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在手机上看到了射洪师校同学薛丽晒在朋友圈上的那张40年前的结婚证，心灵被震撼了。
　　 这张结婚证是一尺见方的宣纸印制，正上方的红五角星两边各三面国旗。“结婚证”三个大红字格外醒目，印刷体格式，空隙处填上编号、当事人的名字、年龄、办证日期，最后盖上边证机关公章。
　　 看完这张40年前的结婚证，勾起了我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追忆……
　　
　　 ① 历经磨难，喜赢高考……
　　 我生于1960年3日，5岁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妹七人抚养长大，家庭非常贫穷。年年当“超支户”，分的口粮不够糊嘴，一年到头穿不上一件新衣服，一个月难打一次“牙祭”。
　　 1975年7月，我在柳树中学初中毕业，未能被推荐读高中，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队长看我头脑灵活，会打算盘，身体差干活吃力，就安排我到队办饲料加工坊当记帐员兼收银员。
　　 197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无端遭同事毒打，受冤枉被开除出加工坊。当时饥肠辘辘，想起自己个子不高，体弱多病，担起粪桶偏偏倒倒，粪是那么臭，路是那么长，顿时万念俱灰，心儿都快碎成渣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1月15日，我从四川农民报》刊登的《四川省1977年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中重新看到了希望。我就像沉入海底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但家里穷得连报名费5角钱也没有，我只好厚着脸皮向大哥借钱报名，去参加12月14日那场恢复高(中)考后的首场考试。
　　 由于读初中时，学制三年中途改为两年，学生成天写大字报或在校内外参加劳动，学的那点知识少得可怜，时间久了也忘得干干净净，考试结果名落孙山。
　　 但是我不愿放弃。第二年春，在大哥帮助下，我步行20多华里来到柳树区明星公社中学插班复习(当时大哥在公社当畜牧站站长)，苦战三个多月，卧薪尝胆100天，用甩掉20多斤肉的代价，把初中知识重头到尾啃了个透。7月15日再赴考场，终于以4科总分337的优异成绩，考入射洪县师范学校。
　　
　　 ② 心宜学妹，情愫初动…… 
　　 我们班一共50名同学，其中9位女生中。分别来自射洪、三台、中江三个县，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同学间包括1973年一1978年初中毕业的几届毕业生，年龄相差11岁(1953一1964)左右，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朝夕相处三个春夏秋冬，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年升学率在4一5%之间，能考进师校，都非常优秀。
　　 薛丽坐在我前面的位置上，她生于1963年4月，入学时刚满15岁，家住三台县飞马区。她身材娇好，长相漂亮，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是班上4名舞蹈队成员之一，曾多次登台，迷倒了一大片粉丝。
　　 实话实说，读师范的三年时间，我心中也产生过朦朦胧胧的情素。班上女同学中，我唯独对薛丽入心，想入非非。一次，我无聊极了，在课桌上用粉笔写下“前呼后涌”四个大字。同学王夕炯是个喜乐神，他一边大声念一边解读：“哈哈哈哈——前呼后涌！前面是夫人，后面是张萃勇！”同学们跟着起哄，老师进教室了，这场“闹剧”才平息下来。
　　 当然，情窦初开的我，有自知之明，家贫、处世不圆滑、嘴笨，根本谈不来恋爱。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思想单纯，只知闭门读书，很少有人谈情说爱。“董永配七仙女”的故事只能在戏和电影中出现。我强将“单相思”雪葬，不向任何人表露，免得自寻烦恼，遭别人耻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一辈子都记得1980年春天，我生病住院，回家休养返校时，薛丽将10斤全国粮票在教室无其他人时悄悄夹在我书中，叮嘱千万别告诉他人，免得他人咬舌根。这种温暖让我终身不忘。
　　 1981年7月中旬，我们班面临毕业，按照规定，哪个地方的学生就回哪个地方分配工作。
　　 7月13日，涪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射洪县城一片汪洋。大批房屋受损，交通中断。师校坐落在何家桥软脚坡上的山坳里，地势高幸免遭灾。已领到毕业证的同学们，被迫滞留在校园内，在硬壳抄写本上互相签字留言，焦急而耐心地等待雨停，等待恢复交通。
　　 18日这天，正式恢复通车。一大早，雨下过不停。三台、中江的同学归心似箭。班主任陈中凡老师带领射洪的全体同学，打着雨伞步行几公里，将外县同学送到位于绵渝路边的县客运站。大家依依不舍，眼泪汪汪……
　　 由于当年交通和通讯极其不便，同学们一别校园就仿佛人间蒸发，音讯杳无……
