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我那天看完的时候，我在书上写了这么几句话，“费了半天劲，作者是想把它写的更文一点，其实小说写作不需要文。”我在这个后面，看完感受最深了。因为像前面何老师的序里面说的，其实应该更“武”一点，“武”的味道可以更重一点，不一定非奔着“文”，你这个太像文学了。就是说他这个语言非常地追求文学化一点，缺乏一些自己的语言了。好比里面的人名什么的，写母亲，一般农村的都叫娘，谁家媳妇儿。
　　 李运昌：我过去是这样写的，后来朋友给我指点了以后，他让我纠正过来了。
　　 奚同发：所以这是我刚说的第二个问题，你想写给谁，别弄的最后，开会开到最后，你不知道该咋弄。所以，我刚才第一句就是说，写作不需要主意，你不要考虑什么主意，你要真正写作快乐，这样找到一种写作快乐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也不一定都奔着文学史去写，几个人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人。那也是开国青会（音）的时候，何弘院长有一句话，说的让我感触特别深，应该说是整个开国青（音）那个会，我收获比较大的就是何弘院长谈的那个，就是进入城市以后他的这个创作观，他今天还没谈呢，就是说进入城市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恶太多了，这就是文学观的问题。这个回头可以找何老师谈一下，我觉得他那天谈的特别好。但是最近不光是河南作家，全国的作家，包括不仅仅是一代，可能就包括整个现代文学界，好多的作家都忽略了，他们一涉及到城市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觉得一进入城市带来的就是恶的。当然那种恶也有另一个方面了。我也不多说了，前面说了那么多，大家都很真诚。
　　 今天参加这个会，是我参加河南将近十多年来的文学会中，第一次大家能把问题摆出来的。以前我觉得这个会对面都是名家，大家碰的时候，都是碰一下赶紧躲开，不想把问题摆出来。你说谈乔叶的问题，往那儿一坐，乔叶不管咋着，人家获得鲁迅奖了，我不管咋样，我写成这个路子了，刀枪不入，我现在就是刀枪不入。我觉得说那么多的问题，也就是那回事。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会议让我收获很多。
　　 何弘：同发谈的非常真诚，非常好。体义说说吧？
　　 张体义：我就不说了，时间有限。
　　 何弘：最后隆重推出焦述老师。因为刚才刘恪说遇到贵人了，这个贵人就是焦述，所以说焦述对你的成长道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专门把他放到最后。
　　 焦述：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啥时候人家都说老焦与世无争，啥事儿没有提过要求，真是这，我从来没有跟作协提过任何要求。所以，包括职务，包括会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所以老焦这事儿好办，佩甫就说，老焦你不叫他去也没事儿，他与世无争，但是谁谁就不中了。所以说，我这个是出了名的。但是评职称，我说大家的一级作家都评完，再评老焦，因为我也争不过你们，我也有自知之明。果然是这样的，但是也差不很远，我们当时七个专业作家。所以我为啥说这个，也是实际情况。我为啥有自知之明，因为我知道我不中，你不中得知道你不中啊，但是说你不中，有人说足球比赛会有弱队打败强队的，我说那不中，弱队还是弱队。
　　 我说这个比较随意一点，我跟运昌认识的时候，是我在签名售书的时候，因为我后来出《市长日记》的时候，签名售书很多。每出一本，那个图书大厦，最早还没有图书大厦呢，有图书中心，在金博大对面的一个，邀请我去签名。第一次签名《日记》的时候，运昌认识我了。认识我以后，他要了我的一个名片，开始经常跟我联系。联系以后，他过春节还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实际上我往往对这些同志从来不拒绝，要真是那大老板，有时候还会拒绝。因为我在房地产干了三年，接触了大老板，确实是这样的，跟他们在一块反而觉得不舒服。运昌邀请我，我去了，他家在西郊一个租赁的很小的房子里面，他和他爱人、小孩三口之家，生活非常拮据。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当时是过年，我可以这样说，运昌，你爱人烹饪技术也好，你喝的茶也好，确实是……但是我感觉到非常感动，情非常真切。他赛过我喝西湖龙井，尽管他的茶是很普通的，当时吃的那个饭，赛过我吃鲍鱼。因为这个东西，咱们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跟谁在一块吃饭，这个很重要。包括我最近到李珍铁矿，这个老铁矿，他说安排什么吃饭，我说哪也不要安排，我要看看你们工人怎么吃。因为什么？我要了解他们怎么吃饭的，他说那不行，你到那受不了，我说我非要这样，而且事先不要说。他们也无奈，就让我去了。我了解到现在的煤矿的工人餐厅是什么样子的，我必须得知道这些。