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天，我正上小学三年级。一天学校召开大会，宣传和布置上级提出的大搞“除四害，讲卫生”的全民活动。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要求我们每人买一把苍蝇拍，以后每天上学都要带着。当然消灭多少苍蝇和蚊子是无法计量的，只要手中有拍就行了。
　　 老鼠和麻雀可以用上交老鼠尾巴和麻雀腿来计量工作成绩，学校给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规定了任务。同学们都不愿意交老鼠尾巴而愿意交麻雀腿。因为捉了麻雀可以吃肉，而且“腿源”广泛，那些候鸟的腿都可以当作麻雀腿去顶任务。候鸟自然是蒙冤的了，麻雀其实也是蒙冤的，不过当时可正戴着四害之一的帽子。幸亏后来老人家承认定错了，给平反了过来，麻雀才结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说到这里，觉得应该借机说点也算题内的活。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这个全民行动绝不是伟大领袖发个号召就鼓动起来的，而是中央最高层的一次会议决策。并且在1958年2月12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联合名义庄重地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文件。麻雀就是在这个文件中被正式“戴帽”的，罪名是它糟蹋粮食。但是麻雀被大量消灭后却给农作物带来了严重的虫害，粮食减产得更多。以郑作新先生为首的一些动物学家在对麻雀的生态习性做了细致、全面的调查之后，冒着自己被戴上帽子的风险，上书中央，陈情麻雀存亡的利与弊，请求更正。万幸的是，这份报告被准奏了。初看起来，为麻雀平反好像比给右派平反要简单容易多了，但是，它却也刮擦了大人物缺乏科普知识的脸面！
　　 麻雀其实很不好打。它被人称作“家贼”，就是因为它比南方来的候鸟机灵得多。用夹子和箩筐等办法它都不上当，那时候还没有粘网等先进武器，气得人们对它还使用了“敌驻我扰”的兵家战术。
　　 天将黑了，满屯人都行动起来，叮当叮当敲盆子。吓唬麻雀不让它进窝，也不让它落在树枝上歇脚，想把它累吐血了掉在地上摔死。麻雀飞起来成群，黑压压一片，它们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阵敲盆声。着实把麻雀吓得够呛也累得够呛，但是没看见哪只麻雀飞着飞着掉了下来。可惜人类没有那么多的工夫跟麻雀对峙；并且麻雀飞往村外人又撵不上它，它们在树林里休息好了，又回到了它们的窝里。
　　 麻雀窝就在房子的缝隙里。那时候农村全都是破土房，土墙年久了会下沉，因为房盖是靠包在墙里的一根根的柱子支撑着椁梁和檩子的，即使下沉也不会和土墙一样的程度，因此房盖与房墙的连接处，除了前墙，两边大山尖和后檐墙都有很宽的大缝子。这就成了麻雀既省事又暖和的家。
　　 夜晚掏麻雀窝是比较奏效的办法。我只参加过一次，还是赖乎乎地跟着本屯的大同学去的。因为掏麻雀必须要有手电筒才行，而我们全屯大概也就是老刘家的学生有一只，我们就都围着人家的身前身后转，结果两三个人就能干的活凑上来十多个。我们几个小的，争着抢着给抬梯子，很怕人家不算咱。
　　 全屯几十家小矮房，被我们顺着后墙根挨个摸了一遍。惊飞了不少，但也捉了三十多只，都当场摔死了，免得逃飞。分胜利果实时，人家念我们给抬了半夜梯子，每人给了一只。
　　 收了整整两年的麻雀腿，之后这个任务就取消了，麻雀又平等回归到了鸟类的群体里。不过将漏划的臭虫揪出来顶了上去，除四害的运动仍然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