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老家时，我总会去探望三爷。
　　 三爷名叫郭克聪，和我爷爷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排行老三，育有三男三女，子孙满堂。到了2020年，他年满九十岁，成了山村和本地家族中年纪最长者，且德高望重，被称为“老天牌”。
　　 三爷生于1930年秋，家住我家北边的小山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典型的豫南村居。两家相距不过半里。两家距乡村公路不足百米。在我的记忆中，以前是土坯房的四合小院，后变成青砖黛瓦、门楼高耸的四合大院，气派非凡，在当地首屈一指，令我们十分羡慕。这房子是孩子们在2009年推倒旧房翻盖的，当作他八十大寿的贺礼。小儿子郭承山在城里工作，家庭条件好，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他的两个哥哥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屋内家具齐全，电器配套。但按三爷的要求，厨房仍采用土灶，老两口用起来顺手，觉得做出来的饭菜更可口。房子里外都打了水泥地坪，院内还建有两处小花坛，桂花、石榴树根部也做了防护，出门到公路那段路也变成了水泥路，再也不会出现下雨一脚泥的状况，安全方便。地坪还扩展到屋北头那棵高大的枫杨树下，并立个四方石桌，方面纳凉和下棋打牌。起初，三爷只想将旧房维修一下，将就几年。他对孩子们说，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能活多久呢？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但房子的确太破旧了，既然孩子们坚持这样做，也就顺其自然，接受这份孝心。
　　 多年前，老两口要求大儿子和二儿子另立门户，离老屋有两三里路。老两口一直厮守老屋，粗茶淡饭，倒也没出意外。孩子们也经常过来探望，洗洗涮涮，备足生活用品，邻居们也经常过来拉拉家常，有时陪三爷打打长牌，下下棋，喝点儿小酒，老屋始终充满烟火气。旧房翻修后，考虑到老人年迈，身边得有人照料，孩子们便请附近一堂叔郭承家夫妇随住。夫妇俩刚满六十岁，两个孩子也进城定居了，他们不愿过去，在老家也是清闲，便乐于前来，何况伺候的是令他们仰慕的本家“老天牌”，熟人故土，还有工资，比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强多了。
　　 如此一来，三爷甚感欣慰，可以让老伴生活得更加舒服。这一辈子，她跟自己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是该享几年清福了。
　　
　　 2
　　 三爷世代务农，靠薄田度日，家族从未出现过有脸面的人物。父母望子成龙，紧衣缩食送孩子们上私塾。但三爷小时候调皮捣蛋，挨过不少戒尺，先生多次告状，回家后又会免不了更严厉的责罚。后因时局动荡，他念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了，而两个哥哥却比他多学上几年。他辍学后，小弟和两妹也失学了。鬼子进山扫荡时，他常随乡亲们“跑反”，目睹日伪军的残暴，对他们恨之入骨。
　　 1939年秋，他大哥和二哥分别参加了国军和八路军。俩人因有文化且作战勇敢，很快当上了营长和连长，但两人相继牺牲在南京和藤县的抗日战场上，葬处无踪，家人悲痛欲绝。1946年冬，他被国军抓了壮丁，但想到体弱多病的父母、年幼的弟弟妹和等他的青梅竹马荷花，便连夜拼命逃了回来，险些被抓住枪毙。
　　 1947年春，在父母和荷花的鼓励下，十七岁的三爷参加了解放军。历经了战争的洗礼，多次负伤立功，入了党，还当了班长。1948年冬天，父母相继因病离世。那时战事紧张，消息闭塞，他数月后才得知噩耗。他只能含泪向家乡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用“自古忠孝难两全”安慰自己。解放后，部队转为铁道兵，不料在一次隧道排除哑炮时出了意外，他左耳被炸聋，左脸焦煳，左眼受伤，视力模糊。几经治疗，左耳失聪，左脸留疤，左眼视力虽有提高，但时有隐痛，迎风流泪。他常自嘲名字起错了，叫啥“克聪”呢？
　　 复员后，本可留在城里，但他坚决要求回乡务农。他自知身有残疾，文化水平低，难以胜任分配的工作，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再说，俩哥都牺牲了，家里还有亲人需要照顾，荷花还在痴痴地等他。父母在世时，荷花经常去照看他们，俩老的后事也多亏她悉心帮着照料，像家人一样，他不能辜负她。
　　 带着残疾军人证，他回到了老家，不久就和荷花完了婚。荷花比他小两岁，美丽大方，温柔贤惠，虽不识字，却很勤劳，把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小两口勤于农耕，余粮充裕，加上国家每月补助的几块钱，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由于战功在身且不贪名利，三爷回村便当上了民兵营长。不久，六个孩子也相继来世，三男三女。
