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烟台第二海水浴场的海滩，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面而来。远处烟台港口的轮渡拉响汽笛，惊起一群海鸥。手机突然震动，是张贝贝发来的语音：“奶奶青年节快乐！我们话剧社在排演您当年剪羊毛的故事呢！”年轻的笑声穿透半个世纪光阴，将我推回1971年的锡林郭勒草原。
　　 那年我扎着两条麻花辫，绿军装口袋里揣着阿妈用黄油纸包的奶豆腐。解放卡车驶过浑善达克沙地时，车厢里突然爆发出《草原晨曲》的歌声。十七岁的我跟着拍子跺脚，翻毛皮靴扬起细碎的雪粒，落在邻座男生磨得发亮的马鞍上。
　　 锡林郭勒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我们建设兵团驻扎在查干淖尔湖畔，二十八个姑娘挤在蒙古包里，北风裹挟着雪粒子从毡缝钻进来，在铜茶炊表面凝成霜花。记得第一次握着羊毛剪子，冰凉的铁器贴着掌心，被母羊踢翻在草垛时，班长卓力玛其其格抓把羊粪按在我擦伤的手肘上说："咱们草原姑娘，该像萨日朗花般柔韧。"凌晨三点接羔季节，我总爱听远处勒勒车的吱呀声，它们像阿爸拉响的马头琴弦，悠悠荡荡融进泛着鱼肚白的晨雾里。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3年清明前后。我正在敖包山北坡接羔，指导员举着电报策马奔来，皮袍下摆沾满苍耳子。"乌云托雅！推荐你上厦门大学！"油墨印刷的录取通知书被春风吹得哗哗作响，我蹲在开满金莲花的草甸上哭得发抖，黄色花粉沾满褪色的军装前襟。
　　 芙蓉湖畔的凤凰木筛下碎金般的光斑，我像渴水的骆驼刺般扎根在《政治经济学》与《石油裂解装置的工作原理》里。建南大会堂的晨读声总与潮汐同频共振，我和上海来的知青举着煤油灯在防空洞改成的自习室推导演算，月光在微分方程式的缝隙里勾出南普陀寺的飞檐。老教授捧着我的设计图感叹："这姑娘，把渐开线画得比哈达还流畅。"
　　 毕业分配那天，我在棕榈树下攥着电报发了很久的呆。“伏牛山板材公社院址”几个字被汗水洇湿，却让我的心跳快得像车床飞转的卡盘。十万大山深处，青灰色的厂房顺着喀斯特地貌蜿蜒，我的工作证别着格桑花标本，负责测绘航空仪器的螺旋锥齿轮。记得1979年秋雨引发山体滑坡，我们举着火把在塌方的车间抢运精密仪器，冰凉的齿轮油混着雨水在胶靴里咕叽作响。
　　 九年后一纸调令抵达时，我正给儿子缝补被山石划破的裤角。丈夫指着《渤海导报》上的招聘启事：“二轻校需要懂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专家。”胶东的大秧歌替代了草原长调，我站在宁海路96号新建的写字楼前拍摄了第一张照片，茶色太阳镜映出穿真丝衬衫的身影——这是1987年，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中日俄三语合同，计算机键盘取代了计算尺，窗外的集装箱码头每天都在吞吐新世纪的晨光。
　　 潮声渐起，夕阳给烟台山的灯塔镀上金边。几个穿制服的女生骑着共享单车在海边掠过，她们书包上的亚克力挂件晃动，让我想起兵团那年用子弹壳做的蒙古刀穗子。手机相册自动推送“十五年前今日”，照片里我在伏牛山电大落成仪式上致辞。贝贝又发来消息：“奶奶，您说的那个剪毛站旧址现在盖了生态博物馆，我们想拍您当年设计的风力水井！”
　　 海天交界处泛起灰蓝色，像极了当年描图用的硫酸纸。我摸着滨海路护栏上的波浪纹，忽然听见十七岁的自己在唱：“我们是草原上的红色青年……”而此刻晚风送来月亮湾钢琴博物馆的《彩云追月》，与记忆中的马头琴声叠成和弦。
　　 贝贝的纪录片开机那天，我特意找出珍藏的兵团日记。泛黄的纸页里夹着干枯的萨日朗花，1972年6月15日那页记着：“今日在哈日干图公社剪出三百斤春毛，卓班长教我用羊毛搓成绝缘绳。”年轻的编导们围着我问东问西，摄像机红灯闪烁时，我仿佛又看见杜根塔拉河面的碎冰载着晨光漂向远方。
　　 站在滨海职业大学科艺中心的讲台上，投影仪正播放贝贝他们拍摄的4K画面：锈蚀的风力提水机在草原重新转动，我当年刻在齿轮箱内侧的“乌云托雅1972”依然清晰。台下穿卫衣的孩子们举着手机录像，他们的瞳孔里跳动着和我当年在防空洞看图纸时同样的光。
　　 暮春的细雨濡湿了图书馆大楼的红瓦，我撑着伞走过南山隧道。涂鸦墙上新画的宇航员与蒙古马并排而立，贝贝用蒙汉双语写着：“草原的星空与大海的潮汐，都是时光的齿轮。”手机震动，是老同学发来刚出锅的沙茶面照片。远处的聚合塔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极了我初到厦门时，在轮渡上望见的鼓浪屿轮廓。
　　 海风送来月季花的清香，我望着正在调试无人机航拍器的贝贝。他的寸发里编着我在内蒙时戴过的帽子，工装裤口袋里露出半截《机械设计手册》。当螺旋桨的嗡鸣声惊起白鹭时，我忽然明白，那些在草原上丈量过的星光、在图纸上凝固的晨昏、在齿轮间传递的岁月，原来都是时光机器精密的咬合。——这都是我最美最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