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节刚过，我们屯来了一对年轻的男女。男的是我家后院的外甥，二十四岁，姑且叫他阿甥吧，女的是阿甥的对象。这对情侣来到这里不是休闲串门的，而是为了躲避女方父母的“强拆”跑到这儿来避难的。那时候，我们农村还是生产队体制，生产队里不过是分了小组，刚刚朝着分化瓦解的方向迈进，还没走到分田单干的那一步。社员们仍然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下参加集体劳动，天天出勤；远不像后来那样自由自在，谁愿意干啥就干啥，谁愿意咋干就咋干，一天啥也不干也没有人管。
　　 这对男女在我们后院住下以后，整天无所事事，白吃白喝，而且短期内还没有撤离的意思。一晃两个月过去，他的舅舅和舅妈有些招架不住承受不起了，但是还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其实即使下了令也不好使，有家不敢回，又没别处去，撵得走吗？就像一个大疖子，干鼓包，还没出头。
　　 我父亲这个时段正在家中“赋闲”。生产队分组之后，他马上就退出了集体劳动，成了个真正的自由民。每天背着个粪筐子，四处溜达，搜集创作素材和新闻线索，成了我们家的“专业作家”。听说了后院的事以后，感觉这个事有点“写头”，于是我父亲对他俩说，我给你们写一封信向报社反映一下吧，这样事情就会出头了。在了解了大致情况以后，我爹以“代笔”的名义，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给报社邮了去。
　　 说到这里，插上一段也不算偏题的话：当我也走上了玩弄文字这条道以后，随着名气的小增，也有人来找我求我，写这写那。我都断然拒绝，就更别说主动去寻找“线索”了。我不是专业写手，不是靠耍笔杆子吃饭的。我偶尔动动笔，只是为了消遣。既然是消遣，那就抒发抒发情感，写点与他人无关的。不能违心地为别人写，不能违心地写别人，更不能写给自己找麻烦添烦恼的东西。
　　 而我父亲的性格却与我是截然相反的，对家长里短特感兴趣，爱管闲事，并且管不到正地方。像他为“后院阿甥”写的这篇“群众来信”，父亲是向当事人做了正面询问呢还是用了旁敲侧击的手段？写好了“代笔信”之后是否让当事人看过并征求可否发表的意见没有？现在这些都无法查证了。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不会履行这些“程序”。
　　 过了些天，稿子登了。因为稿子有典型性，报社还给加了编者按。在我父亲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这是唯一给加了“编者的话”的，就连当年引起报社内部地震的小评论《乾枷脖》都没这个“待遇”，可见其触动性之大。没想到，稿子见报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中的当事人：“后院阿甥”与他的对象是一个公社相邻的两个大队的；“读者来信”的炮制者我的父亲，是另一个公社的，与“后院阿甥”相距五十多里地，但都同属一个县的。女方家长将“诉状”呈给公社，公社转呈给县里，县里把情况传给报社。
　　 之后，报社派人到县委宣传部，会同县妇联和当地政府，进行联合调查，最后的认定结果是：“失实”。
　　 一圈调查下来后，报社对我父亲很不满意，县里的宣传部门、妇联部门和计生部门也不满意，被调查的男女双方的大队领导及公社领导更不满意，加上当事人家长的极不满意，父亲是“光腚推磨──得罪了一圈人”。不知他自己对自己是否满意。
　　 调查组当然也必须要找到我的父亲。那天，在我们大队干部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家。见到我的父亲，问了一些情况后，又派我弟弟到后院叫阿甥两人过来。这对“避难者”还在他的舅舅家没走呢。我弟弟到了后院，见了阿甥“夫妇”，说明来意，没料想，这对狗男女竟然吓得跳后窗而逃，躲了起来，不来见面。原来，他们自身也有短处，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快要生了，犯了计划生育方面的错误，怕“计生办”处罚他们。
　　 我弟弟回来后，当着调查组的面如实报告，把我父亲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我父亲的晚年，痴迷写稿，视文章若半个生命。“好心好意”揽的活儿，却弄了这么一个结果，还让县里的人都知道了，着实窝囊了够呛。不用说，这对父亲以后的稿件的采用，也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过后，我父亲见到了那两个人，也把他们暴损了一顿，并且发恨：再也不写这类的东西了。
　　 最后附带说一下那对小夫妻的结局，人家在他舅舅家把孩子生了下来，又养了两个月，最终抱着孩子凯旋而归。是靠什么力量解决的，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