　　 从战争到和平年代，尤其是当过铁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没入学前，他就开始教孩子们背《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或唐诗宋词，省吃俭用把他们都送到学校，严厉督促他们的学习。大儿子、二儿子虽也上过高中，但因时代所限未能深造，只得务农。好在两人身强力壮，在三爷的调教下，很快成了农活好手，减轻了家庭负担。三爷便重点关注小儿子、三个女儿的学习和老伴荷花的身体健康。
　　 小儿子郭承山生于1960年，聪慧过人，三四岁便能背诵诗文，深得三爷喜爱。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农专，成为山村第一个大学生。三爷大喜，请放映队放了两场露天电影，在四合院摆酒宴请众乡亲。当时七岁的我也去凑热闹，依稀记得他当众讲话，呼吁大家重视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让孩子们都能上学，成为国家栋梁。”
　　 那时起，我才知道可以考大学，上了大学，就能走出大山。
　　 三个女儿也很努力，陆续考进了专科学校，留在城里工作，三爷倍感骄傲。一家出了四个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凤毛麟角，成为一段佳话，山村老师们也经常要求学生们以他们为榜样。
　　 孩子们的成材，自然离不开老伴荷花的辛勤付出。但因劳累过度，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令三爷忧心忡忡。
　　 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荷花接连生了六个孩子。这在当年很常见，有的人生得更多。大集体时代，荷花一边操持家务，一边还得和三爷一样下地挣工分，经常累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既便这样，由于家里只有两个劳力，孩子多，日子过得仍很艰难，粮食总是不够吃，更没钱扯布做新衣服，大人孩子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好在三爷每月还有几块钱的补助，又是民兵营长，家里的日子相对好过些。但荷花总是让三爷和孩子们尽量吃饱，导致自己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经常生病，赤脚医生每次只是给她发了几片药丸了事。三爷克勤克俭，每年就会给荷花扯几尺布，让她做件新衣服，尽力不让她受委曲，但她大都用来给孩子们做衣裳了。
　　 然而，三爷却也受到了不少委屈。
　　 1959年秋，大炼钢铁时，生产队要砍掉三爷屋后几棵板栗树，他坚决阻止，因为这是他父母当年所栽，并未划归集体。他很快被扣上了反对“大跃进”的帽子，遭批判并撤职。运动结束后才恢复职务。但他常说，一点儿都不稀罕这破民兵营长，老子当年舍身入死，图的是这吗？
　　 1968年，有人以三爷大哥是国军营长和自己被国军抓过壮了为由，说他们是反革命，是叛徒。三爷虽据理力争，还是被隔离审查了三天，气得他大骂不止，摔桌椅砸板凳，不吃不喝。好在他是烈属和军属家庭，县武装部出面很快纠正了公社和大队的错误行为，也严惩了造谣生事者，并在群众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三爷和他两个哥哥的英雄事迹，要求大家向他们致敬。尤其三爷，甘当农民，身残志坚，默默为家乡做着贡献，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更值得大家尊敬。如此一来，三爷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提起三爷，都是一脸的钦佩，家乡也以他为荣。后来，在本县许多次爱国主义宣讲中，三爷成为主讲之一，成了人们身边活着的英雄。
　　 但三爷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从小学到初中，我曾多次听过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每次都讲他的战友，极少谈及自己。他常说，保家卫国是自己的本分，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解放了，大家应该群策群力，想方设法把家乡建设好，尽快改变贫穷的面貌，不能让英雄的热血白流。可贫穷仍旧持续，尽管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愁得三爷总是坐在屋北头的枫杨树下叭叭地抽旱烟，时而擦擦左眼不由自主留下的眼泪。
　　 他对集体“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不满，提出过很多建议，但迫于形势，大多没被采纳。房前屋后种些蔬菜瓜果、养几只鸡鸭，被称为“资本主文尾巴”和“毒草”，卖些自编的竹筐或山货换些油盐钱被批成“投机倒把”，令他困惑，也很愤懑。眼看着大家生活异常艰难，三爷多次要求放宽管制，出了问题，他愿一人担着。后来得到支书等干部的默许，群众配合默契，未惹麻烦。直到包产到户多年后，人们仍感念他的担当。
