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熊卫平，在《危机管理与媒体公关》中，谈及政府面对信息闭塞的公众，其责任就是不停地给信息，用经选择而又真实的的信息，引导公众舆论，防止不了解事件真相的公众，将舆论变成谣言，使政府陷入“打扫舆论战场”的境地，让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被人利用而形成群体性暴力事件,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贵州瓮安“6·28”事件，不知大家最先得到消息的渠道是什么，而我则是非官方的耳闻。一天，妻子下班对我说，别人从手机短信中收到，瓮安县长的儿子将一女生强奸后，推下河淹死了，公安不处理，群众把公安局的办公楼烧了。我批评妻子不要传谣、信谣。可不同的消息从不同的渠道传来，街头巷尾的传说，QQ朋友的只言片语，迫使我寻找确切的答案。
　　 我想，这么大的事，国内主流媒体肯定有报道，结果没有；上网搜索相关新闻，依然无痕。后来，最先从香港凤凰网看到这一消息，以及不少网友的留评，但事件因果依然众说纷纭。我真不理解，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集体失语！
　　 内心依然幻想这是一种谣言，因为这种事摆在以前，不报道是“很自然”的。1994年，32名台湾观光旅客及船工，在千岛湖被劫杀，地方政府起初隐暪事件、继而封锁消息、查案手法粗糙、对家属安排失当，最终令这宗刑事案件演变成政治风波，也大幅提高台湾人对台独的支持度。就是数年前,许多安全生产事故,都是在外媒报道或发生许久后,才在媒体一角“羞羞答答”披露。但，我们刚刚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见证了媒体引导人们言行的正面作用。这场地震灾难，从发生到救援，从外围到震中，从受伤到死亡，从官员到百姓，各级各类媒体，将灾难立体呈现在大众眼前。按我们以前的思维，这样做会引起全国人民恐慌，带来社会动荡甚至动乱。可事实相反，全方位的报道，让人在流泪中，将同情心转化成爱心，一时间，有物出物，有钱出钱，要人出人，要血捐血。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凝聚，连我平时吝啬的妻子，也都主动捐了100元，对我先后捐款1700元，捐血400毫升，第一次没有听到她因此而埋怨。再看看本次国内外社会各界600来亿的捐赠款物，应该说，媒体功不可没。
　　 但看看我们2月前的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其行为有惧怕媒体之嫌，结果让外国媒体利用非正常渠道得到的消息，甚至别有用心张冠李戴进行宣传，谣言不迳而走。这时，我们官方媒体才发布新闻辟谣，而不明真相的人们，疑云并未散尽。这一事件从媒体宣传角度看，为我们扳分的，是全国千百万网民。是网民最先指出外媒的“移花接木”，是网民最先驳斥外媒的偏见，是网民最先发起抵制反华大股东所在企业在华销售……
　　 如果说西藏“3·14”事件是一种分裂祖国的政治事件，有些“投鼠忌器”的话，那么，瓮安“6·28”事件，则是一种因治安案件而引发的打砸抢烧刑事犯罪，尽管损毁了县委政府办公大楼，挑战着政府权威，也不构成政治案件。然而，连《贵州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也都是“记者从县政府有关领导处获悉”……“采访中，县政府负责人介绍说”……。没有官员姓名，连作者都只署了“本报记者”，让人对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其实，中央领导胡锦涛、周永康分别作了指示和批示，公安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等等，这些都是正面积极的，为什么不及时广泛传播？结果让人说：“凤凰网，敢说真话，永远支持您！您是中国人民心中唯一永远值得信赖的新闻媒体。”可以说，瓮安事件的“堵”，让大陆媒体在汶川大地震中树起来的的正面形象，垮了一大截。
　　 瓮安事件的“堵”，笔者认为严重的不仅仅是事件发生后，还包括事件发生前，如果与同期发生在德江的学生自缢事件对比，就更加清晰了。
　　 瓮安事件一开始，就没有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甚至采用了相反的手段——封锁消息，结果让舆论在口头、QQ、手机短信、博客、电子邮箱等传播中，渐渐变成满天飞的谣言。再从后续报道看，对于事件前的解剖尸检非奸杀，以及群众长期的怨言，社会矛盾，除了动用公安民警，也没有利用主流媒体的行为。
　　 在德江，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认为干得漂亮。
　　 学生自缢事件发生后，县公安局解剖尸检时，公开邀请了检察院和所读学校派员监督，可信度增强，谣言传播受到了遏制。当死者母亲受人指使连续两次喊冤后，谣传再次掀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添油加醋中，将这一事件绘声绘色地传为他杀，声称警方认定自杀，是因为没有能力破案。此时如果去追查谣言的制造者，不但时间、精力成本增大，还会适得其反，错失良机。于是，政法委书记等人力排众议，摒弃“冷处理”、“不要出风头”等建议，在学生所在学校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和本县新闻媒体200多人参加的案情通报会。警方针对一个个疑问以及谣传，用事实将其一一澄清，让与会者心服口服，接着，《今日德江》和德江电视台以及政府网的新闻报道，用其公信力让大量的谣言止步。
　　 在德江，充分利用媒体公信力止谣，还有一件干得更为漂亮。
　　 2008年1月11日，冯某在网上发表“亲眼目睹”的《2008年春节来临之际，德江血案不断！》，声称“1月5日，在（城郊）大坡上发现三具无名尸体，死者是三个学生……”、“三中一名女学生被六名男学生强奸后自杀……。”一时间社会恐慌，学生不敢上晚自习，不少学生家长天黑就不让小孩出门。县公安局据此组织干警，带着警犬到大坡搜寻，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调查中，没有发现学生失踪，也没有接到“子女失踪”、“发现尸体”之类的的报警，该局立即通过德江有线电视进行辟谣。但因“原因不明”和辟谣范围仅限城区，人们难以全信，这也直接导致在上级接下来对德江治安状况的电话调查中，县公安局得分较低，真有点冤。
　　 为追查谣言来源，县公安局展开调查，锁定该谣言散布系冯某所为。3月19日，公安局将造谣后外出、3月18日晚返家的冯某抓获，对其进行了治安处罚。警方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德江县通讯中心，通讯中心迅速采写编排并外发了这一这消息。《今日德江》、《铜仁日报》、《贵州都市报》等报刊和网络的相继报道，让人们在“恍然大悟”中“真相大白”。
　　 2007年秋，笔者在全县公安系统通讯员培训班上，反对一些民警甚至个别领导，“只要把案件及时破了没有必要宣传”的观点。及时、准确破案是必要的，但宣传典型案件的侦破同样重要。仅举偷盗摩托车案件大家就会明白。当摩托车被盗时，车主要报案，同时四处寻找、打听，无形中将被盗的消息传给了周围的亲友，亲友们也在有意无意间传给了更多的人。但当案件破获并通知车主领车后，车主不会再像丢车时那么激动而四处告知了。于是，我们不少人都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只知车被盗，德江治安差，民警是胀干饭的。结果，公安的信任度降低,民众的教育作用减小,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下降。因此，如果将宣传破案理解为,表扬公安人员，宣传公安部门的政绩，那就本末倒置了，尽管这其中也有这一功效，而且也是必要的。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公开事件真相，及时报道事件处理进展，不管事件本身是好是坏，人们都会在透明化中支持政府的正确立场。近些年来，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快速曝光，以及2008年冰雪灾害、西藏“3·14”打砸抢烧、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大地震等的报道，已经证明，大多数网民是理性的，大多数读者和观众也是明智的。
　　
　　 2008·11·10香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