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玉溪高铁站，我急忙找公交车，去聂耳音乐广场。坐6路，倒了一次2路，就到达了广场。广场很大，有山有水有树林，非常空旷。广场的对面，有一排高层建筑，好几个是以聂耳名字命名的，聂耳图书馆，聂耳大剧院，聂耳纪念馆。
　　 广场不会关门，我想了一下，先拖着行李箱去聂耳纪念馆参观。
　　 门口一大堆获得荣誉的牌子：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省直机关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玉溪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玉溪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一楼大厅的鲜花环绕中，庄严的黑色基座上一尊汉白玉雕像，上方是“人民音乐家”，雕像有“聂耳”的名字，下面记着生卒年。
　　 保安说，还有4分钟就要闭馆了。
　　 那就看4分钟，我没有犹豫，抓紧时间，迈进一楼“匆匆而永恒”展厅，先把展品的照片尽可能都拍了，然后有时间再细细回味学习。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十二个字：“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这就是对聂耳精神的提炼和总结吧。
　　 聂耳，一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伟人赞扬他，人民怀念他，国际友人敬仰他。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仅生活了23年，但他的歌声、他的精神流传至今而更加灿烂辉煌。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众歌曲家，是国际友人喜爱的和平使者。这位天才成长的起点，在玉溪的青山秀水间，在云南的红土高原上。
　　 此处只有复原的聂耳故居，聂耳故居位于玉溪市北门街3号，由聂耳的曾祖父聂联登于清朝修建。光绪末年，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去昆明行医后，房屋由家族代管，后由聂耳的大哥大嫂居住。学生时代，聂耳多次回玉溪时就住在此处。——复原，毕竟不是旧物，没有古朴的沧桑感。几幅老照片，依稀记录当初的人物风貌和建筑模样。
　　 聂耳的家境一般，父亲聂鸿仪与原配妻子王氏，育有一儿一女。王氏病故，续弦峨山县傣族妇女彭寂宽，生下一女三子。最小的儿子聂守信，字子义，后改名聂耳。
　　 他的一生很短暂，16行就概括了他的生平。
　　 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昆明。
　　 1914年四岁时父亲去世。
　　 1918年六岁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
　　 1921年九岁初小毕业。
　　 1922年十岁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年级。
　　 1924年十二岁高小毕业。
　　 1925年十三岁进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
　　 1927年十五岁初中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8年十六岁加入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
　　 1929年十七岁回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
　　 1930年十八岁回玉溪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
　　 1931年十九岁，“云丰申庄”倒闭，考入明月歌剧社。
　　 1932年二十岁八月离开歌剧社去北平，十一月返回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一厂。
　　 1933年二十一岁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二十二岁被联华辞退，到上海百代公司工作。
　　 1935年二十三岁在联华二厂工作，四月十八日抵达日本，七月十七日在日本鹄沼海游泳遇难。
　　 看上表，聂耳不出生在玉溪，在玉溪时间也不长，其实，学校寒暑假他常回玉溪探亲的，还专程从一位堂叔家中找来《聂氏历代宗亲表》抄录在日记本，认祖归宗。玉溪被誉为“花灯之乡”，他喜欢听花灯，经常向老艺人学习花灯音乐，家乡的音乐熏陶，成就了聂耳音乐生涯的辉煌。1927年6月，聂耳加入“玉溪青年改进会”，是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会员，有当年与县长合影留了下来。
　　 纪念馆分四个方面介绍了聂耳。
　　 1912年2月至1930年7月为“成长的摇篮”。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30日，蔡锷领导的新军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一个多月后，聂耳出生在光复后的昆明，出生在他父亲在昆明市甬道街72号开设的中医馆“成春堂”的小楼上，乳名嘉祥，学名聂守信，字子义（紫艺），聂耳是进入明月歌剧社后黎锦晖帮助取的艺名。聂耳四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继承夫业，把脉问诊，开方卖药，一人撑起全家生计，之后便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聂耳从小正直、坚毅、乐观，在踏上求学之路后，更加刻苦学习、探求真理，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下，开启了聪慧的音乐之门，在时代的淬炼中，逐步成长为一名进步的青年。18年的云南生活，丰富灿烂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为聂耳日后踏上用音乐为民众呐喊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死后，家境贫寒，买不起课本，都是借用他人的课本手抄后学习，他读完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因生活难以为继才被迫转入私立学校，他学习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各种民族乐器，是小学音乐团的指挥。他童年唯一的玩具是门口的石狮子，学习不易，但他各门功课年年保持成绩优异。
