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叔的像章
　　 二叔是我们村唯一进京见过毛主席的人。每当讲起进京的经过，二叔都会滔滔不绝，讲车上怎么挤，上厕所都没地方去；北京接待站怎么好，吃饭不要钱；最后总会掏出毛主席像章，举起给大家看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揣回上衣兜里，神情庄重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大魁梧，脸色十分红润！”每每这时，周围的人都会投去羡慕的眼光，仿佛从北京拿回像章的二叔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于是，我开始打那个像章的主意。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一个午间，趁二叔睡觉的时候，我“拿”走了那个像章。到哪里去欣赏呢？我怀揣小兔般边走边想。刚走到外屋地（东北人家的厨房，可以通行，不少人家外屋里有小井），老叔从外面一脚迈进来，问：“城子，你拿的啥？给我看看！”
　　 “不给！”我一转身，不料像章从手中飞出，不偏不斜，正掉小井里了！我吓坏了，谎说是“蜡板儿”（上了蜡油的硬纸片，自制的儿童的玩具）。老叔说“蜡板儿”上了蜡油不会湿，就用柳罐捞，咣当咣当弄了好半天，哪捞得出来呢？
　　 后来二叔打天抹地找像章，并“严刑拷问”过我和老叔，并因为怀疑，和一个儿时伙伴掰了交儿。
　　 可是，我哪敢承认呢？——可惜我连像章啥样都没仔细欣赏过呀！
　　 （2）老叔的红书包
　　 作为高年级小学生的老叔，我几乎没见他背书包去上学。但他却有一个红书包，不大，仅能放进一本小书；书包带也是红色的，很窄，很长，老叔挎上后，走起路来，书包就会在后面“啪嗒啪嗒”拍他的屁股。
　　 我们是大家族，没上学的孩子很多。老叔常常将正在玩耍的小孩子叫过来，坐下，说：“我给你们念一段红宝书！”说完，拽过红书包，从里面掏出一本红塑料皮的小书，大声念道：“《毛主席著作》——”
　　 我们开始觉得挺新鲜，可书里的内容谁也听不懂，远没有奶奶的故事好听，不一会儿坐不住了，纷纷要走，老叔常常要按了这个，又按那个。
　　 待到下次看见老叔背着红书包过来，没等他喊，我们就轰地跑散了。老叔就喊：“城子，有糖块儿！”那时一年都见不到糖块，他会有？我才不信呢！回头一看，老叔还捧着红书包发愣呢！
　　 （3）奶奶的忠字舞
　　 有一段时间，全国流行跳忠字舞。那时家家都有块一尺宽、二尺长的木板，刨平了，由八叔画上翻着浪花的蓝色海水，海上面是一轮红太阳。
　　 每天清晨，“狗挡子”都会领着十几个小青年，到各家各户，先在“红太阳”前唱一段《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手举红宝书，对着“红太阳”边跺脚边齐说：“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最后给这家人示范跳忠字舞，并要求全家都要会跳。每到这时，奶奶都会踮起小脚，借口要去喂猪或者做饭而离去。
　　 不久，全村人多数会跳忠字舞了。可是，奶奶及几个小脚老太太却不会跳。据说“狗挡子”很生气。
　　 我和小伙伴出去玩儿，隐约听见周家新插（不用砖或土坯垒墙，而是把麦秸弄短，掺在黄土中和成稍干的泥，再用铁叉子扣出墙的方法）的房框子里有人说话。我们悄悄过去，从西窗缺口处探看，差点乐出声！
　　 原来，奶奶及几个小脚老太太正练习忠字舞呢，
