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部长太不讲究了。
　　 他的下属都很尊重他，因为他不摆官架子，跟大家很合得来。他一出现，总能把同事们吸引到一起，没别的，他总有“内幕消息”发布，他的话也幽默，带着浓厚的乡村泥土气息。大家很喜欢他这样的领导。
　　 但是，同事们觉得袁部长过于随便，不讲究。不过又都能理解。因为袁部长没什么大背景，生长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农民，三亲六眷也没有进入官场的。自己在农村也是实实在在当农民，只是干不了重活，与妻子晚霞开了一个小卖部，就是卖花生淡酒、糖饼果子之类的杂货店。虽然赚不了大钱，日子倒也还过得去。
　　 袁部长文革前毕业于一中的高中部，一中一直到现在都被誉为本县的清华。可知他读书厉害，功底扎实。据说是他家历史有污点，经不起“查三代”，不算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所以只好委屈地埋没在乡下。这一晃就是好些年。
　　 突然有一天，他意想不到地时来运转了。他被公社领导看中了，经过培养、考验，很快入了党，接着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大队书记可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手，权力、威望接踵而至，可谓一言九鼎。而且，他在这个来之不易的岗位上，充分展现了他能说会道、善于总结的特长，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很得区上乃至县里器重。他们大队的工作总是在领跑行列，好多现场会都在这里召开。
　　 上级领导唯一遗憾的，也是他太不讲究，泥土味太重。在大队部开大会、作报告，到县里开会发言，向领导汇报工作，他总是头发乱蓬蓬的，跟鸡窝一样；或者胡子拉碴的；或者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衣衫不整，影响干部形象。领导对此无计可施：有的直截了当批评他不讲究，有的曲里拐弯建议他注意形象，有的敬而远之绕道走。袁部长都乐呵呵地回答：“好，好，领导好。”不知道是答应改还是自认为好抑或向领导问好表示感谢，反正过后一切照旧。领导很头疼，转念一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人也就是这点毛病，其他没问题，就随他去吧。
　　 众所周知的是，袁部长后来算是登堂入室、仕途坦荡，先后当上了公社书记、区委书记，最后还进了县委常委，当上了宣传部长。袁部长照样乐呵呵的，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下属，把大家紧密团结在自己麾下。他举重若轻，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市里的现场会经常在本县召开，袁部长也成了市里乃至省里介绍典型经验的常客。部里堪称“讲师”、水平一流的李铁牛开玩笑说：“跟着太阳亮堂堂，跟着春天百花香，跟着秋天收获大，我们大伙跟着袁部长，就像一群秃子跟着月亮。”大伙乐得哈哈大笑，几个女同事显得更夸张，一个个捧腹大笑，还笑出了眼泪。
　　 笑过之后，恰巧袁部长开完常委会回来了。他一边笑着问大家笑什么，一边眼睛四处打量。天气太热了，办公室把电扇开到了最大档，刮起一阵阵热风，袁部长披着短袖衬衣，裤脚一只高一只低，仍然大汗淋漓，就像刚从双抢战场上撤下来的农民伯伯一样，大伙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声来。
　　 “太渴了！”袁部长嘟囔着，办公室干事小李赶紧起身泡茶，袁部长等不及，一眼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三四个茶杯，里面还有客人没喝完的大半杯剩茶，于是端起就喝，同时叫住了小李：“别泡茶了，太烫！这里不是有茶吗，我喝这个就行了！”接着就把几个半杯的剩茶“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了下去。同事们来不及阻止，眼看着袁部长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都说：“领导，那都是剩茶，别人喝过的，不能喝呀！”袁部长撩起衣襟又擦了把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我以为是没喝过的呢。过去在乡下，我经常喝的。喝了就喝了，有什么好讲究的！”大家默默无言，心里都说：“领导，你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讲究了。”
