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候车厅内，我像被点了瞌睡虫的小妖，在冰冷的木椅上摇摇欲坠。耳机里，音乐催眠了焦虑的心情，我感觉自己的四肢百骸在逐渐打开，逐渐放松。
　　 陡然，一阵刺耳响亮的声音传来：“去往沂水方向的旅客注意了，车子已经到站了，请到五号检票口检票。”睡意像一只被惊飞的鸟儿，扑扑啦啦马上飞去，我跳了起来，抓起包包，冲了过去。
　　 越过栏杆，跳上大巴，瞅准了司机后面的位置，跨步上前，一屁股坐了下来。然后将自己舒舒服服安置好，伸展双腿，准备继续约会周公。司机是个微胖的女人，在她耐心的张望与闲聊中，发车时间被轻松地向后拖延了半个小时。就在我庆幸车子终于驶入正轨之后，昏昏欲睡的我被摇醒：“下车，下车。到对面的车子里去。”我想反抗，回头一看，车上竟然已经空无一人。转头看向车外，同车的几个人像鸟儿一样已经飞进了另一辆大巴车里。
　　 被卖了！我心里明白，但是却不敢或者不屑于反抗。你们还能把我丢半路上？
　　 新上的客车司机后面靠窗口的座位也是空着的。我钻了进去，车子摇摇晃晃地开动了。我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条极其颠簸的小舟中，它载着我乘风破浪，直挂云帆，奔向我希冀中的沂蒙山区去了。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瘦长脸的卖票男人开始嚷嚷：“##处修路，过不去，要绕路，请在座的各位配合一下，每个人再补上五元的车票。”朦胧中的我感觉浑身燥热起来，无名火儿蹭蹭地向上蹿着。估计我的天性寒凉，不然此际该燃起来了。
　　 后面有小声的抱怨。但是无一例外都乖乖地掏了钱包。看那些人，有壮若铜钟的、有瘦弱利剑的、有温婉如花的，就是没有一个发出拒绝的声音的。我蓦然想起那年公交车上的一幕来。
　　 那是寒冷的腊月底，所有人都急着回家过年。车上的人蚯蚓一样挤压在一起。到了一个陌生的小站，三个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拼命地挤了上来。这次，不知为何，那个卖票的女子竟然拒绝他们上来，并且企图推他们下去，但身子单薄没有成功。他们上车之后，分散在车子前部，十几分钟之后，又企图挤到车子后面，卖票的女子阻住了去路。车子一路摇晃着，向着东方驶去。蓦然，就听到靠近车门部位的一个青年男子一直骂人，像指桑骂槐之类的。所有的视线望过去时，却看不到他骂人的目标，而且也没有人肯回应他。大家都纳闷了，有人开始小声得嘀咕着，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车子还未到站，那三个年轻人便示意司机停车。车门打开之后，三个人鱼贯而下。正在这时，卖票的女子忽然大喊，快开车快开车。司机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女子的背包被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拽住了，好在她早有防范，一手死死拽住车门，包是斜背的，她不下去，包也扯不开。已经下地的两个男子，此刻已经从地上捡起了石块，推开卖票女子，砸向了刚刚骂人的那个年轻人。并且重新跳上车来，企图把他拽下去。年轻人被横栏挡住，又有女售票员的帮助，才没有被拖拽下去。僵持中，司机已经知道事情不妙，一踩油门，那个半上半下的男子迅速松了手，缩了回去，车子趁机蹿了出去。
　　 卖票的女子惊魂未定，喘息之后赶紧去查看那个骂人的年轻人的伤势。年轻人铁青着脸，似乎憋着一口气。最后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向着身边座位上的老大爷喊道：“他几次掏你的钱，你不知道吗？我骂他，你没听到吗？”那个老大爷一脸皱褶，看起来挺壮实的样子，此刻一脸的羞红：“反正我那个兜里都是零钱，没几个的。拿去就拿去！”
　　 “什么？”那年轻人火冒三丈。“你这是纵容好不好，难道是我多管闲事了吗？”他略显稚嫩的脸上此刻被讶异和委屈等多种情绪覆满了。
　　 卖票的女子也气得脸色发白：“大爷，您这么大岁数了，多少该懂点事理吧。人家帮您，您竟然不领情，还怪他多事是吧。您这么多年都没活明白吗？”她一边安慰着那个小伙子，一边转回头冲着车头前的几个彪形大汉发威：“我知道他们不是好人，所以拒绝他们上车。可是你们呢，你们哪一个的兜他们没动过？你们一个吱声的都没有？你们就那么怕他们吗？白长那么大坨干嘛呢！”那几个汉子面面相觑，一脸尴尬的笑。竟然没一个人敢反驳的。
　　 年轻人在一个小站下车了。卖票的女子非常关心地问询他有没有事情。他摇摇头，欲言又止。最后冲着车里的人喊了几句：“如果这世界上都是你们这样的孬种，我们中国早就完了！告诉你们，我今天捡了一条命，但是，我不怕，以后有这样的事情，我还要管，还要骂！不像你们，一群缩头乌龟！”说完，在一个女孩的搀扶下蹒跚离去。
　　 车门关上了。空气越发的沉闷，所有人都开始默不作声，好似在思考。唯有那个女售票员，稍带鄙夷的目光不时地扫过那几个健壮的男人。
　　 而今，看到那些被收完钱之后若无其事的旅客，我的眼前出现了饲养场里那些个被挨个阉割的小猪来。忽然，心里便有了勇气与胆量。那个售票员的身影在我面前站定之后，我不看他，眼睛像闪电一样在车厢四壁巡视。他奇怪地瞪着我，不知我要做什么。我终于在车载电视下方看到了监督举报电话。于是从座位上陡然站起来，粗暴地将他推至一边，走到那个电视跟前，开始照着号码拨号。那个卖票的，想是被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到，竟然没有阻拦。
