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句实在话，我不喜欢我父亲，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真巴不得他早点死。
　　 你们一定会说我是一个不孝之子。错了，我是一个愚孝的人。不信？那你慢慢听我道来。
　　 我父亲今年78岁，一辈子没病没灾，没打过针，没吃过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知道医院的门朝向哪边”。可是昨天晚上他突然手脚麻木，半边身子动弹不得，说话也含糊不清。我说可能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吧。父亲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死活不愿意。后来我喊来两个朋友帮忙，几个人连拉带拽总算把他弄到医院。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大为好转，估计可以在年前出院回家。
　　 自从两年前母亲去世，父亲住到我家，脾气就变得稀奇古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个人整天坐在房里不知道干什么，连吃饭也要三请四请。他从来不去卫生间冲澡，总是用脸盆打一盆热水，随便擦洗一下，即便夏天也如此；他从来不去卫生间小便，房间里放一个便桶，白天晚上都往里面拉，不装满绝对不会倒掉；他不肯洗头理发，花白的头发像一蓬衰草，成了虱子们的窝；他很少换衣服，夏天的内裤也要穿三天，每次换下来上面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污秽。真是难为了青岚，再怎么恶心还得帮他洗。
　　 我也曾多次规劝：“爹，我帮你洗头剪发好吗？”“爹，我小的时候你不是教导我要勤换衣服勤洗澡吗？你现在自己怎么扯赖皮？”
　　 说一次，父亲就发一次脾气：“老子又不是小孩子，还轮不到你来管！”
　　 青岚起先经常问：“爹，有衣服要洗吗？”“爹，把您床上的被子拆洗一下吧？”
　　 父亲要么不搭理，要么出口伤人：“你又不是没长眼睛，我的衣服干干净净，洗它做什么？被子等金兰来洗，你不用假惺惺装好人。”青岚被抢白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始终不还一句嘴。
　　 只有金兰来的时候，父亲像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任凭金兰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把他拾掇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爹，你还是去我家住吧，我反正病休在家，可以随时照顾你。哥哥嫂子工作忙，你成天一个人闷在房里会闷出病来的。”
　　 “我不去！我不去嘛！除非，除非你跟那个孱头离婚！”这时候的他，像极了一个被惯坏了的任性的孩子，蛮不讲理地撒着娇。
　　 “老爹呀，我跟建平搭伙都搭到老了，还离什么婚呐，凑合着过呗。再说我现在有病，人家没嫌弃我，算是有良心了。”
　　 金兰今年四十五岁，犯有癫痫和心脏病，平时看起来好好的，发作起来全身抽搐，甚至会突然晕倒。建平在单位是个小头目，没费什么力气就替她办了病休。平时，不让金兰一个人出门，金兰要去哪里，他都尽量陪着。
　　
　　 二
　　 刚刚接到青岚的电话，她说她在家里帮父亲收拾房子，拆洗被子、枕头，好让父亲出院回家舒舒服服过年。她说她在父亲枕头里发现了三万元现金和一个有十多万元的存折。
　　 我的天啊！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怎么攒下这么多钱？
　　 我赶紧嘱咐青岚，千万别动那些钱，否则，他回家要跟你拼老命的。
　　 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爹娘在生产队卖劳力，一年到头，连一家人吃的口粮都挣不够。到年终分配的时候，我们家总是欠账户，过年都没钱买两斤肉。后来包产到户，我和大妹妹上学了，家里只分到父母和两个小妹妹的田地，除了上交国家外，也就勉强糊个口。等两个小妹妹出嫁后，父母都是六十左右的人，干不了田地里的重活，就跟着我到城里生活。
　　 我要是知道他们后来把我家弄得鸡犬不宁，我才不接他们去城里呢。
　　 我记得很清楚，父母是1995年的国庆节到我家的，随身带的只有他俩的衣服和两床被子。刚到我家，母亲就沮丧地说：“真不好意思，一点东西都没买来接孙宝宝。缝在你父亲口袋里的几百元钱在火车上被小偷偷了，连裤子都被割了一个大窟窿。”母亲一边说还一边翻开父亲的裤袋子给大家看。
　　 青岚赶忙说：“没关系，安全到了就好。”
　　 那时，我也是刚刚在城里落脚，住在单位分的一套二十几平米的小两房里，家徒四壁，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当时，我和青岚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千元左右，要维持五个人的生活，实在是捉襟见肘。
　　 于是，我在单位给父亲找了一份做门卫的差事，一个月有四百元工资，足够他俩的生活费。