　　 上面来客人了，宣传部一律热情接待。餐桌上，袁部长沿袭本地风俗，殷勤地给客人夹菜。他不用公筷，而直接用自己的筷子夹，客人不好拒绝，反复婉拒：“袁部长，您不用这么客气，让我们自己来吧。”袁部长没有听出客人担心不卫生的话外之音，依然我行我素地给客人夹菜。席间，为了清除嵌在牙缝里的菜屑，他不像外面客人使用牙签，而且用手遮挡着剔牙，而是把筷子伸进嘴里大刀阔斧地操作，有时还干脆弯曲小指去抠，客人面色窘迫，又不好说破，只好半饥半饱草草收兵。饭后，小方、小黄等人曾委婉地提醒袁部长别不拘小节，要注意卫生，袁部长不以为意，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小事一桩嘛，哪有那么多穷讲究的？！我在乡下时大家一直都这样，没看到谁因为夹菜生病吃药的，热情点、客气点总是应该的吧。”同事们不好再劝，乃不了了之。袁部长于是一意孤行，不管上级领导还是外地客人，一律客客气气给他们夹菜，外人都说袁部长太客气、讲“礼性”，是个大好人，就是有点不讲究。袁部长也听说过这些评论，还是一笑置之。
　　 由于经费拮据，宣传部没办法给客人发整包的香烟。袁部长干脆要部里节省了这笔开支，改由自己发“零烟”，就是一支一支地发。组织部刘部长讥笑他拿不出手：“老袁啊，现在哪有给客人发零烟的？都是整包发。你还以为是在你老家，可以不讲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面子还是要顾的！”袁部长跟他是同学，于是笑着回敬道：“老刘，我知道，你也是好意。但我是面子、里子都想要，没钱怎么讲究？我不能顾了面子，丢了里子呢！”于是一如既往地不讲究，恭恭敬敬给每一个客人发零烟——自己抽的烟。
　　 大概快四十了，袁部长才作为特例破格招干。要他“洗心革面”，把这不讲究的毛病改掉，也确实很难为他。他是宣传部的老大哥，要勉强他这个穿中山装的大哥和一帮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与时俱进”，确实有些勉为其难。大家慢慢也习惯了。哪怕一件再好的衣服，让他穿上，过了一阵，同事们总会发现衣襟上增添了好些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袖子上多一些，极有可能是擦了鼻涕的遗存。至于衣服上的口水、汤水，“偶尔露峥嵘”，也只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几十年来，袁部长像所有农民一样，没有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就拿上大厕来说，都是逼急了才去。那一次，他从外面匆匆赶回，铁牛眼看着他冲进办公室，撕了几张材料纸就直接上大厕去了。出来后，铁牛忍不住问：“袁部长，您上大厕用材料纸？”袁部长一愣，回答道：“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铁牛也一愣，耐着性子告诉他：“袁部长啊，现在都是用卫生纸的，办公室就有呀！”袁部长脱口而出：“就是拉屎，擦屁股什么不行？！在老家，大家就是用稻草，甚至用竹片、树枝刮一下。还用卫生纸，哪有那么多穷讲究的？！”铁牛愕然。
　　 尽管袁部长被听众誉为“本县第一张嘴”，讲话、作报告不用稿子，随时随地可以张口就来，而且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上接天线、下接地线”，浅显生动，令人久久不忘，但他竟然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挤在五六个人一间的办公室里，与同事们打成一片，而且甘之如饴。他跟下属关系融洽，对大家的关心无微不至。就这样在下属中扎堆，也许才是他钟爱的工作方式。
　　 后来，机关里终于给袁部长争取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他只好恋恋不舍地乔迁新居。这个办公室有一扇窗户，当然比原来的通风透光，好多了。而且还有窗帘，浅蓝色的。袁部长就躲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地是残缺的烟蒂、鞋底擦过的痰迹，颇有些乌烟瘴气、呜呼哀哉的气象。袁部长因为抽烟，时不时喘不上气来，咳得脸红脖子粗的，于是一口口浓痰“应运而生”，他狼狈不堪，顺手把窗帘当成了擦嘴的手帕，弄得那窗帘“劣迹斑斑”，很不雅观。其实，他口袋里就有他老婆晚霞给他准备的手帕，但他一般不用，吐痰擤鼻涕过后，便用手一擦完事。别人的手帕，都是整整齐齐叠着放在口袋里，很整洁。而袁部长的手帕则皱巴巴、脏兮兮的，像一块抹布，晚霞嫌弃，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但袁部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照样不讲究，不以为意，同事们引以为憾，却又无可奈何。
　　 其实，袁部长也知道自己不讲究的习惯，让同事嫌弃，连他老婆晚霞也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切。他也努力改进过，不过刻意的东西总难持久，好不了几天又死灰复燃，青山依旧在，“只有脏如故”。就这样，他一直熬到了升职、退休。
　　 要不要讲究？对袁部长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