　　 三奶在旧社会曾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主内的，这会儿仍然是指挥。她边做动作，边回头告诉大家怎么举手，怎么迈步，还不时过去动动这个胳膊，捅捅那个腿。
　　 奶奶看样子学得挺快，不一会儿就被三奶叫出来，给大家做示范了。可是，到了前边，她却反而不会做动作了，弄了几遍，三奶都说不对，急得奶奶一撩围裙，擦着眼睛，抽抽嗒嗒地说：“这毛主席他老人家咋非要为难咱呢？”
　　 （4）墙上的领袖像
　　 记得那时家家南炕东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那可是个神圣的地方，不管大家怎么淘，都不敢在上面乱写乱画，更别提弄坏了。
　　 我们一般不敢看画像。因为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只要你能看得见画像，画像上的眼睛一定盯着你看。毛主席的眼睛，大大的，很慈祥，一般只要不犯错误，看一看问题倒不大。有一回，我犯了错误，妈妈要打我，我灵机一动，对妈妈说，毛主席都原谅我了，不信你看，他都笑了。妈妈回头看了一会儿，果然消了气，说不许再犯了；再犯我就让毛主席批评你！
　　 可是，我们始终不敢看林副主席，他那两丛眉毛，重重的，极像破了的笤帚；眼睛不大，冷冷的，又像冬天里的北风，并且当你害怕却忍不住回头看时，他还盯着你，让你落荒而逃。
　　 有一回，在被盯着数次后，二弟终于愤怒了，他从外面拿来竹扫帚，使出吃奶的劲儿，举起来就朝林副主席的画像戳去，还边戳边嘟哝：“让你看我！让你看我！”
　　 正好妈妈回来，一看二弟闯了祸，脸都吓白了，伸手抢过扫帚，朝二弟屁股边打边质问：“我的小祖宗！你咋这么淘气？！”别人要知道了，危险出大问题呀！
　　 二弟边哭边说：“谁让他老是拿不好眼睛瞅我？！”
　　 妈妈又拉过我，生气地问：“你咋不看住他？”
　　 我一翻眼皮：“我也烦他那眼神！”
　　 6、爱的伤害
　　 小时候，我家院墙边有几株倭瓜，当叶子如蒲扇般在风中轻摆时，绿皮球般的小倭瓜也坐了纽儿。我笼子里的蝈蝈是要用倭瓜花来喂的。掐下金黄的倭瓜花，把花瓣儿撕成指甲大的一小块儿，塞进笼子里，想象着蝈蝈边嚼美食便振翅吟唱，我就快活得不得了。
　　 每天去采新鲜的倭瓜花是我最愿意干的事。有一次，我掐了长脖子的谎花——若干年才知道那叫雄花——后，看见不远处的瓜蔓儿上长着绿皮球一样的小倭瓜，瓜前顶着金黄的喇叭，一只蜜蜂嗡嗡着飞进去。我刚要俯身去掐花，并且要好好摸一摸，妈妈看见了，忙叫我停手，她说小倭瓜是不能摸的，摸了就化了。怎么会化了呢？我虽百思不得其解，却也不敢去摸。可是，睡过觉之后，我还是惦记着那个倭瓜蛋儿。我决定要去摸摸，因为它那绿皮秋般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我确信，摸它的手感一定会很好。由于知道妈妈不让我们动某物时，总要编一些说法哄骗我们，我相信这次也不会是例外。
　　 趁妈妈不在跟前的时候，我就去摸小倭瓜了。当我的手伸过去，触到涩滑且有微小绒毛的小倭瓜身上时，我在心里说，小倭瓜啊，我太喜欢你了，我真的太想摸你啦！我轻轻摸一下，拿开手，看一看，倭瓜并没有化掉啊！又认真地抚摸一番，任那涩滑的倭瓜蛋儿在手指肚下，像我家炕梢乖巧的小花猫一样，舒服地趴着，我的心里也快活万分，我拍拍它的肚皮，就像平常跟小花猫说话一样，说你就自个儿在这儿睡觉吧，我该捉蜻蜓去了。
　　 连着几天，我都要偷偷地去看我的小倭瓜。我快活地抚摸它，朋友般地跟它说话。