　　 他与音乐好友张庾侯、廖伯民、杨家祥的合影至今保存完好，甚至女友袁春晖的照片也有。
　　 他经常与朋友或三哥聂叙伦去大观楼演奏音乐。
　　 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戏剧研究会演出歌德的话剧《克拉维哥》中，男扮女装，他饰演“玛丽亚”，因为男女不同校，他们学校没有女生，所有角色都由男生来扮，1929年戏剧研究会的游艺会上，聂耳一人出演了三个剧的“女主角”。他参加进步组织“读书会”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积极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
　　 虽然他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但他心中怀着一个成为军人的习武之心，16岁去参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报考黄埔军校未果，又被军队遣散，不得以重返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1930年7月至1932年8月为“时代的熔炉”。1930年7月，聂耳因参加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被迫从昆明取道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乘船途径香港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聂耳投身于社会洪流中，受到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和新音乐、西洋古典音乐、近代国际革命歌曲的熏陶。在加入明月歌剧社、左翼文化组织后，聂耳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音乐人所应具备的艺术素养。在音乐探索中，聂耳为追寻音乐艺术救国之路，他批判了“香艳肉感”的“黎派”歌舞，并奔赴抗日前线北平，以音乐作为武器继续战斗。
　　 1930年7月18日聂耳抵达上海，在云丰申庄当店员之余，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反帝大联盟”等革命活动。云丰申庄倒闭后，1931年4月考入明月歌剧社当小提琴手。
　　 码头工人的雕塑展示了聂耳在大上海看中的力量是底层的工人，而蒋介石当年去大上海看中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大概这就是阶级的差距。
　　 聂耳刚进明月歌剧社，不仅要学习和演奏，还需经常上台串演舞蹈、杂耍并担负大量杂务。1930年9月，明月歌剧社与联华影业公司签约，聂耳不仅待遇提高了，还同一批进步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音乐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开始尝试音乐创作，完成了《进行曲》《圆舞曲》等早期音乐作品。
　　 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及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聂耳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危亡以及统治当局反共卖国的行径。1932年7月，以笔名“浣玉”和“黑天使”在《电影艺术》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黎派”歌舞都是些“热情流露”“香艳肉感”的玩意儿。真正的艺术应该听到民众的呐喊和声音，“向群众深入”“创造出新鲜的艺术”“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与黎锦晖为代表的中国流行音乐分道扬镳，聂耳退出了明月歌剧社，从上海奔赴抗日前线北平。电影演员王人美送他照片，题词“送给我的小弟弟存着，人美，1932.4.30”；演员陈情照片题词“耳耳耳耳先生留念”；演员黎莉莉照片题词“给耳32.6.21玛莉”，称呼里透着朋友的情谊，可见他在那里与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在北平，聂耳一面与特务周旋，一面积极参加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的演出活动和北平音联的组建工作。在清华大学，聂耳顶住右派学生的捣乱，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登台演奏《国际歌》，给观众以巨大的鼓舞。他住在北平云南会馆，报考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未被录取，他便到天桥贫民区观察，体验穷苦人民的生活。
　　 1932年11月至1935年4月为“战斗的年华”。经历了北平抗日前线的锤炼，聂耳于1932年11月重新回到上海，投入到了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在联华影业和百代公司工作期间，聂耳不仅与故友重逢，还同任光、田汉等一众进步文艺人士一道用电影和音乐，展现了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妇女和儿童的痛苦生活，发出了中华民族反帝抗日的强烈呼声。
　　 1932年11月8日，聂耳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发展迅速，特别是“剧联”和“电影小组”急需进步文艺工作者，聂耳便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场记等剧务工作。在此期间，与金焰、王人美等明月歌剧社的故友得以重聚，还结识了一批优秀的演员和歌手，他们陪伴聂耳在上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1933年开始，聂耳在多部进步电影和音乐剧中扮演了形象各异的角色，度过一段特别的演员生涯。如影片《城市之夜》里的小提琴手，《母性之光》里的黑矿工，《体育皇后》里的会场医生，《渔光曲》里的渔民，歌剧《扬子江风雨》中的老王。
