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门槛上无所事事，看着一行蚂蚁匆匆走来走去。院门口的树又开花了，细细的白串子往下掉，落在青石板上。这个时候，我多大已经无法确认，只能概括为：我小时候。
　　 娘从屋里走出来，双手在围裙上擦擦，对着我说：“喊你爹回来吃饭，别在晒谷场跟人下棋了。”
　　 我应了声，迈开小短腿就晒谷场跑。那时候，我不明白，为啥隔壁二柱家顿顿喝稀粥，那玉米粥稀得好像能照见人影似的，而我家的瓷碗里，却总有白生生的大米饭。
　　 二柱他娘常常挎着竹篮在田上转悠，需找可以吃的野菜。挖野菜的手背上布满裂口，看见我手里的白面馒头，眼睛一亮说，“给婶子分一口吧？”我刚要把馒头递过去，就被娘拽着后衣领拉开。娘说：“快回家，你爹要检查作业了。”
　　 后来才知道，那些花花绿绿的票证是金贵物。爹的工资袋里除了几张毛票，总夹着一沓硬纸片：红色的粮票印着金黄的稻穗，蓝色的布票上是架缝纫机，还有油票、蛋票，边角磨得起皱，却被娘仔细收在一个小铁盒子里，像藏贝宝似的放到带锁的樟木箱中。
　　 爹用红铅笔在备课纸上画算盘，边画边说“这是国家给咱居民的保障，你爷爷奶奶那辈是地主成分，如今能吃上商品粮，全靠政策兜底。”我听得似懂非懂，只记得每次去供销社，售货员接过票证时那声干脆的“啪”——印章落下，像给日子盖了个安稳的戳。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似乎比以往更干旱一些。太阳把土地晒得裂成一道道口子，纵横交错，好像乌龟壳。二柱家的玉米秆全蔫成了红棕色，叶子紧紧地卷起来。二柱他爹扛着锄头在地里转悠三天，回来就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声不响，一脸愁容。
　　 我放学路过晒谷场，看见二柱和几个孩子围着石碾子转圈玩。二柱跟我说，肚子饿得咕咕叫，好像肚子里揣了一只青蛙。我傻不愣地说：“我家今晚吃米饭。”话刚一出口，人被二柱推倒在麦秸堆里。他眼睛红红，恨恨地说：“就你家有粮票！就你家能吃饱！”
　　 我哭着跑回家，娘正在灶台前馏馒头，灶间飘着水汽和麦香。“咋了这是？”她用围裙擦我脸上的灰，我抽噎着说二柱骂我。爹从里屋出来，手里捏着本卷了角的《毛主席语录》，蹲下来摸摸我的头：“孩子，不是二柱坏，是老天爷不睁眼。农民靠天吃饭，咱居民吃国家的粮，得记着这份情。”
　　 那天晚饭，娘蒸了两笼掺着玉米面的窝窝头，爹拎着半袋红薯去了二柱家。回来时，脸上却带着笑：“他娘给了把腌菜，够咱吃三天的。”
　　 那时候，布票金贵得很，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张。我身上的蓝布褂子打了三个补丁，袖口接了截红布条，娘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话虽这样说，到了过年时，她就像会变戏法似的，拿出块新布料，在煤油灯下裁裁剪剪，缝纫机“嗒嗒”响到后半夜。
　　 大年初一，我穿上新衣裳，二柱羡慕得直搓手，他那件打满补丁的棉袄，风一吹就鼓起来。他吸着鼻涕说，“我娘说了，等秋收了就给我做新的。”可那年秋天又旱，地里的谷子只收了往年的三成。
　　 最盼的是月初去买粮。爹揣着工作证去粮站，我跟在后面颠颠跑，看他把粮票递进小窗口，售货员哗啦哗啦倒出白米，落在麻袋里。
　　 有一次，我趁娘不注意，偷拿了张鸡蛋票去供销社，攥着热乎乎的鸡蛋往家跑，却在巷口撞见二柱。他盯着我手里的鸡蛋咽口水，我突然想起爹说的“记情分”，把鸡蛋塞给他：“你吃吧，我家还有。”那天回家挨了娘一顿揍，竹条抽在屁股上火辣辣的，可听见二柱在院墙外喊“谢谢狗剩哥”，心里却甜滋滋的。
　　 夏天的傍晚，爹搬张竹床摆在槐树下，娘摇着蒲扇讲故事。她说解放那年，爷爷奶奶被划成地主成分，家里的田地都分了，原以为要饿肚子，没想到爹考上了师范，成了吃商品粮的老师，她进了公社当文书，也转成居民了。娘轻声说，“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家抬不起头，是国家政策好，没让咱全家喝西北风。”
　　 我躺在竹床上数星星，看见二柱家的烟囱没冒烟，想必又在喝野菜汤。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锅里有饭，不是天生就该有的。”
　　 一次，学校组织去公社礼堂看电影，演的是《南征北战》。散场时天已经黑透，二柱跟在我后面，磨磨蹭蹭不肯走。“我娘让我问问，你家有多余的粮票不？”他抠着衣角，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想起娘放在铁盒子里的粮票，刚要说有，就看见爹在路灯下冲我摇头。回家的路上，爹说：“粮票是定量的，咱匀出去，你就得饿肚子。但可以教他娘去公社食堂帮厨，混口饭吃。”后来，二柱娘真去了食堂，每天能捎回些锅巴，二柱的脸渐渐有了血色，不再像以前那样黄瘦。
　　 我出水痘那年，浑身痒得直打滚，娘把仅有的两张蛋票全用了。煮了碗荷包蛋，蛋黄颤巍巍的，撒着白糖。我刚要张嘴，就听见窗外有动静，扒着窗缝一看，二柱蹲在墙根下，正眼巴巴地望着我家的窗台。娘叹了口气，把鸡蛋分成两半，让我端给二柱半碗。娘摸着我的头说，“都是苦人家的孩子，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
　　 秋天收红薯的时候，二柱他娘送了半筐红心红薯，说在公社食堂学会了蒸红薯干。娘把红薯切成条，摆在竹匾里晒，晒谷场飘着甜香，引来好多孩子围观。娘抓了把给他们，二柱却把自己那把塞给我：“你上次给我鸡蛋，这个给你。”阳光落在他黑黢黢的脸上，汗珠亮晶晶的。
　　 后来我上了中学，去县城读书，才知道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知道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区别，知道爹说的“国家情分”到底有多重。
　　 一晃又是几年，放暑假回家，看见二柱家盖了新房，院里堆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他娘笑着说：“包产到户了，地里的收成多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二柱递给我个白面馒头，比我小时候吃的还要白：“现在不用粮票也能吃饱，这才是真的好政策。”
　　 院门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更粗了，皲裂的树皮里藏着无数个夏天的故事。我蹲在门槛上，像小时候那样无所事事。娘从堂屋出来，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快进屋，你爹炖了排骨。”风拂过槐树叶，沙沙的响。那些用票证丈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迈进了一个能顿顿吃饱的好时光里。
　　 如今粮票早就成了收藏品，可我总在梦里看见爹揣着票证走进粮站，看见娘在灯下缝补衣裳，看见二柱捧着鸡蛋笑出豁牙……
　　 细碎的记忆，好像夏日槐花落满青石板，铺成一条通往过去的路。路上有白米饭的香，有红薯干的甜，更有那句被爹重复了无数次的话：“能吃饱饭，是多大的福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