长时间处于省会城市，你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我觉得运昌的生活我非常了解，运昌当时对文学非常执着，作品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当时的责任编辑是刘大龙和陈思（音），还没有出版，当时也提了很多的问题。运昌当时钱也不多，要自费出版。我就给运昌泼了冷水，我说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要出一部小说，你现在是解决安居和乐业，你现在要挣钱。他爱人当时在银基一个小摊位卖化妆品，挣钱不是很多。运昌在家当专业作家，在写呢，我说你这个不对，你得改变，你不应该叫你爱人在外面工作，你到市场上去打拼，然后你把钱挣好，把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至于写作，你现在就像是正月十五打死一个兔子，有它也过，没它也过。什么意思呢？你到正月十五了，打死一个兔子，过了年了，那都准备好了，吃罢了，这个兔子要不要都行。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当时很接受不了我的意见。因为什么呢？我接触到过去的一些青年作家，追求文学追求的非常执着，最后往往弄不成，这个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现在不举了，最后弄的很悲哀。为啥？文学这个东西，我走过来几十年，我感到它是世上最有风险的职业，大家也可能不认可我的意见，它是最有风险的，特别是专业作家，没有比这更有风险的了，怎么风险？可能一辈子你一个字都没留下来，你当了一辈子专业作家，这就叫风险，而不是说你缺吃少穿，不是这，因为共产党他养这个专业作家，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有这种体制，包括前苏联的体制，现在苏联都没有了，现在叫俄罗斯了，他这个体制就打破了，国家不养作家了。当然有些国家会有这个基金，但是不像中国，给我们发着工资，然后你还可以在这儿胡说，写好了也中，写不好也中。所以我后来的思想就改变了，我说这些话就是叫运昌听，就感到到当专业作家是一个误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说这样下去，一辈子什么也没弄成，还耽误了干其他的事儿，我要选择其他的职业，很可能能干一番事业。
　　 但是我后来又回过来了，回过来以后，因为我是很热爱文学的，这个可能都知道，包括李佩甫他很知道，我是对文学特别热爱的，不是一般的热爱，我们两个人在《莽原》一块当编辑，两个主任，管一个兵，我们三个人，俩主任管一个兵，实际上是人家一个人管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主任一个兵，这是老何弄的，何秋生（音）弄的这体制。实际上，老焦真是热爱，确实是这。我是把文学当做一种宗教来信仰的，真是这，我到现在还是。你像其他人当了六年的副市长，他绝对不干这了，包括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当市委书记的，他说你还写啥呢，他说我给你安排一次旅游，到国外去转一转，他们觉得这个叫生活，他们觉得我们这样爬格子，他们感觉到很可笑，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咱们理解不了。那天我跟佩甫电话里交流，我说咱们不写还能干啥？他说是啊，咱们只能写了，只能写到死。所以我把文学，我个人比喻成足球，比如说20岁到40岁这是足球比赛的上半场，40岁到60岁这是下半场，60岁到80岁，这属于加时赛，我现在进入加时赛了，我说的年龄都是大的，80岁到90岁那属于伤停补时。往往很多精彩就是在伤停补时进球的，你没有看足球比赛嘛，决定胜败的，往往90分钟踢不进去一个球，加时赛还没有踢，最后伤停补时那两分钟，踢进了一个，决定这个人的命运。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你的年龄很有关系，跟人的情绪很有关系，像托尔斯泰写《复活》，他是在70多岁开始动笔的，但是我认为他的《复活》就成功了，当然认识不同了，有人认为他的《卡列尼娜》成功，当然我最喜欢《复活》，我反复看，70岁以后，非常成熟，他为什么能写成？我看名著是怎么看的？我不仅要看书，我要问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个东西，托尔斯泰为什么能写成《复活》，雨果为什么能写成《悲惨世界》，司汤达为什么能写出《红与黑》，我最后都找到答案了，曹雪芹为什么能写出《红楼梦》，吴敬梓为什么能写出《儒林外史》，这个答案在我自己这里，但是这个答案你们可能不会接受，也可能能接受，但是我有答案，我知道他为什么成功了？比如说托尔斯泰，他是庄园主，他在大学学过法律，他是人民陪审员，他办过很多的案子。
　　 南丁：命里该这的。
　　 焦述：这一套我非常认可，但是这一套我估计在座的各位不一定服，人是有定数的。
　　 田中禾：你要相信这就是命。
