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的《剧本》杂志又在书桌上了。翻了几篇剧论，一时不能静心，倒是想到了有关剧本创作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戏剧文学奖”只设大戏、话剧，却砍掉了小品。这一类的奖项，向来是层层选拔，好中择优，获奖率很低，它的意义更多是在激励和引导的层面上。现在这一砍，等于明明白白昭告天下，“我们更推崇的是大戏而非小品”，甚至把小品从“戏剧文学”中划了出去，无形中给小品小戏泼了冷水。或谓“戏剧文学奖”本来就是偏专业的，取消小品奖也无可厚非。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性的障碍需要跨越：非得把专业和群文（群众文化）分得那么清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非得泾渭分明吗？
　　 我上初中时，曾和同桌女生商议，在课桌中间划一条白线，谁也不能过界。现在回想，当然要笑从前的幼稚。可是如今在艺术领域，却正有人在画这条“一分为二”的线。由此还派生出一个问题，即在专业那一块，似乎更偏爱宏大、壮丽、史诗性的作品（自然也有例外，不过恰好可以反证有这个“例”的存在），而在群文这一边，就更偏爱农村题材、小市民题材、农民工的故事。敢于“对着干”的作品，比如写得比较“俗”的大戏，比较“雅”的小品，往往被视为“过界之举”、“非主流”、“不合常规”。在中国，“越雷池半步”都难有好下场的。这现象是谁也不会承认，但谁都会默认。
　　 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不要有那么多的创作禁忌。小品不能超过十二分钟，小戏不能超过十五分钟，不能频繁切光，不能超过五人，反面揭露不能超越“底线”……既然全体作者都在戴着镣铐跳舞，那就肯定不会跳出“霓裳羽衣”来，不变成“大家一起做早操”已属万幸。
　　 与上述那些“不能”相映成趣的，是电视剧创作有许多“必须”。
　　 必须煽情，必须冲突尖锐，必须（这一条现在有所松动，不是必须，而是“最好”了）在第一集里就让主要人物全部出场。为了画面好看，拍摄方便，又容易催泪，“最好”要有医院里的戏份——细想一想，真的极少有哪部电视剧完全不出现医院的。为了一开始就紧紧吸引观众的视线，还最好在开头就有人吵架、打耳光、打官司，有人跳楼，有人翻车……这些“必须”与“最好”看起来是为了伺候观众日益刁钻的口味，殊不知观众的口味正是被这些电视剧给养刁了的；看起来是为了迁就观众的智商，事实上观众的智商恰恰是被千篇一律、千部一腔的公式和套路给降低了的。结果创作者越是妥协退让，观众越是挑剔狭隘；观众越是挑剔狭隘，创作者越是妥协退让，可谓恶性循环，“生生不息”。
　　 我在小说《水晶之恋》里曾调侃过：“你一边写，一边得时时刻刻念叨：收视率、收视率、收视率，跟和尚念‘阿弥陀佛’似的……你看你这一稿就很煽情了，不是这个人得了白血病，全家哭得死去活来，就是那个人搞婚外情，女儿抱个洋娃娃上街找爸爸。这就对了。不过还有美中不足……每一集最后要有悬念，好比一刀举起来，还没杀呢，结束了；又好比老婆跟人偷情，大门一响，老公回来了，又结束了。把观众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去砸电视……第一集不吸引人，人家就换台了……一开头要么血流成河，一场大屠杀；要么一个人站在楼顶上，摇摇晃晃准备跳楼；要么一场大火，两对夫妻吓昏了头，把婴儿抱错了。这就勾起了观众的兴趣，不由得他不看……你不要怕人家说你瞎掰，有多巧你就写多巧。比如两个人几十年没见，在上海这种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他们愣是碰上了。又比如有缘无分的恋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就隔了几步，他就是看不到。前面那位一回头，后面的刚好蹲下来系鞋带；后面的站起来了，前面的又被一辆该死的车给遮住了。你胆子再大一点，只管编去就是，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
　　 其实《大明宫词》、《桔子红了》等电视剧的成功已经说明观众并非无可救药，并非肤浅到一辈子“就好这一口”。韩剧虽然是我所反感的，但它的流行却能说明观众并非只愿意接受快节奏和强刺激。可惜业内视若无睹。
　　 第三个问题是剧本到底要不要“集思广益”。大学时，不管是口才出众、激情四溢的吕老师，还是“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幽默投入的陆老师，从来都强调剧本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乃至神圣的。近期参加戏剧论坛，听过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黄维诺教授的课，也只说写戏，不谈“改”戏。难以理解，写小说散文也好，写诗歌评论也罢，都是作者个人的事。唯有剧本就待遇特殊，需要听取无数专家、老师、领导、前辈、平辈、晚辈的意见，一改再改三改。改得好呢，不敢掠美，作者心里明白，功劳是大家的，军功章上有别人的一半，作品不纯是自己的孩子；改得不好而又不便明说，更悲哀了。常说“集体的智慧”如何了得，“集体的”倒是真的，是不是“智慧”恐难保证。就算是智慧，那也是别人的，剧作再轰动，心里也不是滋味。在小说界，我们最常听到的是“小说研讨会”，对成品各抒己见；在剧本界，最常出现的是“剧本改稿会”，对剧本七嘴八舌的提意见，活生生的把成品变成“初稿”。作者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然后“有选择的”的体现到修改本中。更遑论改得次数太多，剧作者早已丧失了激情。
　　 有人会想当然的说，你就不改，看他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只不过导演生气，投资方不满，专家（常常就是评委）自尊心受伤，不能上演，也别指望获奖。因为剧本存在一个二度创作的问题，得靠领导或商界掏钱，靠导演和演员竖在舞台上，又得通过大大小小、成色不一的奖项来“证明”它的价值，牵涉的“山头”特别多，受制于人的程度也特别深。而写小说、散文和诗歌，束缚就少一些，压力就小一些，心态也相对自由些。
　　 说句“题外话”，莫里哀、契诃夫、还有我相当喜欢的迪伦．马特（他的《老妇还乡》、《罗慕路斯大帝》、《物理学家》皆是旷世奇作），想来都是保持创作独立，才最终“立”在了世界戏剧史上的吧？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荒诞派经典，更绝对不可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相比之下，莎士比亚也许商业味浓一些，会留意观众的反应和剧院经理的建议，但也不会广泛征求意见，把本子改得面目全非，要不然《哈姆莱特》会变成《人民的莱特》，《雅典的泰门》也成为《典雅的泰门》了。我们中国的当代巨匠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不见得吸收过多少别人的见解；反而《王昭君》、《胆剑篇》和《明朗的天》这些缺乏个性、没有神采、水准较差的作品含有奉命成份，是开过“改稿会”和座谈会的。
　　 今年是曹禺诞辰一百周年，就以这篇短文，加上一片诚意，一瓣心香，作为对他在天之灵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