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我心目中的圣地。
　　 敦煌是我心中永久的伤。
　　 ——题记
　　
　　 敦煌，以“敦大煌盛”著称于西域。
　　 我数十次到过敦煌，记得最早一次是在1958年，后来就是在1991年至1996年，这六年期间，每年几乎去十多次，当然，都是工作需要，但是每次去我都会到莫高窟参拜，参观了近800个洞窟。
　　 1958年那时，敦煌几乎还保持着老样子，摩崖式的洞窟，一层层，一排排，洞连着洞。那时，还没有给洞窟加上门框门扇，就是一个个半券式的圆洞口，站在摩崖前的宕泉河岸边远看，在浓密的大树后面的洞窟，就像是长长的三四排鸽子洞在占据着裸露着的风化岩面上。除了残存的唐代文献记载的木质“虚栏”，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之外，有的是上下两个洞相通，人必须蹬着沙石形成的台阶通过窟内的小小圆洞爬到上层洞窟去。那时，敦煌石窟还没有得到确实的保护，没有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洞窟前面沿着山崖修筑的钢筋水泥阶梯和悬挂式甬道、栈道。那时，攀登这些洞窟很是危险，我蹬着你的肩膀、你抓着我的手臂，像现在的攀岩运动一样，进到洞窟内，洞内的地面还是原来的沙石土堆积的，用手电照着穹顶、藻井、壁画和泥塑，甚至是躺在地面上久久地向上审视、欣赏、议论、琢磨，没人管没人问，就是晚上睡在里面也一样。
　　 1991年又去敦煌，整个莫高窟已经旧貌换新颜了。
　　 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抢修拉开了序幕。这项工程是集开凿隧道、支撑悬崖绝壁夯实基础、加固岩壁等于一体的结构复杂的浩大工程，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整个工程在石窟群的南北区总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档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做了彻底的加固，并安全地解决了400多个洞窟上下4层之间的往来交通。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和花岗石砌体代替了唐代文献记载的“虚栏”。层层叠叠、巍峨壮观的坚固栈道为工作人员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畅通便捷的交通通道。
　　 但是，在文革期间莫高窟差点陷于灭顶之灾！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公开叫嚣说：“敦煌艺术没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这无疑给敦煌艺术判了死刑。于是，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从北京、从兰州、从酒泉、从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1967年夏天，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拍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汇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周总理及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这份文件很快就电传到了敦煌。就在国务院电传紧急文件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清晨，从兰州赶来的红卫兵大军已坐火车来到了敦煌，他们和在敦煌的红卫兵头头一接触，马上开始肆无忌惮地大规模破坏敦煌文物。他们首先来到敦煌县城附近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抡起锄头、榔头把那里的一大片明清古建筑彻底捣毁，然后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莫高窟进发。听到消息后，敦煌县武装部部长张双虎带领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立即赶到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地——文化路口阻截。当红卫兵大军气势汹汹地到达后，他们以周恩来亲自签发的文件为“尚方宝剑”，和文物所的工作人员共同向红卫兵宣传国务院的指示，并向红卫兵讲述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艺术价值和保护到今天的艰难历程，特别向红卫兵们讲述了周恩来是如何关心重视敦煌艺术的事。“周总理不让我们打毁？周总理在保护莫高窟！走吧！撤吧！”红卫兵们纷纷小声议论着。最后，他们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但是最大的灾难还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人皆知的所谓王道人贩卖文物案。其实，王道士卖文物的事很复杂，文物丢失也不仅仅是王道人一个人干的……