　　 不过，聂耳的主业却是音乐，他先后工作于联华影业公司一厂、上海百代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担任音乐工作。期间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田汉、任光、安娥、张曙等人组织音乐小组，研究和探讨新时代音乐。先后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卖报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歌》《采菱歌》等反映中国妇女儿童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歌曲。他去世八十年后的2015年8月，《毕业歌》入选“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他在百代公司时编创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他的音乐才华是最优秀的，因为他创作的《飞花歌》《牧羊女》被美商胜利公司灌制了唱片，引起百代公司老板不满，他从百代公司离开，回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
　　 1935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准备拍摄一部抗战影片，田汉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3月，得知田汉被捕后，聂耳主动承担起主题歌的谱曲工作，聂耳见到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当他读到主题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仿佛听到了祖国母亲的呻吟、苦难民族的呼声、可爱祖国的召唤、前线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当时，国民党当局和租界禁止宣传抗日，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不被国民党逮捕，批准他先到日本躲避一个时期，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临走前，聂耳把在上海完成的曲谱初稿带到日本修改。
　　 1935年4月至1935年7月为“永生的海燕”。1935年4月，聂耳因受白色恐怖的威胁离开上海。4月18日，聂耳乘坐日轮“长崎丸”号抵达日本东京，他一面研究日本戏剧音乐，一面向日本艺术节友好人士介绍中国新音乐的发展状况，并参与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4月下旬，聂耳完成主题歌《进行曲》的定稿并寄回给国内的孙师毅和司徒慧敏。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歌词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作曲家把这两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趋势处理，特别是节奏的安排，采用了后半拍起句，更能给人以紧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突出的强调，自此完成了歌曲的创作，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影片出资人朱庆澜给主题歌前面加上“义勇军”三个字，就成为了《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然而，1935年7月17日，鹄沼海滨的狂涛骇浪，猝然夺走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一如两千年前夺走另一个23岁的生命——霍去病一样，聂耳就此化作呼唤暴风雨的海燕，永远翱翔在碧海蓝天之上。
　　 1935年8月4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千叶县为聂耳举行追悼大会。夏末，张鹤、郑子平将聂耳的骨灰送回祖国。
　　 《义勇军进行曲》在初创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但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这首歌逐渐在各地传播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音。
　　 他一生创作了37首歌曲，都是在去世前不到两年内完成的，可以说，他用极短的时间，达到了群众性音乐的巅峰，堪比历史上霍去病的“封狼居胥，饮马瀚海”。霍去病是以武力报国，聂耳则是以音乐报国。
　　 1959年新中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聂耳》公映，由聂耳的好友赵丹主演，让聂耳的名声自此家喻户晓。
　　 2018年4月25日日本NHK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早上好日本”播出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新闻报道。报道中提到了一所日本高中日章学园九州国际高中，其开学仪式上的场景，校长用生硬的中文发表了开学致辞，向中国人民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随后，《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全场167名中国学生站立着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16名日本学生则静静地坐在一旁，脸上露出无奈和茫然的神情。
　　 或许，这也是冥冥中对聂耳在日本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