　　 后来，我就发现小倭瓜脸色发黄了，而且一天比一天黄。我摸它的时候，感觉软了许多。
　　 有一天，妈妈牵着我的手经过倭瓜地时，叹了一口气，说小倭瓜又化了一个，说着蹲下身去，摘掉了我那可爱的小倭瓜，随手甩进玉米地里去了。
　　 我一下愣住了。我以为冰棍化了，就成一滩水；小倭瓜黄黄的，又没变成一滩水，怎么就化了呢？
　　 7、童年的生理课
　　 记得初中有一门课，叫《生理卫生》，讲到“男女生殖系统”一章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同一种授课方式——自学。其实，少男少女们早就偷偷地将这部分自学好几遍了，所以，上课时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看——被旁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啊。
　　 我当然早就将本章读完了，并且用洋洋自得的眼光和不屑一顾的嘴角告诉同桌：这算什么呀？我的生理卫生课嘛，童年时就上啦！……
　　 第一个老师是地主婆。那是我大约五岁吧。由于跟大孩子玩儿总受欺负，我就和二强、小玲一起玩儿。二强是地主婆的孙子，也五岁；小玲是城里下放户吕xx的女儿，才四岁。我们玩“过家家”时，我是队长（那时认为队长是最大的官），二强是爸爸，小玲是妈妈。我安排他俩上地干活，或者喂猪喂马。他俩就忙忙活活地“干活”，有时也弄块破布包上短木头当“孩子”，“孩子”饿了，小玲还要“哄孩子喂奶”。
　　 有一天，二强有尿了，就脱了短裤往土堆上尿，说队长我给队里积肥了，要给几分儿呀？我说给一分儿。他就边尿边说给一分儿也行。小玲说，我也给队里积肥吧，说着就边脱短裤边走过去，蹲在那尿。她尿的时候，歪着头看着二强尿尿，问，咱俩尿尿的地方咋不一样呢？你有，我咋没有？二强说我看看，小玲就撅了屁股让他看。二强摇摇头说，是不一样哎！可为啥不一样呢？我当然也弄不明白，就一起去问地主婆。
　　 地主婆听我们说完心中的疑惑，咯咯笑了一会儿，然后认真地说：“有小鸡鸡的，叫男的，长大了就可以当爸爸；没有的呢，叫女的，长大后可以当妈妈。以后啊，你们大小便都要去厕所里，随便拉尿在外面是砢碜的呀！”
　　 自此，我们对男女性别特征及以后的发展有点儿似懂非懂了。
　　 第二个老师是崔八爷爷。八爷爷是饲养员，大家都叫他老更（读经音）倌儿。我们这些没上学的娃娃喜欢去生产队掏麻雀窝。那时的马圈房檐常常有抱窝或喂崽的麻雀出出入入。老更倌儿常常撵我们离开，他说，人家一家人抱窝的抱窝，喂崽的喂崽，你们给掏了蛋掏了崽，人家爹娘怎么受得了？掏了爹娘，人家孩子怎么活？我们头一回听说麻雀也有爹妈，觉得挺新鲜，就问：“那公鸡是爹，母鸡是妈吗？”老更倌儿说是。“那你养的马也有爹妈吗？”老更倌儿说当然有。我们正说着话，一个人牵着一头大红马进了院。老更倌儿就去马圈，从槽上方横杠上解下缰绳，牵出大家都熟悉的健壮高大的大洋马。老更倌儿跟来人说几句话，俩人就都把马牵到院子中间，站定。两匹马互相闻了一会儿，大洋马肚子底下就长出一件又黑又粗的长东西，转到大红马身后，前身一起，前腿就搭在大红马背上，那个黑长的东西就从大红马后面钻进它的肚子里。过了一会儿，大洋马就下来了，又把自己的黑粗东西缩回肚子底下。那个人跟老更倌儿说了会儿话，就牵着大红马回去了。我们远远看着大洋马被牵进圈。老更倌儿走出后，我们几个就围上去问，刚才大洋马和大红马干什么呀？老更倌说，大洋马是爸爸，大红马是妈妈，它们刚才结婚了，是在制造孩子——将来大红马妈妈就会生下一个小马孩子呢。二强就边比划边问，那大洋马肚子底下长出的是什么呀，那么粗，那么长？老更倌就说，是马爸爸该长的东西呀！小玲问，那大红马妈妈没有嘛？老更倌儿说，当然没有啊。大家就不再问了，隐约觉得马爸爸和马妈妈的事，也许跟人有某些联系吧？