　　
　　 3
　　 我与三爷接触不多却很投缘。我1982年12月出生时那天，他恰在我家。父母请他起名，他想了想，顺口道，冬天生的，小名就叫冬生吧。他认为大名有讲究，响亮的名字可以改变命运，不可随便。沉吟良久，定名“郭骏”，说，希望这孩子以后像一匹激情奔放的骏马，纵横驰骋。
　　 谁知到了四五岁时，我却文静得像个女孩儿，轻声细语的，一点儿也不淘气。三爷见了，笑道，这样也好，不像我那俩孙子，毛猴子一般，攀高爬低，东掏西扒，猫狗都嫌。他两孙子分别叫郭伟和郭松，都是他起的名字，自然也寄予了厚望。看我性格如此，不禁笑道，名字嘛，称呼而已，不能迷信。
　　 郭伟比我大四岁，郭松比我大两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我到他们家时，三爷总会给我拿好吃的，要求我好好读书。等我到了上学的年纪，郭伟郭松总是带我同行，他俩总是关心我，也保护我，相互之间偶尔有些小摩擦，很快和好如初。不过，他俩的学习成绩却很一般，而我却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名。三爷经常拿我来教育他俩，让他们向我学习。
　　 1999年，我考上郑州大学，水利工程专业。给三爷报喜时，他却很不高兴，黑着脸说，你学习成绩不是一直很好嘛，怎么才考个本科？专科多厉害，出来就是专家，就是人才，你看那专科医院的医生，水平多高。你三叔、三个姑姑和你俩哥都上了专科，工作都不错，比你强啊。尤其是你三叔，现在已是副乡长了。你可要加倍努力啊。我当时一愣，并没解释，表示一定听从教诲，不负众望。据说后来得知本科和专科的区别，三爷对我赞赏誉有加，并笑称郭家出人才。其实，那时乡村有这种误解的人很多，我并不责怪他们，反倒觉得他们淳朴可爱。
　　 在假期，我时常到三爷家小坐。每次都能看到一两个或三五个乡亲来串门，多为老人，或坐在院内喝茶、抽烟闲聊，或在屋北头枫杨树下支上木桌打长牌。我小时候就经常看三爷他们打麻将，也打长牌。这种长条纸牌，上面有着不同数目的黑红点，只听他们天牌地牌地吆喝着，看了多次，我始终没看懂，麻将没看几遍却学会了。
　　 三爷很关心我的学习。有一次，他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向我了解水利工程专业的主要内容。他说，干水利好啊，是地地道道为民造福的事业，积德行善，问心无愧。大集体时，囯家大力兴修水库、塘堰坝，挖沟修渠，我和你三奶可出了不少力呢。那时候没有机械，硬是肩挑背扛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农田灌溉，获得了更多的口粮。要是没有这些水利工程，日子不知会难过成啥样子。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经常学习呢。看电视、报纸和一些书，在外闲坐还听收音机。我知道，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治水名人。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平定了水患；李冰父子带领众人修建了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水利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现在科技进步了，国家修建了大量的重大水利工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你可要踏踏实实地学，学到真本领啊。我说，保证以后成为水利专家。说到专家，他提起教训我考不上专科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左脸上疤痕的随着皱褶颤动，也露出了一块豁牙儿。
　　 我偶尔还能碰到三叔郭承山开车回来，卸下大包小包，多为生活用品、点心，也有鱼肉和烟酒。我和他接触不多，跟他打招呼时，他只是笑着点点头。他似乎很忙，跟父母聊一会儿就走了，小汽车喇叭声在山村回荡。三爷也听到了，皱了皱眉，把烟袋嘴含进嘴里，叭叭地狠抽了几口，却猛地咳嗽起来。三奶荷花赶忙过来给他捶背，端上茶水。
　　 三叔给你的好烟，咋不抽？我笑着问他。
　　 也抽，但不多，心疼。烟卷儿是好，可它也烧钱啊。想当年，一盒七分钱的大红花我们就买不起，现在有的烟一盒好几块，要命不？是咱农村人抽的不？旱烟也不错，有劲儿，习惯了。从部队回来，我每年都在边角地里种一些烟叶自用。
　　 他边说边向我抖了抖他的旱烟袋杆儿。
　　 这种烟袋杆儿，小时候很常见的竹杆烟袋。选用带根的竹杆，用烧红的铁丝把竹芯穿透，再在根部烧个烟窝就成了。为了耐用，通常用金属把烟窝和烟嘴包上。三爷的烟袋有一尺多长，烟窝和烟嘴包着黄铜，擦得锃亮，可清晰地看到几个精致的钉帽。烟杆中部系着一个黑色的烟叶荷包，两边都绣着一朵鲜艳的荷花，黄芯红瓣，灵动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