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学习强国”盐城地方频道发表一篇文章，写的是大丰的一位百岁老人周银在抗战中的一段经历。其中有一段：1941年冬的一天凌晨，周银带着重要情报穿过白驹镇日伪岗哨，情报藏在布鞋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是那个人尽皆知的“叛徒”。周银心头一紧，转身欲逃。不料对方大步上前，一把攥住他的手，高声说道：“小弟，回去啊？正好顺路，一起走！”就这样，他被“押”着大摇大摆通过哨卡，对方还一路与伪军寒暄。直到脱离险境，“叛徒”才松开手低语：“快走！”后来他才知道，对方是潜伏在敌营的同志，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无独有偶，大丰老年作家协会向全区征集回忆录，主题是“忆峥嵘岁月赞奋斗年代”，其中在一篇杨兵同志回忆他父亲的文章里有一段提到：1941年8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父亲身着破旧衣衫，疾行于乡间小道......行至白驹五拱闸日军岗哨，父亲偶遇陈玉文。这个被众人视为叛徒的陈家墩子人（原大龙公社三墩村），却在此刻展现出了不同的一面。他轻拍父亲肩膀，低声提议同行，不动声色地将我父亲送出日军岗哨，并小声叮嘱：“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陈玉文的举动不仅化解了危机，更让父亲意识到，表兄实为忍辱负重的同志。父亲感激不已，抱拳告别，继续前行。
　　 看到“学习强国”上的文章和杨兵的文章，故事发生的年代同样是1941年，地点也是大丰白驹镇，前面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及“叛徒”的姓名，但在杨兵的文章中却清楚地交代了这个“叛徒”的姓名。
　　 带着好奇、疑问，以及对这位“叛徒”的尊敬，我向杨兵问起陈玉文的相关资料，对方回答：
　　 只听说陈玉文那时候是公认的“叛徒”，帮助鬼子做事，实质就是伪军，也在白驹日伪军处帮忙烧饭，经常到乡下采购农副产品。抗战胜利后，地下党组织在戚家团靶场准备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就有陈玉文。临刑前，陈玉文发出了临死前为自己做最后的辨解，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声称自己曾救过好多我党的同志，其中就有杨玉楼（即我父亲）。为什么他帮助过那么多的人而只提到了杨玉楼？那是因为当时杨玉楼是一位干部，而且很容易联系得上，能得到证实。负责人陈东高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不敢怠慢，立即让人找我父亲核实。我父亲便将陈玉文救他于危难之中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陈玉文因此得以昭雪，没有被执行枪毙。新中国成立后陈玉文被定为富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定为“四类分子”，经常被拉出来批斗，后来听说是病死的。其他有关陈玉文的情况及资料我就不知道了。
　　 至此，陈玉文此人得到证实，但他究竟是我党打入敌营的同志，因唯一的上线联系人牺牲而无法得到证明？还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被逼当的伪军？这些都已无从证实了。但有一点，此人在当地并没有留下害人的案例，反倒是利用他在伪军中的便利，暗中帮助过不少抗日志士脱离险境。
　　 近几年来，我对大丰当地是期的文史因工作需要而有所接触，时常看到有些资料中提及这类事、这类人，他们尽管因历史久远没有被人们记住他们的真名实姓，或者是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被这些人帮助过的同志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那时候他们面临困境，正是这些无名的好心人，这些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在暗中默默做着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胜利后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义举而表功，甚至不知道要拿这些来保护自己，最终还因自己的历史问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受家族所诟骂，使后人因他而蒙羞。他们所做的义举也随着历史的长河被冲洗得不留痕迹。
　　 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他们曾经为民族、为我党所做的那些事是不会被轻易遗忘的。
　　 战争年代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忍辱负重如负枷锁。胜利后，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勋章，却被贴上“叛徒”标签，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镇压，他们因为自己站错了阵营理应受到惩处。就如陈玉文那样，纵然临刑前自己曾经所做的善事被得以证实，但在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暴中终究没能逃脱历史的定性——富农、四类分子，批斗的棍棒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打击。最终，他蜷缩在病榻上，无声死去，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他们至死都未知的评判。
　　 血色岁月里，无数这样的灵魂被碾碎。他们以良知为灯，在污名中穿行，无声的救赎抵不过时代的狂潮。而今，我们当拂去史册上的尘埃，让他们的名字不再湮没——所有忍辱负重者，皆是这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同样应受后人尊重，被人记起。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