　　 《敦煌》那部电视片只是说了王道士出卖敦煌书简的事，一时间，人们见了我聊起这部片子，对王道士咬牙切齿，我总是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他们，不必为掩盖一些历史的真实，去换取人们的爱国主义。我也奇怪，为什么片子的专家学者们在这件事上一起噤声。如果王道士真是这样可恶，就又不知道那位王道士的尸骨塔，不到百年的构筑物，又不是古迹，何以能还在莫高窟河对岸静静的立着。其实，对于敦煌遗书流失海外应负责任的正是当时的清朝官吏。更可恨的是在书简运到北京后，那些偷偷留下几千件，后来又将上千件卖给日本人的几个人，甚至还被介绍为解放后向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捐献出了百十本，近似表扬。我真的感到悲哀！死了的是王道士，不死的是民族痛！当下，在许多事情上遇到官员就不敢碰，何以对于清末民初的官吏学者的丑事也讳莫如深？
　　 话还得从王道士说起。
　　 王道士，长久以来都是以藏经洞的发现者和国贼双重身份定调的。他的原名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小时候因天灾人祸逃出家乡，流浪到甘肃酒泉，清光绪年间，在肃州（酒泉）巡防营入伍，后来退伍在肃州道观出家，道号法真。一段时间后，又向西云游到了敦煌，住在莫高窟。因为那里没有出家人管事，他这个道家就成为了佛窟的主持，倒也是一个阴差阳错的事了。也许，命运理当如此了，也未可知啊。
　　 他雇佣了敦煌贫士杨果，之初，杨果做的是文案的工作，代人抄写发愿的经卷并且也卖一些，代写祭祀用的醮章和收拜佛的布施钱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杨果在清除（现在编号为16）洞窟甬道沙土时，偶然在洞窟的墙壁上磕烟袋锅，听到墙壁的“空空”声，杨果就赶忙告诉给了王道士，他们便凿墙探查，结果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给世界带来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和许多仁人志士衣带渐宽终不悔、离妻弃子赴戈壁，潜心保护和研究的敦煌学。
　　 这个发现也构成了我心中永久的伤和民族永久的痛。
　　 王道士和敦煌遗书的事后面再说。其实王道士还是有点能力和心愿的。在发现藏经洞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他利用布施、主要是卖遗书的钱在大窟前重新修建了三层楼阁，用现在的建筑费用和生活收入作比较，也是一大笔投资了。建成时，他还撰写了《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以记其事。
　　 我觉得，以王圆箓个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没有藏经洞这件事，他不会史上留名。正是由于他，也使得敦煌遗书散失殆尽。但是，不管是谁发现了敦煌遗书，对于敦煌古老文化而言，对于自敦煌千佛洞和遗书反映出的自汉魏至有清一代历史的研究，应该说都是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一种贡献。是一次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大概这也是王道士尸骨塔有所保存的必要吧。
　　 华丽的敦煌壁画和丰富的敦煌遗书，展示出的辉煌深厚的文化，反映了自汉唐以来在宗教、社会、民俗、历史、地理、法制、医学、文学、艺术等等多方面的延沿、发展和成就。
　　 尤其在文化方面，浩瀚的变文、经书、词话、讲经文、特异变化的诗词文体，包容的特定地域、欧亚大陆、内地影响、西部民族演变，展示了一种融合、宽容、亲和、慷慨和主动的各民族黙化，成就了敦煌学作为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
　　 让人愤慨的是，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的很长时间里，王道士将发现藏经洞的事报给了县衙，直至向慈禧直接书面报告，并且小心翼翼决不让人跨进洞窟一步，当时清朝政府应付外患疲于奔命，加上当时政府的职能部门近乎瘫痪，不管实事，而清朝大小官员和富豪，只知道金银玉磁是古董，大量收集把玩，对于藏经洞内大量的书卷认为无足轻重。王道士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而且，后来的（1907年以后）匈牙利的伯希和等人，也是打着研究的名义在那里骗取收集收买。说王道士只知道这些遗书有历史价值，但是不知道多么重要，那么在京城懂行的学者们大有人在，在后来政府下令运往京城时，就有几个人先把运到的文物不直接交给政府，而是先卸在自家的府中，经过挑选后，把一部分交给了政府（交到了北京图书馆），这些人把手中的瑰宝卖给外国人捞取利润……
　　 在王道士把墙面上的壁画剥掉，将墙壁上的草泥铲去，发现了用砖封起来的墙壁，他们把砖小心地抽出，终于发现了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后来被称作“敦煌石室”。在数日不停的整理后，他想到应该赶快报告县衙。于是取出部分写卷、佛画分送到肃州兵备廷栋、敦煌知县汪宗翰及本县官员、乡绅手中。谁知，人家当官的把文物据为己有，没了回音。这大概是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至五月，斯坦因在数次到西域、新疆淘宝、探险后来到敦煌莫高窟。