　　 第三个老师是一本书。三队有个姓王的接生婆，非叫我妈妈学接生，说可以救人、挣钱什么的。经不住她反复劝，妈妈答应先学一学。王婆婆就给妈妈一本书，说看了书，差不多就会了。妈妈把我们撵出去，跟王婆婆说了许多话。
　　 过了几天，妈妈去园子干活，让我看着弟弟。弟弟睡着了，我没什么事儿，就想起王婆婆给妈妈的书来。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以前问小孩是怎么来的，大人往往不是说大粪堆刨的，就是说在道边捡的，再不就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为什么要等长大呢？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就把墙角被垛翻个遍，什么也没有。我不甘心，见木板柜的钥匙在马窗台上，就拿钥匙开了锁，跪在凳子上，在柜子里翻了好一通，终于翻到了一本颜色暗黄的书。一翻，页页都有图，全是女人生娃娃时的样子，各式各样的，画得很精细。看完后，我将书放回原处，上了锁，在屋里来回走着，心想，我这回彻底明白小孩是怎么来的了！将来二强真当了爸爸，小玲当妈妈，一定会跟书上画的，生出一个胖胖的小娃娃来吧？
　　 据说欧美的性教育从幼儿时就开始了，我们国家显然落后许多。其实，从娃娃抓起，好多事会少走许多弯路，是不是？
　　 8、难忘野台戏
　　 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度过的。儿时的记忆中，文化生活一向贫乏，除了看样板戏，再就是淘弄点小人书，而最难忘的，就是乡间的野台戏。
　　 封完垄，农村就进入了休闲时节，有条件的大队或生产小队就请戏班子。大队请的就安排在小学校。戏台用课桌摆放而成。别说音响，演员都没有麦克风，全凭嗓子吼。不过有乐队，喇叭、二胡、竹板……样数到不少。头头脑脑们可以坐在前排，享受坐长条凳子的待遇。普通村民呢，或坐自带的小板凳，或坐纸壳子，或者干脆弄块土坯坐。我们小孩子一般没有座位——有也坐不消停，钻来钻去的，惹得大人直喊。等到戏开演了，背着枪的民兵营长就黑着脸，朝大伙喊：“都经管好各家小嘎儿！”又朝疯闹的小淘气喊：“赶快消停坐那儿看戏！”说着把刺刀咔地推上去。我们都知道民兵营长非常厉害，吓得消停了半小时。
　　 那会戏台上演什么呢？四十年的记忆底片十分模糊。不过，样板戏是必不可少的。演得最多的是《红灯记》。有一回，演李铁梅的演员一摔鞭子，一下子把假辫子甩飞了，惹得哄堂大笑。去年看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有这个情节，我笑着说编剧太有生活了。还有一回，演《沙家浜》选段，扮演胡传魁的胖子拿盒子枪一顶帽檐，正好来阵风，把他的帽子刮掉了，露出新剃的秃脑袋，他本能地一抓，帽子没抓住，枪也掉台上了，引起一阵哄笑。那时的小孩子，几乎都会唱几句样板戏，像《红灯记》里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我和小伙伴都能成段唱下来。有时台上演，我们就在台下跟着唱。当然，有时也瞎评论，叽叽喳喳的，显得很没素质。童言无忌，谁的家长在旁边，也不过朝屁股轻拍一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