　　
　　 ③ 难筹彩礼，被人抛弃…… 
　　
　　 1981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乙区大明公社四大队小学教书。在我工作刚4个月时，为我们付出一生心血的母亲却被病魔夺去年仅63岁的生命，怎不让人心痛不已？从此我过上了缺爹少娘的孤独的日子。
　　 当时，我还未满22岁，渴望家庭的温暖。正值精力旺盛，哪个男儿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呢？但在穷乡僻壤当“垭口大王”，举目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虽有红娘隔三差五牵线搭桥，介绍的姑娘大多数文化低、子女多、家贫寒。与之相处，很难找到相同的语言，品味不出一点点儿谈情说爱的甜蜜。
　　 1984年4月21日，我被安排到明星公社七大队(现侏罗纪公园)小学工作不久，一个学生家长为我介绍了一位未满18岁的姑娘。相亲那天晚上，月明星稀，蛙声此起彼伏，她靠在我身边，仰脸跟我说，她有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只读了三学期书，父母就不准她读了，回家带弟弟妹妹。她天真地问:“你是教书匠，真的不嫌我没文化吗？“”
　　 尽管我心里渴望浪漫的爱情，渴望能找到一个知书识礼、有共同语言的伴侣。但因寂寞和孤独让我盼望有一个家。无可奈何，我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她家距我所在的村小只隔一座矮矮的山梁。她隔三差五给我送蔬菜、猪油、干面，我放学后乐呵呵地去她家蹭吃蹭喝，有时帮着做一些家务。晚上牵着玉手儿钻树林爬山坡。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我隐隐约约感觉，一种甜蜜和温暖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憧憬在未来美好生活中。
　　 我们亲密交往了10多天。一天中午，姑娘问我：“能不能拿出200元作彩礼啊？父母说:给了彩礼，下半年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好像像掉进了寒冷的冰窟中:我这寒门孤儿哪里去有这笔“巨额”彩礼啊？
　　 那时我工资不足40元，母亲生病安葬花多了不少钱；在明星中学读书欠下大哥131元债务刚刚全完……剜肉补疮，借贷无门，这婚，怎么结啊？
　　 看着我迟疑不说话，姑娘便挣脱了我的手，一下子从我身边跑开，由于无钱付彩礼，结婚成了奢望，仿佛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我泪眼朦胧，呆立在路边，不知所措……
　　 学校放假后，我没精打彩回到家，到四哥家蹭饭吃。8月1日，我心里实在放不下这段感情，便鼓足勇气，步行3个多小时翻山越岭到姑娘家打探“虚实”。孰料，一进门就吃了闭门羹……全家人对我冷若冰霜，姑娘不与我见面，背着背篼匆匆消失在屋后山林中。
　　 次日一大早，我一言不发，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老家，茶饭不思，仰在床上任凭泪水横流。
　　 8月31日晚，已调明星公社十一大队小学工作的我心有不甘，邀约好友曾广友、宋大军去李家沟去讨个“说法”。当着红娘的面，我与他们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最后女方退了我恋爱期间花去的100元钱，下了“逐客令”……
　　
　　 ④经人介绍，情定终身…… 
　　
　　 这些年，我困在偏远山区，如井底之蛙，与师范同学交往的时间不多，除柳树“五老乡”——皮之元、张治华、张治亨、杨永华、我外，和在金华镇中学工作的王夕炯、县教委工作的李斌、金华的杨彩虹、许克彬等有点儿联系。
　　 1983年某天，王夕炯与美术老师张扬渊的女儿张女士结婚，皮之元邀约我去金华参加婚礼。那次金华之行，见到了杨彩虹、许克彬、李斌同学，心旌荡漾。
　　 我于1984年腊月十四日结婚，当时未办结婚证，三年后才补办了结婚证，是小红本本，姓名、性别、年龄、日期是工作人员手工填写的，加盖了当地人民政府的公章。
　　 说起我的“闪婚”，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
　　 1984年8月底，我结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苦恋后，静下心来专心教书，利用课余时间攻读高中课程，为参加高函考试做准备。  
　　 11月中旬的一天，龙兴旺邀请参加他的婚礼。他是我在明星公社中学插班复习时的同学，比我小两岁。5个毕业班中，数他成绩最好。他与我特别投缘，拜师不如访友，我向龙兴旺学懂了许多知识。不知为啥，中考时，我金榜题名，他居然落榜了。复读一年后，他考入四川省供销学校，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射洪市天仙区供销社当会计。1984年10月，他与供销社一位姓李的女孩喜结良缘。
　　 我骑借来的自行车到天仙吃喜酒，车况不好，盘山碎石公路难行。我早上8点从明星公社十一大队小学出发，下午2:30赶到婚礼现场，早已人去席空。
　　 第二天上午，我返校路过柳树沱，邂后邻居国会大姐。她问我结婚了吗？我无言以对，泪溢眼眶。