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早年曾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学府学习，后来供职于在越南河内的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又名法国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和摄影师努瓦特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他们将莫高窟的全部洞窟编了号，并且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作为汉学家的伯希和熟悉中国古典文献，他通过不断的说服，又表现出对汉学的极大兴趣和丰富的知识素养，王道士在多年官府不管的情况下，同意了伯希和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精选一遍，这样，伯希和用廉价骗购走了大量的藏经洞文献及绢画、丝织品。“写本”部分，被伯希和送到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藏在集美博物馆。以上这些宝物伯希和以四块马蹄银（共重200两）共骗买走了写卷印本古籍24箱，佛画、织绣品等5箱。光绪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又一次来到敦煌，以白银500两骗买走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6000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376帧。
　　 1909年8月，伯希和路过北京时，将所获得的敦煌遗书中的一小部分，展示给在北京的学者。当时一位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清政府学部参事厅行走，后又充任殿试襄校官、学部考试襄校官、学部参事官等。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和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都在场。当他们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当他又听伯希和说，在敦煌藏经洞还存有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便立即将此事呈报了学部。在罗振玉的努力下，学部左丞乔树楠要罗振玉代拟电文，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查封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1910年秋，这批宝藏几经挫折，终于运到京师学部，后移藏至今北京图书馆，但是，已经不是运回来的数量了。自此，中国学术界始知敦煌遗书。敦煌遗书的年限起自公元4世纪，末期在10世纪左右，包括各种经卷、文书及其它文献，总共大约5万卷。文献种类约在5千种左右。绝大部分是佛教文书。非佛教文书类包括：官府文书、四部书、道教典籍、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医学书籍、启蒙读物、民俗民风记载书籍等。除大量汉文写本外，还有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写本。此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以及壁画小样和画具等文物。
　　 在敦煌许多国家探险家群聚，主要有：
　　 1900年~1915年，俄国人库库什金、奥勃鲁切夫、柯同洛夫、鄂登堡等盗走敦煌遗书1万件以上。
　　 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走24箱写本和5箱绣画等物品，1914年又盗走4大箱经卷。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盗走大约5590卷写本。
　　 1911年，日本人桔瑞超盗走367卷。
　　 1914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盗走100多卷。
　　 在清政府命令将遗落的敦煌遗书送往北京时，又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和监守自盗的许多事件……
　　 1909年初夏，法国人伯希和将自己在敦煌莫高窟王道士手中骗走的6000余卷敦煌遗书走私到了巴黎，把留下的极少的一部分，如《老子化胡经》和隶古定本《尚书》等，带到北京六国饭店，展示给北京文化界名流罗振玉、王仁俊、蒋斧和董康等人看。伯希和虽说是一位“中国通”，但他毕竟是洋人，他有鉴别古物的眼力，却难以吃透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需要向中国的专家学者请教一些问题，弄清诸多疑问，所以才示宝于人，并肯透露出藏宝的地点——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一见那些极其罕见的中古时代的经卷和文书，罗振玉、王仁俊等人大吃一惊。罗振玉是京都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语言文字学家，一看便知那些文物的价值。他立刻上报清政府学部，呼吁政府赶紧采取措施保护残存的敦煌遗书。
　　 罗振玉在保护敦煌遗书这件事上是最为光明磊落的。当时的一些学者为一己之私，大肆收藏并贩卖古文物，而且一旦落入私人手里后，学部和京师图书馆只能用银子购买，不像今天凡是发掘出的文物一律交公。但是，对于国外流失的敦煌遗书却和今天对待在国外的古文物一样，好像中庸和仁义占了上风，不如世界上那种通过国际法追回，对列强的掠夺容忍、低声下气到了极点！而且到了当代也是中庸得很，不敢向外国索要！所以，当时在对待伯希和，也只是希望人家影印并将目录给我们。伤、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