　　 电话打通之后，我检举了他的倒客和乱收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司机与售票员的脸色渐渐像秋天枝头的柿子，霜色深浓。他们的嘴巴里小声地嘟囔着：“你说那么多干嘛！”然后，车站稽查人员让我通知车主接电话。我非常大意地将手机叫给那个瘦子。他用那种本地方言，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我也听不懂，但是看得出他明显地在解释着讨好着。最后一句我终于听懂了：“就这样吧，我先挂了啊。”然后，他把手机还我。我问：“就这样算解决了？”“你还想怎样？”他的表情带着压抑与谦卑，显然是受到了苛责。我本想再说上几句，但看着他瘦巴巴的样子，那股从来不分场合的同情心又发作了。于是，我回到我座位上，他回到他的位置，都绝口不再提补票的事情。车上的人，也都像那日的状况一样，无声。或者说漠视。
　　 我的心里泛起不可名状的悲哀。我们素来要求爱国，一致对外。可是，我们的国民素质是怎样的？连个小小的乱收费都没人敢出来诘责，还谈什么对外？如果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勇敢地面对不公平，敢于抗争，还会有乱收费的情况发生吗？我们国民对于一些不合理现象之麻木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想起那个被车子碾压三次而无人相救的小悦悦，想起那对因为父母疏于照管而被饿死家中的姐弟；想起毒奶粉、苏丹红；想起李天一……
　　 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与人文教育使得国人变成了如此的模样？记得当初看到那篇《丑陋的中国人》时，还暗自在心底为国人打抱不平，而今的我，在亲自经历了种种之后，已经默认并且比柏杨更急切希望能够给当今的人们当头棒喝了。
　　 犹记得今年夏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正在漫步的我，看到邮政的车子颠簸而过，一包东西滚落下来。我停住脚步，弯腰查看。这时，路边摊位上一中年妇女也飞奔过来，也不搭话，直接拖拉着那包东西往她摊位上走去，竟然直接无视我的存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却也绝对不缺乏抗争的勇气。我一把拽住她，明确地告诉她，我要送回去。那个妇人像是看着天外来客一样看着我：“我们看看什么东西不行吗？”她的言外之意我懂得，她是希望平分里面的东西。但我怎么肯！
　　 好在邮局距离这里不远，我几乎是倒退着，跑向邮局。我看到那个妇女手忙脚乱地把袋子划拉开了，伸手进去翻腾。看来东西不是她想要的，她忽然就住了手。身穿绿色工作服的邮政人员在我的千呼万唤下，不情愿地走出来。看到那个袋子之后才忽然想起着急来，一边急忙打电话通知司机，一边跑过来将袋子拖回去。他们忙乱着，抱怨着，却把我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做空气忽视了。其实，我也不是讨要那声轻飘飘的感谢，只是这种礼貌上的缺失，还是令我极端不舒服。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吗？诚然，我的视角是偏激的。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媒体上每天争执不休的负面消息证明了什么？我想，是到了我们检视自己内心的时候了。
　　 吃、喝、穿，乃至日常家居，还剩下多少的真实与信用？白马入雪苇，这样优美动人的句子，而今都能给人离奇诡异的思维，那细细长长，中空外滑的芦苇，竟然都可以被当做钢筋筑到堤坝中去。余下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像芦苇一样被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们收割进入了自家腰包。
　　 古来国民信奉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于是，欲盖弥彰的教育方式使得我们的后代子孙从小就对这些观念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自杀事件，除了巨大的外界压力，有多少不是因为在该接受一些正常的挫折教育时，是我们没有给予到的？
　　 曾对一私交甚好的友友说过，等我旖旎的笔端流淌出愤激与犀利时，就证明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到了该正视的时候了。
　　 记得有一年陪一亲戚去政府处理一些生活琐事。那官员遇到关键问题时，不给出明确的态度和意见，竟然对我们说：这种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我们管不了的。一句话令素日里语气还算婉约的我禁不住反问：村民自治，难道村规民约竟然大得过法律？那要法律做什么？那官员竟然非常藐视地还击：这是约定俗成的，我们也没办法。说完，便端起茶杯，自顾自地浅酌，鼻孔朝天，一副送客的模样。
　　 用民之税利，养蠹虫之肥硕与骄横，是国人世代尊崇的法则。试问，既是同族同类，血液的颜色难道会不尽相同？
　　 国人，现在遇到事件，只要事不关己，便起哄围观。或有心有余悸者，怕受牵连，只能远远观望。有几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考虑过？若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时，你自己像猴子一样被围着浏览，会是什么感觉？
　　 痛定思痛。武夫保家须扛枪，文人卫国一枝笔。切入痛处，深入骨髓，挖去那些坏死的疔疮，让新鲜正常的血液流通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