上了两条大鱼。我和弟弟在旁边看了，很羡慕，就想要，但知青自然是不肯的。望着我们渴求的眼神和拉碾磙子汗水湿透衣服的母亲，父亲对知青说，你一个人，吃不完这两条鱼，一顿吃不了，死了就不好吃了，分给我一条。知青还是不肯。父亲又说了一句，浪费了可惜了，就从知青手里去拿。也许父亲是生产队长，知青拗不过，就给了。回到家，母亲用腊油和鱼腥草做了一大盆水煮鱼，好久没有见油腥的一家人吃得很香。这是印象中父亲唯一一次用“权力”为家人“谋利”。
　　 七十年代末期，因为改革开放后干部文化素质的需要，父亲不再当生产队长了。但很多群众还称他“队长”，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的今天，老一辈的人提起他还这样称呼。在他去世办理后事家祭的时候，村里的司仪亲自写了一篇比较长的祭文，对他进行了评价，主要是说他当队长带领社员修水库堰塘、开荒修“大寨田”和带领大家搞生产的事，还说了他没有私心。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父亲。
　　 现在我有时都在想，作为文盲的父亲，为什么能得到社员的认可，当那么长时间的队长？可能除了他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外，更多的是，他专注把集体的事情干好，还有就是，他像家乡的青山绿水一样，没有过多的尘埃。
　　 我由此为父亲感到骄傲，也为之庆幸。多年后，我考学、入党、提干，党组织到村里搞政审，因为他当生产队长时为村里做过一些事并且清廉，群众中口碑好，我得以顺利通过。
　　 除了后来翻新改造的几间土墙瓦房外，父亲没有为我们儿女留下任何物质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地的质朴，山的坚韧，水的上善。也许，这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