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心里犯了嘀咕：像大山一样沉默的父亲，何以谈情。像小河一样唠叨的母亲，何以说爱。在陕北，父亲不过父亲节，母亲也不过母亲节，父母更不知情人节为何物……
　　 痴痴地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忽然，我仿佛看到老家窑洞冬夜里的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父亲正坐在炕楞上，轻轻抚摸着那只懒洋洋的大花猫。母亲纳鞋垫的银针在布面上穿梭，行云流水一般。脚地上的洋炉子烧得正旺，炉胆通红，炉筒“呼噜噜”地响，仿佛在驱赶屋外的北风呜咽。这灯光和炉火明明灭灭，映衬着父母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庞。两个人都没有言语，窑洞里静悄悄的、暖融融的。大花猫舒舒服服地卧在灶火巷廊里，发出微微的“咕噜”声。
　　 原来，所谓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而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相守，在黄土高原的风里，长成一株沉默的山丹丹。
　　
　　 一、被生存选择的姻缘
　　 我的父母结婚快五十年了。母亲十六岁那年冬天，媒人领着父亲上门提亲。一头小毛驴驮来二斗小米、两扇年猪肉和两只猪脚，外加一对红绸被面、两瓶太白酒、两条“大前门”。这份在今日看来寒酸的聘礼，在当年却是父亲倾尽所有的体面——年猪是自己养的，小米是自己种的，而被面和烟酒钱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在那些恓惶的年月，这已经是父亲最大的诚意与能力了。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提亲那天，母亲刚从山上背回一背重重的柠条（柴禾），大臂和两肩被尼龙绳勒出两道深深的印痕，脸颊冻得红扑扑的，发梢和眉尖凝结了细碎的霜花，一条乌黑透亮的麻花辫垂在侧肩。母亲只看了父亲一眼，顿了顿神，便略知一二。母亲红了脸，匆匆卸下背上的柠条，拍了拍粘在的确良面棉袄上的尘土。很快，母亲钻进灶房，扎上粗布围裙，生火，和（huo）面，准备好饭食，趁热端上桌。之后，便一股脑儿钻进后窑，坐在炕头纳起了鞋垫，羞答答的再也没出来……
　　 也许，父亲看母亲身体结实，手脚麻利，锅灶上利索，会做针线活儿，想必也能生娃娃，便没提半个不字——自家光景烂包成那样，本就没什么可挑剔的。母亲呢，既有少女的羞涩作祟，也有对未知命运的迷茫，自始至终，连一句话也没说。
　　 就这样，父母的终身大事就这么简简单单甚至糊里糊涂的就成了，婚期就定在腊月里。没有鲜花，没有誓言，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席面。只有窑洞里两支昏黄的红蜡烛，照着两张青涩而局促的脸。
　　 对于父母而言，那时大抵不懂什么是爱情。两个压根不认识、不了解、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人，却能迅速结婚、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如今想来，这般结合堪称传奇，而在我的父辈那一代，却是极为普遍的存在——无非是年少无知与贫穷的叠加，所谓“饿不择食，寒不择衣，贫不择妻”，生存的窘迫，容不得太多思量。
　　 显然，父母的结合，难说是因为爱情。而这份被生存推着走的婚姻，注定要在柴米油盐中打磨出特别的模样。
　　
　　 二、贫寒中的互相托举
　　 婚后，母亲在八年内生了五个娃娃（有两个陆续不幸夭折），父母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饥寒冷暖。爷爷早逝，父亲兄弟姊妹七人，但那些年月大家都过得恓惶，无人帮衬。而更令人费解的是，父母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娃娃，越生越穷，越穷越生，不求生活质量，但求家丁兴旺。也许，父母只认准一个老理儿，那就是多子多福。
　　 且不谈这“多福”，受穷的体验却是真真切切的。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伴随着旧窟窿的扩大。一大家人的光景日月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就拿最基本的衣食来说，一日三餐，吃的最多的是土豆、窝头、酸菜和挂面。而土豆在我的味觉记忆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因为几乎每天每餐都离不了它：土豆烩酸菜、土豆炖粉条、土豆丁煮挂面、土豆丸子、洋芋擦擦、土豆块、土豆丝、土豆饼、土豆泥……母亲想尽法子把单调的食材变出一桌“土豆宴”，却变不出一丁点荤腥。
　　 吃食单一，营养匮乏，免疫力弱，最怕生病。可家里的境况，容不得我们轻易踏进医院的门。父亲自学得一点兽医手艺，左邻右舍劁猪剡羊常找喊他帮忙，而当我们生病时，父亲便成了家里的“赤脚医生”。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生成时父亲给我打针的情形——那是一套不知从何而来的老式医用注射器械，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铝制金属盒里。玻璃针筒又笨又大，金属针头又粗又长，针筒和推杆因年份久远而变得发黄发暗。父亲烧开半锅水，把针筒、推杆、针头、镊子等都放进锅里煮了消毒。我躺在炕头做着无用的挣扎，脑海里进行着强烈的思想斗争。母亲忧心忡忡地依偎在跟前哄我“一点都不疼，就像蚂蚁叮一样”。还不住地夸我从小就皮实，答应我病好之后煮两个笨鸡蛋给我吃。