　　 善解人意热情大方的国会大姐请她辈份中的嫂子朝华嫂为我做牵线搭桥。那天上午，在国会大姐位于柳树上街“行店头”的家中，我与一位文文静静、语言温柔的高中生村姑见面了。
　　 我们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姑娘告诉我，她生于1963年7月，父亲是马尔康森工局工人，弟弟读初中，妹妹读小学。18岁那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父母说只要真心相爱，不要我花钱。
　　 我暗自高兴。菩萨保佑背时人，天上真的会掉馅饼么？花钱找算命先生合八字、查婚期，那是一种愚昧。我自己翻日历，选了一个星期日，邀请亲戚朋友喝“喜酒”。
　　 1984年腊月十四日(1985年2月3日）星期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哥哥嫂嫂忙上忙下，在家为我筹办了几桌坝坝宴，我将一生所爱的人—高华迎进百年老屋，我终于当上了新郎。
　　 我掐指一算，从相识到进洞房，不足40天！ 由于时间伧促，手边经济拮据，我们婚前没有照一张合影照，更没有拍婚纱照，还没有办《结婚证》。我们相信：只要夫妻俩真心相爱，办证早与迟并不重要。
　　 从新婚之夜开始，困绕我多年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婚后，妻子到学校代课，几年后，沱牌集团扩厂征地，我们老家的土地被全征，妻子成了沱牌公司包装工人，孩子“农转非”，全家人成了城镇居民。
　　 我和妻恩恩爱爱四十一年。如今一儿一女都在大都市安居乐业，孙子外孙早已上学，快乐成长。有车有房，家庭温馨。目前我与妻已经退休，已有3个孙子，我们在都市里过着儿孙绕膝，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一起游公园、逛超市、看花展，成了最幸福的老人。
　　
　　 ⑤看见证照，五味杂陈……
　　
　　 然而，几十年同学之情总在我记忆中缠绕。
　　 2011年8月，薛丽来射洪参加射洪师范学校81级（2）班毕业30周年同学会。我与她在“沱牌大酒店”门前相遇。当时，我只觉得她面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旁边的同学笑而不答。她笑嘻嘻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叫我猜她是谁？
　　 看到同窗三载的“暗恋”对象竟久久认不出来，在场的同学哈哈大笑……我脸顿时红到耳朵根。聚精会神猜了好久，脱口而出：薛丽！薛丽嘻嘻笑了。此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首古诗:
　　
　　    少年离家老大回，
　　    乡音不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薛丽在师校读三年，与我同组，坐在我前排，一张课桌的距离。彼些关系融洽，她常常为我纠正读不准的汉字。有一次晨读，我大声武气把“狠揍美国佬”的“揍(zou)，读成了chuo，她笑得东倒西歪，扭过头对我连说了三遍:“读zou！”。
　　 她毕业后回到本县教书，几年后改行当广元监狱当警官，直到退休。  
　　 2011年7月10日—11日，在射洪市召开射洪师校81级（2）班30周年同学会。同学们从广元、成都、绵阳、德阳、三台、中江再一次相聚射洪，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完别离情。
　　 那天，薛丽从广元市赶来参加，尽管她已48岁，但风彩依旧，成为了会场中的焦点人物。
　　 同学会在县城附近的龙泉山下蔡家沟“九大碗”的农家乐举行的。午饭后，同学们有的喝茶聊天，有的打牌娱乐。薛丽同我一桌搓麻将，玩得十分开心。夜宿农家乐，第二天，同学们依依惜别。
　　 同年8月13日，薛丽的儿子儿媳结婚，我邀约杨永华、张治亨一同参加。我们从射洪乘汽车到绵阳，从绵阳乘火车到广元。晚上宿安逸酒店，第二天上午游皇泽寺，中午喝泸州老窖，欢声笑语荡漾在女皇故里。
　　 2021年7月10一12日，射洪师范81级（2）班毕业40周年同学会在射洪市召。薛丽从广元赶来，脸上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灿烂。这次，共有35位同学到会，大伙儿参观了射洪中学内的母校旧址，参观了沱牌舍得酒业公司，参观了市政工程，异口同声称赞几十年来射洪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时间如百驹过隙。当年班上的“小师妹”薛丽，九朵金花之首的美女，结婚已40周年，13岁的孙女在杭州读初中了。她与同是警官丈夫光荣退休后，常驻杭州西湖畔，经常在朋友圈或班级群中晒幸福荣，秀恩爱。她进老年大学“充电”，日子过得满是油珠珠，令人好生羡慕。
　　 薛丽，你这位优秀女警官，我心中的女神，将40年前的《结婚证》保存得这么完好，并大大方方晒在朋友圈上，“公宣”老夫老妻的百般恩爱:生活潇潇洒洒，日子甜甜蜜蜜……
　　 人生之路，如秋天的云朵，变化多端。不屈服于命运，不苟且偷生，迎着狂风暴雨，走稳前进路上的每一步，不折不挠，勇往直前，雨后定会红霞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