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山东堂邑武庄（冠县柳林镇）人氏，原本无名，以排行第七被人们称为武七。他七岁丧父，随母行乞，不久丧母，独自谋生，因不识字，饱受欺凌，做了三年佣工被雇主以假账讹了他的工钱。二十岁开始四方乞讨，积蓄钱财。一八八八年与杨树坊在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僧了征在馆陶创办杨二庄义塾，一八九六年与施善政在临清创办御史巷义塾。山东巡抚张曜将其事迹上报朝廷，朝廷封其为“义学正”，赐名为“训”，赏黄马褂，立“乐善好施”牌坊。
　　 武训五十九岁那年病逝，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乡民数万之众参加葬礼。山东巡抚袁树勋为之上奏朝廷准许“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准建武训祠。一九零三年，巡抚衙门派人修葺武训墓，建造武训祠。梁启超为武训撰写《兴学节略》，张默生《异行传》里专录武训一节，将之称为“义丐”。一九三七年，山东教育厅拨款重修武训祠，并立汉白玉雕武训像。一九三八年，段承泽绘制《武训先生画传》。抗日战争时期，堂邑县改名为武训县。一九四八年至五零年，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拍摄完成，公映之时，甚得好评，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但是，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中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紧接着，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打倒武训精神。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人踊跃参加，纷纷发表文章表明批判态度。孙瑜、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由周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等十三人组成，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的各镇各区各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得出结论：
　　 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武训当年要饭讨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大债主（武训积蓄的钱财放过高利贷）和大地主（武训办义学买了大量田地）。
　　 《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再过了十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训墓被掘，尸体被毁，武训祠及汉白玉雕像、“义学正”匾额等亦被毁。一九八五年，武训得到平反。一九九七年，重建武训祠。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电影《武训传》首次开禁。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否定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批判武训的做法。
　　 昨夜，我在百度搜到“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这是一部文艺类的传记片，长达二百分钟。看了以后，颇是令我感慨如潮。
　　 用现在的话来说吧，《武训传》是当时大腕名导、大牌明星的杰作。片中的女演员，有大名鼎鼎的黄宗英、吴茵。虽然，黄宗英饰演的小桃与武训萌发了朦胧的爱情，但小桃不愿被举人老爷逼着卖给屠夫，上吊自尽，使武训的终生未娶至少与此有关，也使这部影片略有几分言情成份。片中又有越狱、起义的镜头，参了些动作成份。而传记片本身的依据史实，可以算是古装大戏。
　　 在黑与白的光影中，赵丹扮演的武训，奉行不倒翁精神，吃苦耐劳，胸负大志，行乞办学，功成不居，成为“千古圣丐”。他随母行乞之时，捡到一本《三字经》，他很想读书，但被私塾先生轰出门外，他母亲告诉他，只有义塾才会读书不要钱。母亲病逝之后，他受到一位大妈的收养，为了减轻大妈的负担，他外出务工，被举人老爷纳为长工，讹诈了他的三年工钱还指使打手把他吊起来毒打，他气得口吐白沫昏迷了三日三夜，然后就开始行乞办学，他要创办能让穷孩子免费读书的义塾，以免文盲之苦。他一生不娶，居无定所，长期以野庙破屋为住处。他的行乞，兼带杂耍、扮丑、卖苦力，甚至以挨打的方式换取几个铜钱。他剪下辫子卖掉，作为办学的第一笔钱，将头发剃成儿童的“总角”，扎着一簇歪辫行走四方。为了使十年积蓄的钱不遭贼偷，他将钱存在地保那里，被地保雇人偷走字据。他继续努力，二十年后，成功地创办了义塾，买下几百亩田地，以田地的收入维持义塾的日常开支，他却仍旧行乞。他以他惯用的下跪，讨饭、乞钱、请老师、请学生，并在义塾老师懈怠时下跪以提示，义塾学生嬉戏时下跪以劝勉。但他最终是直立的，是傲视世俗功名的，朝廷给他立了牌坊，赏赐黄马褂，他将黄马褂丢弃在尘土中。
　　 电影里有仗势欺人的举人老爷，以假造文契、账本讹诈文盲。也有正气凛然，帮助义塾的举人、进士。有向主子献媚的仆佣，也有敢于抗争的佣工。有昧着良心的小偷，也有劫富济贫的侠盗。有官府的走狗，也有暗中帮助死囚越狱的狱卒。总的来说，人物众多，各具性格，故事大致是现实而合乎逻辑的。
　　 当然，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武训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十年所得是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被高春山雇人偷去字据，钱讨不回来了；接着，他用了二十年，积蓄了三千八百吊钱和买了二百三十亩地，开始创办崇贤义塾。这前十年与后二十年，同是一人乞讨所得的钱，怎么后二十年竟是前十年的几十倍呢？显然，这是将一百二十吊钱被高春山诈去的情节作出夸张，被夸张为十年辛苦失于一诈。并且，他十七岁至二十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的三年工钱只是十八吊，哪有做长工一年才六吊钱这么便宜的。显然，这是故意违背逻辑去突出张举人的歹毒。
　　 原本是个苦大而仇不深的奇丐武训，但在拍电影时，他被当时的政治宣传需要改造成苦大仇深，使本该是正剧的传记片以悲剧的方式进行演绎。从而，虚构了张举人家的女仆小桃、车夫周大。周大因救出遭张家打手毒打的武训，被张举人陷害，打入死牢，得到侠盗李四和狱卒的帮助，与死牢里的全部囚犯越狱而出，组成义军，除暴安良，与官府为敌。
　　 根据现实逻辑，武训应当是个乐观向上、积极勤奋、体格强壮、坚持理想的正直之人。他受过不识字带来的冤屈，但他用他的乐观向上，去乞讨、杂耍、扮丑，凭着体格强壮，去卖苦力、挨打，以三十年的积极勤奋，努力地赚到四千吊钱和买下三百亩田，他的坚持理想，创办了崇贤义塾，又使他能够在此后不足十年之内凭着个人之能力与已有之影响，再办了二所义学。从他办了一所义学继续行乞的史实来看，他的病逝完全是吃不好、睡不好并且过于辛苦的积劳成疾所致。
　　 武训对立牌坊和黄马褂的功名并不重视，因为他重视的是赚钱办义学的实务。他很质朴，很现实，很专一，所以能够成功地创办义学，实现理想。他的一生，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他去世的五六十年后，却是横遭政治迫害，坟墓被掘，尸体被毁！悠悠苍天，此何仁哉！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