　　 当酒精棉花擦拭过皮肤时，我紧绷身子，攥住母亲的衣襟。糟糕的是，父亲好像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手持装好药液的针筒，颤抖着瞄准了几次，比划了几下，才下定决心。毕竟眼前接受注射的不是一只羊羔或者一头猪娃，而是自己的娃娃咧。针扎在我身上，却疼在父亲心坎……终于，父亲用他那握惯了老镢头的粗糙大手，颤抖着把针打完了……哈呀！疼！真的生疼。后来我才知道，注射的是青霉素，特别疼，这是药物属性决定的。也可能是我过于紧张，肌肉没有完全放松。但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因为那两个笨鸡蛋，因为母亲夸我皮实。
　　 可没多久，针孔处就开始发青发肿、发硬发痒。母亲一边叨叨不停地怪怨父亲下手太重、笨手笨脚，一边心疼地用薄薄的土豆片敷上。父亲却不紧不慢地说：明后天还要再打两针，好好巩固一下……唉！看来，父亲这位半道道兽医果真干不了医人的活儿。握老镢头的手怎能做这等细活，也是难为父亲大人了。
　　 若是风寒感冒，便用土法应对。一是用刀片在脊背上划开口拔火罐。我不知道这究竟能拔出多少风寒，拔出的血却是黑乎乎、湿漉漉的。我小时候几乎每年都得忍受几次这种土法拔罐。二是“放十指”，就是用烧红的细针扎破指尖“放毒”。这种十指连心的剧痛，我只尝过一次便永生难忘。
　　 实在熬不过去，父亲和母亲只能心照不宣地打出最后一张神秘的牌：母亲备好香纸供品和烟酒饭食，父亲悄悄去请神汉神婆来做法，那袅袅香火里，藏着他们面对苦难时最卑微也最虔诚的期盼。撒五谷、打醋坛、扶鹿马、求神问卦……虔诚地祷祝一场，祈求上苍保佑、祈求神仙保佑、祈求祖宗保佑……
　　
　　 三、烟火里的恩爱情深
　　 如果当初父亲没有选择母亲，如果母亲没有看上父亲，是不是我们家庭的情况就会与众不同。当然，如果那样，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家。但命运没有如果。若说当初父亲为何选了母亲，许是看中她那副经得起苦日子的身板；母亲为何应了父亲，许是看上了父亲的好人样，许是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纪，从他沉默的眼神里，瞥见了一丝可依托的安稳。可再好的眼缘，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磋磨——看吧，年轻人总要为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在岁月里慢慢买单，而父母的账单，写满了黄土高原的风沙与烟火。
　　 人穷是非多。父母和千万个窑洞里的夫妻一样，都在演绎相似的生存史诗：贫穷、疾病、生儿育女、吵架闹仗、七灾八难、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谁也不曾放弃过谁。相反，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为生活、为儿女、为所谓的梦想，共同打拼、共同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谁也离不开谁。
　　 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每逢农忙时节，庄稼地里的重体力活让父亲累得甚至直不起腰来。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而那些恓惶的年月，家里确实没什么营养补品。粮仓里攒的土鸡蛋本是留给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妹妹的，无奈，每天一早，母亲总是背着父亲悄悄地打上两个鸡蛋，蒸在锅底。母亲双手把一洋瓷碗热乎乎的鸡蛋羹递到父亲手上，打趣儿道：“这有福之人呐，要人服侍”。父亲怨怼着接过来，回了一句：“这无福之人呐，服侍人”。两句玩笑里，藏着他们最直白的疼惜。
　　 母亲这辈子没读过书，不识字，不会表达爱，更不会说ILoveYou。在家里，母亲把父亲唤作“孩儿他大”，是对丈夫的亲昵；在外头，则称父亲“掌柜的”，是对一家之主的认可；生闷气了，嗔怪父亲“这个死鬼”，是嫌怨里的依赖；而吵架闹仗时，会叉着腰痛骂“挨千刀的，千年万辈怎就遇上你这号人……”骂父亲的同时，也会顺带着揭揭我们家族祖宗的老底儿、穷家薄业。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讲话直白笨拙，不会文文绉绉、弯弯绕绕。但这最狠的话里却藏着最深的爱与依赖。骂到最后，母亲只能骂自己，骂自己眼瞎命不好，找逢上这样的男人……
　　 而父亲却很少反驳，始终是那个沉默的人。父亲只会说两个字：没事。母亲骂他后，他说“没事”；念叨他辛苦时，他说“没事”；庄稼欠收时，他说“没事，明年准好”；我们担心他身体时，他也说“没事，我挺好”；操劳了一辈子，让他歇着时，他还是说“没事，我习惯了”。不是真的心无波澜，而是父亲给一家人的定心丸，就像他春耕前默默翻完的地，入冬时悄悄拉回的煤。父亲从不说出口，却稳稳地托着这个家。
　　 父母这样一对“俏冤家”，吵吵闹闹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几十年患难与共，几十年不离不弃。
　　 起初，我不懂这份在烟火里吵吵闹闹的感情。直到长大成人，经历了世事冷暖、人心薄凉，才慢慢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还能在一起。在时光的长河里，爱情就是这样真实而纯粹，是相依相守、彼此牵挂，是默不作声的陪伴，是他回来能吃上一口热饭。再说，这世上，人与人哪有天生的般配与合适，不过是我的理解，你的让步，我的温柔，你的迁就。
　　 多年后，我无意间看到母亲针线盒底珍藏的一双鞋垫，红色的底布已经褪成了淡粉色，针脚却依然细密，中央绣着两朵盛开的山丹丹，还有四个鲜艳的大字，分别是“恩爱”、“相守”。我想，这正是母亲在时光里绣下的无声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