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路标赋（古韵）
　　
　　 夫坤舆万里，脉络纵横；方舆九域，途路纷纭。当夫云迷野渡，雾锁津梁，旅人停骖而踯躅，征夫驻马以徬徨。于是立木为标，刊石作记，导迷津于幽昧，指通途于杳冥。其形也，或耸若孤峰，或平如卧虎；其质也，或采自昆冈之玉，或取诸太华之松。铭以古篆，昭往圣之遗规；勒以今文，示来兹之轨度。此非独土木之形，实乃天地之绳墨，古今之章程也。
　　 观夫洪荒初辟，榛莽未开，先民伐木为导，结绳记途。神农披山通道，必树表于蹊径；大禹疏川导滞，当立碣于津涯。《周官》有“遗人”之职，掌邦之道路，设候馆以通宾客，树邮表以识里闾。秦并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治驰道于天下，立石阙于要冲，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表以文石，此路标之权舆也。汉承秦制，益广亭隧，郭伋竹马之迎，必循标识；张骞凿空之旅，当赖指南。魏晋以降，烽燧相望，邮驿相属，庾信《哀江南赋》云“路已分于湘汉”，盖指津途有别，标识昭然。隋炀开运河，筑御道，植柳千里，号曰“隋堤”，每三十里设行宫，十里立邮舍，柳为阴翳，碑为指南，斯亦路标之雅制也。
　　 大唐盛世，寰宇清宁，驿路四达，星罗棋布。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盖取道于长亭；李白“朝如青丝暮成雪”，必循途于驿路。长安朱雀街，东西十二坊，南北十四街，坊有坊门，街有街鼓，门悬牌额，道树华表，使行者不惑，居者不迷。宋室南迁，商路益繁，汴河之上，舟楫穿梭，两岸立“望柱”以记里程，桥畔设“路引”以导行旅。《清明上河图》所绘，虹桥之侧，必有碑碣，题“东京往南京路”，此市井之路标也。元之驿传，号曰“站赤”，遍于欧亚，途设“急递铺”，十里一铺，铺有“铺碑”，书其地名、里程，使驿使疾驰而不迷。明修《寰宇通志》，清纂《大清一统志》，皆附舆图，图中标道里、识关隘，而道旁之碑、路侧之碣，实与图籍相表里也。
　　 若夫山林幽险之地，路标尤显其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所叹，非独剑阁峥嵘，亦畏路径不明。故栈道之旁，必凿石为记，书“由此上”“由此下”；三峡之畔，当刻岩为识，题“滟滪堆”“崆岭滩”。徐霞客游黄山，见“小心坡”“鲫鱼背”诸题刻，叹曰：“非此标识，险途难越。”玄奘西天取经，逾葱岭，涉流沙，沿途佛塔、烽燧，皆为路标，故能“乘危远迈，杖策孤征”而不失途。徐光启译《几何原本》，论“点线面体”，而路标者，实大地之“点”，道路之“线”，指引方向之“体”也。
　　 至若城邑之中，坊巷之间，路标之用，更趋细微。《东京梦华录》载汴京“东华门外，市井最盛，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门首皆有彩楼欢门，上悬牌额，书其名号”，此坊市之路标也。苏州平江路，水巷相邻，桥有桥名，巷有巷牌，“大儒巷”“学士街”，皆以牌额示之；扬州瘦西湖，堤有“长堤春柳”之碑，岛有“小金山”之碣，使游人循名识景，得山水之趣。北京胡同，多有“砖塔胡同”“南锣鼓巷”之标牌，皆承古制，便民识途。
　　 夫路标者，非独导行而已，亦载历史，传文化。泰山“五岳之尊”碑，示其地位；曲阜“孔子故里”坊，明其渊源。昭君出塞，途立“青冢”碑，记和亲之功；岳飞抗金，道存“精忠报国”碣，传忠义之气。文天祥过零丁洋，必有“惶恐滩”“零丁洋”之标识，故有“人生自古谁无死”之叹；林则徐虎门销烟，滩头立碑，书“销烟处”，使后人知其壮举。近代以来，铁路肇兴，车站有站牌；公路渐广，道旁有里程桩。红军长征，过草地，翻雪山，于峭壁刻“北上抗日”，于树干书“向陕北去”，此精神之路标，尤胜金石之坚也。
　　 今之世，科技日新，路标之制亦与时俱进。高速路上，有电子屏以示路况；城市之中，有导航仪以导方向。然木牌、石碑、铜额、铁标，犹未废也。盖科技虽捷，而金石之质，历久弥坚；电子虽便，而碑碣之文，可传千古。昔者子路问津，孔子叹“道之不行”，盖因无明确之路标；今之行者，按图索骥，依标前行，何忧迷途？
　　 噫嘻！路标者，路之眼也，途之魂也。无目则盲，无魂则滞。天地之道，若大路然，有日月为标，故四时不忒；人事之理，若通途然，有道德为标，故言行不逾。《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此亦人生之路标也。是以君子立身处世，当明是非之标，辨善恶之界，如行路者之识路标，终不致于歧途矣。谨赋之，以彰其义。
　　
　　 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