　　 可是，父母不愿意自己开伙，说是一家人好不容易到一起来了，应该在一块吃饭。母亲不会用煤气炉，也不会去菜市场买菜。青岚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刚刚上幼儿园的儿子，还要做五个人的饭。母亲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过来，吃完饭，将剩下的打包，送给父亲吃。
　　 这样过了两个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看着餐桌上的几盆素菜说：“怎么尽是吃这些东西呀？我们老了，要增加点营养才好。”
　　 “钱就是那么多，餐餐吃不起鱼和肉。”青岚显然心里有气。
　　 “我刚刚看到蛋蛋在吃瘦肉汤，小孩子吃饱饭就行，用不着吃那么好。”
　　 “你说什么？”一向温顺的青岚突然爆发了，“你做奶奶的不疼孙子也就算了，凭什么不让我给儿子做点好吃的。你想吃好的，可以自己去买，你们不是有工资吗？”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母亲寻死觅活地哭闹了半天，把我也骂了个狗血淋头：“你这个没用的孬种，连自己的本分都保不住，钱都给女人管住了。老娘一把屎一把尿将你养大，现在骨头硬了，吃你几餐饭还要看你女人的脸色。老娘不活了，死了倒好，免得碍你们的眼。”说完就向外跑去。我追上她，一同到了父亲那里。母亲哭哭啼啼、添油加醋把经过说了一遍，父亲一拳过来，我的半边脸顿时火烧火辣，嘴角渗出了鲜血。
　　 从那以后，父母便自己开伙做饭，与青岚成了冤家对头，我成了他们中间的夹心饼干。我心里明白，青岚是好媳妇、好老婆，是父母做得太过分，但我不能做一个忤逆的儿子。父母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自己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理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每次见到父母饭菜吃得差，不是清汤素面，就是青菜豆腐下饭，我说：“买点鱼肉吧，别舍不得花钱，你们留着钱干什么呢？”
　　 “不是舍不得花，是没钱花。”父母一这样说，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不时贴补给他们几十、一百的，而父母的伙食依然是清汤素面、青菜豆腐。
　　 “你父亲的口袋就像是捕鱼的篓子，只进不出。自己舍不得用，别人更别想用他一分钱。他还希望我们的钱都归他掌控，似乎他是封建大家长似的，真好笑。”青岚心里愤愤不平。
　　 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不知道我父亲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如果你知道，就能理解了。”
　　 于是我就将父亲小时候的事情讲给青岚听。
　　
　　 三
　　 父亲名叫耀祖，是他的爷爷给取的，希望他长大后光耀门庭，将祖上的家业发扬光大。谁知父亲还没读几年书，还没长大成人，他的爷爷却好上了吸大烟，硬是把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底败光了，成了附近有名的败家子。曾祖父去世后，祖父一家四口栖身在一个破旧的柴房，靠我奶奶给人纺纱做鞋勉强度日。父亲十四岁那年，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咽了气，不久奶奶的眼睛又瞎了，家里没有半点生活来源，奶奶只好带着父亲和姑姑去乞讨。他们只是乞讨了一次。也许就是这次乞讨的经历，决定了父亲一辈子为人处世的方式。
　　 那天太阳很毒，娘母子三个来到离家几里路的镇上。日头下暴晒，加上肚子空空，一个个无精打采、头晕眼花。见奶奶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将她安置在一阴凉处，他和姑姑两人朝集镇走去。
　　 兄妹俩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一家包子铺前，一笼白花花的包子正冒着热气，引得父亲和姑姑直咽口水。
　　 “冯记肉包”，父亲心里一阵欣喜。这不是姑奶奶家的铺子吗？小时候父亲没少跟着祖奶奶到姑奶奶家走亲戚。那时候，逢年过节、大小喜事，两家来往密切。后来爷爷吸大烟败了家，两家的关系慢慢疏远，再后来就断了来往，连爷爷去世，姑奶奶都没有露面……
　　 “小叫花子，竟敢偷包子吃！”随着一声断喝，父亲看到他妹妹两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正被店小二铁钳一般的一只大手使劲地捉住，地下躺着两只包子。
　　 “住手！”，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父亲大吼一声就冲到了哭泣的妹妹身边。店小二迅即用另一只手拎起父亲的一只耳朵，使劲拉。“小崽子，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怎么回事呀？吵死人了！”一位肥肥胖胖的中年女人从里间走了出来。
　　 “姑奶奶！”父亲好似见到了大救星，“我是耀祖啊！”店小二见势慌忙松开了双手。
　　 中年女人眯缝着一双水泡眼，在父亲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拖着长长的声调说：“小二，拿几个包子打发他们得了，叫他们以后别再来烦我。”说完，扭着肥嘟嘟的屁股进了里屋。