　　 焦述：我曾经给你说过嘛，中禾，我说易经大师给我推这个，这个绝对是真的，咱现在不说这个。人谁要是不相信命非君子，同意这个话吧？五十而知天命，真是这样的，不知天命非君子。当然你要给不了解这个的人说，他说你是胡说八道的。所以说，我现在总结出了一个结论，当一个人没有弄清一个事物真相的时候，千万不要下否定的结论，那是幼稚可笑的，因为你没有弄明白，你就否定了。那在这些明白人的心目中，他会说这是毛孩子，不懂。因为什么呢？当你懂了以后，你就知道，真是这回事。因为这个世上很多的事情，它是有定数的，但是定数是可变的，这叫变数，在易经里面叫变卦，这都是事实啊。咱今天不说这个了。
　　 我说这个，绝对是真理，如果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给你实际举一个例子，你就感到会震惊得不得了，感到这是一种定数。像南丁的命要去查，绝对是“此命生来不平凡，荣华富贵享不完”。他的命是这个命，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能这样做呢？老了还不离朝政，这个命里有这一回，一直到老，你还不离开这个舞台，命里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乞丐，他上面写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命里就写着，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但是也是命中定的。这个里面非常复杂，它是一种伟大的哲学，谁要不相信这个，回来我可以单独给你们找一个大师推一推。当然这个东西，当我了解了以后，我是60岁以后才了解的。
　　 田中禾：我想给你插一句，给运昌讲，焦述绝对是你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例证，为什么？焦述这一生走过来，他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我可以这样讲，他并不是朝着纯文学走的，而且他非常清醒走这个既是在纪实，又是在文学，在这个边缘上，走的结果是，他写的是社会小说，不是人性小说，因此，他走的不是纯文学的道路，而是社会文学或者严肃文学这个路路。所以他一直朝着这样的道路走，克服了他的缺点，扬长避短了，论语言，论结构，论驾驭文学、小说的能力五，他要搞纯文学，他这一生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头，但是他走这个路子他就成功了。
　　 焦述：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叫运昌参考，文学啊，他的最大魅力在于不可确定性。美国人说中国的法律具有不可确定性，他说的很客气，实际上文学比法律还具有不可确定性。我现在客观地看，作家对作品的评判是一个格调，出版社的编辑家们评价是一个格调，新华书店的老板们他又是一个格调，包括书商们他们的评判也是格调，我都接触过了，我称为是作家、编辑家、出版家、销售专家、销售工程师，在国外就是卖书的。作为一个作家，应当接触这些层次的人，他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作家是最活跃的，作家的思想是富有激情的，也是最富有智慧的，但是他是最不具有确定性的。编辑家相对来说要比作家具有可确定性，评论家也是比作家具有可确定性，但是他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编辑家们就相对来说要稳定一些，出版家就更稳定了，他要决定出这本书不出，卖书的那是定死了，这个书是什么，他的争论不大。一个书商说是什么，另外一个书商也不会说不是这，基本上是相似的。这是我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真经，跟大家今天在这儿聊一下。我没事儿会到图书城，我跟图书城的一些人交朋友，我请他们吃吃饭，我说这个书卖的怎么样，现在什么书好卖啊，为什么好卖啊？应当知道这些。至少一个作家他应该懂这个，他不应当不懂这个，而且他不应当拒绝这个，他更不应当觉得人家不懂，实际上他们很懂。我的《市长日记》第一次举办研讨会，2003年，那个书是争议最大的，当时我知道，你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李佩甫评价最高，说这是老焦的里程碑，李洱（音）说老焦这部作品不应当这样写，应该照着《马桥词典》写。
　　 田中禾：所以开研讨会不要听作家的。
　　 焦述：我今天说这个就是让他明白，争议很大，还有其他人说怎么怎么着。但是咱们这个社长杨俊才（音）他来了，他说这是河南的一流作品，我要作为重点作品推出。你知道，杨俊才（音）当时是社长，他是亲自当责任编辑。所以它的反差很大，这个书在河南出现非常多，而且他把这个书是抢走了，这个书本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可能这里面说来话长了。他亲自当责编，基本上在签合同的时候，在北京举办研讨会，在合同书上写明了，作为重点书，然后报什么什么奖，这都是老杨给我定的，我也很感谢他，当时这个书因为有些事儿他也没操作好。但是说什么呢？这个出版社啊，这个书不仅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现在也要出，当时这个书没有敢给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