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录音复制到了电脑硬盘上。我的电脑加了密码，除非他们请来专业技术人员或拿锤子砸，否则他们休想把它删掉。下午，大家都来了，我把那对久已不用的音箱也连了线。我一般是用耳机，那样不会干扰别人，别人也干扰不了我。我把录音笔也放在桌上。我打开声音文件，开始看他们的表演。起初，他们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接着，他们都埋下头，像是在努力工作，对自己的声音视而不见。我扬了扬手里的录音笔，对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忘了关，没想到碰巧把一些我不想听到的声音录了下来，很有意思，在此，我想纠正我的一个观点，以前我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无关，古代人点蜡烛看书也很幸福，现代人天天有电视看也不见得幸福，但古代人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永远也不知道别人在他背后说了什么，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只要有录音设备，就什么都知道了，谁也否定不了，看来，科技进步还是好啊。他们尴尬地歪了歪脸，小声地、接着大声地互相指责起来了。
　　 我说，我再次申明一点，我对你们热衷的那些游戏根本不感兴趣，希望你们不要把我扯进去，我不屑于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其次，请你们以后在谈到我的时候实事求是，请问王富祥，我什么时候在财富广场和别人约会了？据我所知，事实恰恰相反，这个人不是我而是你自己。至于你提到的这本书，倒真的有，说着我把那本叫《等一个人发疯需要多久》的书从抽屉里拿了出来。碰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有举起来读的习惯，大概就在那时被他瞄到了书名。
　　 汗珠从他额角冒了出来，把他青春美文的脸弄得有些狼狈。不过我并没有贯彻毛主席他老人家“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还是沽名学了霸王。我把那个文件删去了，说，这样龌龊的声音，简直弄脏了我的电脑。我狐假虎威了一阵，别看我把脸绷得紧紧的，其实我心里笑成了一朵花。我发现道理真是个好东西，一旦把它握在手里，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不过我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对谁也没有刻骨的恨，哪怕对方刚刚恶意地攻击了我甚至跟我打了一架。
　　 此后，有事没事，我都把那支录音笔示威性的放在桌上。它仿佛成了一根道德的鞭子，高高地悬在那里，随时会给谁一鞭子。仿佛我给了他们什么启示，几天后，我发现他们几乎每人也买了一支录音笔。没买的，也在那里拨弄着手机，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都有了录音和录像功能。办公室里静悄悄的。他们像在提防我，不过更多的是，他们在互相提防，或者互相录音。他们说话越来越规范化了，以前会在背后开开某个领导的玩笑，或议论一番国家大事，现在，谁都不敢这样做。办公室里的空气越来越沉闷。当然，以前也不见得有多么欢快。我猜想，他们也把录音笔或手机的某个功能打开，悄悄放在抽屉里，好捕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马上到换届的时候了，有几个干部因犯了错误留下了职位的空缺，正在候补。别看我们是穷单位，可级别一点也不低。这时候，只有我这种无官一身轻的人最快活。我甚至故意说了几句犯禁的话，让他们录下来，如获至宝地拿到什么地方去受表扬。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让我惊讶。几天后，我刚上班，便听到隔壁办公室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个人叫道：天啊，他居然偷偷把一支录音笔塞在我包里，让我把它带回了家！我要去法院告你，告你窃听、侵犯我的隐私权！另一人说，是你先这么干的，你到我家里串门，偷偷把录音笔塞在我家沙发缝里，你经常来我家，知道沙发那里有一个破绽，第二天，你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把它取走。
　　 一时间，单位人心惶惶。领导叫人去办公室谈话都很谨慎，都要先看看对方的手。被叫去谈话的人为了让领导放心，似乎也都很自觉，故意在领导面前转几个身，好让领导知道身上没有带什么录音器材。同时，全单位搞了一次大扫除，把各办公室彻底打扫了一下，不用的东西都被扔出去了。据说单位正在准备换一批办公桌，比如把它们全换成不带抽屉的，或带了抽屉而不能上锁的。不过因为这样的桌子在市场上买不到，只能到厂家去定做。办公室里原来多少还有点活跃的气氛现在完全凝滞起来了。下班时每个人都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口袋和公文包，担心谁会趁自己不小心把录音器材塞在里面，许多人在家里也搞了大扫除。他们仔细地检查沙发和柜子，看有无破绽或异物。
　　 面对单位上出现的这种混乱局面，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负一部分责任，或者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越来越表现出对录音笔这种现代化的玩意儿的不屑。我知道在我们这里，任何先进的东西，它的副作用要远比正作用大，哪怕当初的出发点是好的或至少并无恶意。我依然把我“贪污”来的那支录音笔随随便便放在桌上。现在它当然不能向谁示威了，不过是为了表达它已经被我抛弃的命运。于是有一天，当办公室主任周正终于忽然想起它来急忙向我问起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没找到。它已经不翼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