　　 父亲两手握得嘎嘎作响，一颗仇恨的种子在心里生了根。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姑奶奶家的门。多年以后姑奶奶去世，给娘家报信，父亲理都没理睬。
　　 父亲后来靠帮人打短工维持三口的生计，好容易熬到了解放，光荣地当上了贫雇农，分到了地主的房屋和土地。开始吃大锅饭那年娶了我母亲，然后又去城里当了三年工人。那时候全民皆穷，我家的日子也一直是窘迫的。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这也是我一直愚孝的原因。
　　
　　 四
　　 我小时候由于没吃足奶、营养不良，体质很差，经常吃药打针。好在那时候是合作医疗，一些小病只要五分钱挂号就行。
　　 五岁那年，我得了脑膜炎，高烧不止。大队的赤脚医生说：“这个病我们这里治不了，需要转院到公社医院。”
　　 “医生，转到公社医院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
　　 “大概七八十元吧。”
　　 一听这话，母亲当时就吓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家里根本没有钱，已经两个月没有洋碱洗衣服了，点灯的煤油也断了，吃的菜油和盐也快没了，还不知哪里去找钱买呢。
　　 这时候，父亲倒显得特别镇定，他吩咐母亲先回家把他的棉袄拿来，自己抱起我就往公社医院跑。
　　 一到公社医院，父亲“扑通”一声跪在了医生的面前：“医生，快救救我的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就是我的命啊！别担心，我有钱，我老婆马上拿钱来。”
　　 不多会儿，母亲气喘吁吁地拿着父亲的棉袄来了。父亲用剪刀拆开袖口，从里面掏出来一沓十元钞，共计一百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六十年代，一百元，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一般的农民连见都没见过。
　　 最惊骇的还是母亲，她与父亲一起过日子，苦不堪言，发梦都没想到他还藏着一百元在棉袄里。她又哭又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儿子有救了！我的儿子有救了！”
　　 原来父亲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曾经在省城的建筑工地当了三年工人，攒下了一些钱，没有告诉母亲。平时不管手头多紧，他也不拿出来。在他心目中，那是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没曾想如今果真救了儿子的命。
　　 七八年我考上了大学。接到通知的那一刻，父亲高兴得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他大半辈子吃苦受累，连吃饭穿衣都难保，是村里最穷的人之一，谁都看他不起。如今儿子给他挣了面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是国家的人，吃商品粮，毕业了有工资拿，退休了有国家养。他将我抱起来，像小时候那样，在原地转了几圈才放下。
　　 “耀祖，你吃苦快吃到头。等金宝毕了业，你就不要做事，跟他去享福。”
　　 “耀祖，你好命啊，生了这么有用的崽，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乡亲们的恭维话更让父亲飘飘然。
　　 可是，接下来的事却让父亲为难了。
　　 那时虽然不用交学费、住宿费，但教材费还是要交的；自己的衣服、被子、日用品还是要买、路费还是要自己出。几笔费用加起来，总共要一百多元。母亲在一旁哭哭啼啼，“这可怎么办？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
　　 “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遇到事就知道哭。哭有卵用！”父亲略一沉思，说，“明天到生产队借钱。考上大学这么大的事不借钱，什么时候借钱！”
　　 生产队同意借二十元钱。族下叔胞兄弟共五家，一家答应出二元，也在那二十元里算账，等于父亲只借了生产队十元。
　　 父亲去了一趟姑姑家。姑姑与父亲从小相依为命，感情很好。姑姑后来嫁给了一个手艺人，日子过得挺红火，但很少回娘家。
　　 听父亲说要借钱，姑姑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哥哥，小有小难大有大难，你外甥正月里圆房，要用大钱。我还没向你开口呢。”
　　 父亲碰了一鼻子灰，气得差一点吐血。回到家里，又把他那件穿了十几年的破棉袄拿出来。“这些人狗眼看人低，以为我真的没钱送儿子上大学。我要你们睁开狗眼看看，我有钱！”
　　 他拆开那件已经破烂不堪的棉袄，从一只袖口里摸出一沓十元钞。“你们看，这不是钱是什么？一百元，你们有吗？”父亲像一个疯子似的，手拿着那一沓钱，高高地举起，大声地吆喝。
　　 就是依靠这一百元，我才顺利上了大学，顺利毕业。大学四年，我只花了家里那一百元，其余都是靠助学金。因为没钱，我四年中只回了一次家，是在暑假，四个春节一次没回。你想想，我父母就我一个儿子，都没钱寄给我做路费回家过年，你说他穷到了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