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却是我们周边“知名”的“作家”，发表了很多报道、评论、建议之类的小品文，而这类文章多数因为片面、失实、偏颇而饱受诟病。
　　 我今天要提的是一篇“建议”，题目是《社员买砖难，何不办砖厂？》。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好转，翻新和新建住房的人家逐渐多了起来，这就使红砖的生产销售显得很走俏。“新闻敏感性颇强”并且干过烧砖这个行业的父亲，立即写了一篇“呼吁”发了出去，报社很快就给登了。
　　 我确实看见过那张报纸，但是可惜的是，我没记下发表的日期。
　　 应该说，父亲写这篇稿的立意是好的，可惜他又没写好。最明显的谁都能看出来的第一条错误就是：他尖酸地批评当地党委不关心群众生活，工作不作为，好像只有他自己，才是老百姓的贴心人，能想到老百姓的需求。第二条错误是夸大买砖的难度，这一条当地人能看得出来。他说：我们周围百里都没有砖厂。你想，当年的机动车本来很少，再加上这么大的范围内没有砖厂，买砖能不难吗？而事实是我们南边的董家乡砖厂和北边的两家子农场的砖厂距离我们乡所有的村落都只有十几里或几十里，并非百里。
　　 据说当年在我们乡任职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极为不悦，多年后我还听说，当时同僚们在县里开会相聚时，董家乡的领导人逗我们乡的书记说：你们乡的社员买砖难，怎么不到我们砖厂去买呢？我们的砖可是物美价廉啊！但当年的党委领导是谁，我这个草民并不知道。
　　 父亲的脑袋太热了，可能他对二十年前曾从事过的行业还眷眷有情吧？据我知道，父亲还就怎样办厂的专业性问题写了篇稿子，但是报社没给登，──报社不是培训班，不能印他编的教科书。
　　 父亲的这篇稿子也没白写，后来他被乡里召了去，叫他重操旧业，筹办砖厂（我不知是不是被刺痛的那届领导）。父亲兴奋得不得了，骑着个破车子，去乡里给他指定的地方采了土样，之后送到五十多里外的霍家店砖厂去试烧。──不对，应该写一百多里外才行，因为父亲说，百里之内没砖厂呀！试烧成功，接着又跑其他事宜。他还想拉上我，要“提拔”我上他的“厂子”里当电工呢。最后的结果是：厂子没办成，不但跑腿的工钱没处讨，还搭了几趟车费。
　　 这么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当然要找到它。可惜我就像找其他的文章一样，既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发表的，也不知道登在哪份报纸上。我首先划定一个范围：这篇稿子必然是写于1986年他重病之前，1979年他重新执笔之后。发稿的报纸不是《吉林日报》就是《吉林农民报》。但这个范围，即使不是大海，也够大湖了。
　　 我来到我们县的档案局。有两位科长是我的朋友，他们不但给我找来报纸，还给泡上茶水。一本又一本，一年又一年，那已经泛黄的报纸一页又一页地从我的手中翻过，结果是从满怀希望到最终失望。我不死心，仨月四访档案局，最终还是白费了心思。
　　 管理科宋庆伟科长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捷径：当年县委宣传部的门起福科长把我们县的作者写的和与本县有关的文章都剪裁下来，辑成了几大本子，最后交给了档案局。宋科长把这些宝贝给我端来，我在这里还真找到了几篇父亲的稿子，但是我想找的那篇仍然没有。
　　 在查找报纸的同时，我四处寻访知情者。我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宣传部的门起福科长。我父亲几次因报道失实惹麻烦，都是门科长给解的围。我联系上了门科长，可惜他不愿深谈，说记不得了。后来我又找了几位乡里的退休干部，也都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线索。
　　 最后我们村的一位老村干部不但言之凿凿地说准了当年的党委书记是谁，还讲述了那位书记在我们村部发牢骚的情景。我又从档案局查到了那位书记在我乡任职的准确年月，再查那个时间段的报纸，这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竟然还是没查着！你说奇怪不？
　　 我的一位文友劝解我：什么事情都难达十全十美，就别再穷追了。
　　 唉，有啥办法？那就留下一份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