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根朋友一箩筐
　　 日前到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买面条儿，刚让人家称了一斤，一摸口袋，坏了，没带钱!这可咋办？一个古稀老儿，买东西不带钱，这不是瞎捣乱吗？哎，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我看到了旁边卖果的女摊主了。虽然连人家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但凭着每天都和她打招呼、买水果的关系，跟她借十元钱应当不是问题吧？于是，我跟女摊主说：“借我十块钱吧，我换了条裤子，钱放在那条子里了。”女摊主特痛快，立刻就从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钱，问我：“十块够吗？”我说：“够了，我只买点面条儿。”
　　 回到家里，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睁大了眼睛说：“真的呀？你认得人家嘛？我还没听说买东西的跟卖东西的借钱的呢！”我自豪地说：“谁让俺有一堆草根朋友呢！”
　　 俺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山下乡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三师，再从1979年返城回北京沦为草根，有一大堆朋友，他们身份高的有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身份不高不低的有文职将军、司局级干部，身份再低一些的有北京市的局级干部、局级老板，还有身份最低的，就是这些贩夫走卒、草根百姓了。我怎么觉得，最跟我贴心的、最管用的朋友，还得说是那些草根朋友。
　　 我们家2012年的时候，精装修了一次，工头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儿。我一看他那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样子，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他。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能把我的房子装修好？于是，我提了很多挺苛刻的要求，比如卫生间的地砖要铺流线型的、墙壁的油漆要刷渐变的、吊灯要绝对居中、不许有一分一毫偏差等等，最后还要免费安装吊灯、挂画框等等。没想到，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水、电、墙壁、地面、厨房、卫生间……竟然让我和老伴儿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从此，我就对这个姓吴的小伙子刮目相看了。
　　 2013年，我和儿子分别买了一套二手房，都需要装修。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小吴。他又是按合同保质保量地完了。我的老伴儿喜欢得不得了，把小吴认做了干儿子。每次小吴到我家来的时候，老伴儿都会给他带点儿吃的回家。最近，小吴生了个儿子，这等于我们有了一个孙子，老伴儿更是心疼得不得了了，摸着小孩子的脸蛋儿乐开了花。又给见面礼，又送奶粉，比自己有亲孙子还高兴。
　　 我还有收废品的草根朋友。
　　 我们大院外有几个河南来京的收废品人员。我老看他们无冬历夏，就穿着那么一脏衣服，冬天连棉袄也没有。我想，人家也是人呀，整天在外面受冻挨饿，他们也是孩子的父亲、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呀。要是冻坏了，怎么能挑起家庭的重担呀？我们现在生活好多了，衣食无虞，想一想我们山下乡时过的苦日子，我们不能再看着这些苦命人受苦了!我把几件棉袄、厚裤子拿出来、洗干净，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穿，他们高兴得直冲我点头。打哪儿以后，我和老伴儿有什么重活儿，人家听说了以后，主动门来帮我们干，还一再说：“有什么重活儿，您就言语!” 您说，我有这些草根朋友，我能不整天乐呵呵吗，我的生活还有忧愁吗？
　　 人间真情不在乎身份高低，我高兴，我自豪，我有草根朋友一箩筐！
　　 （二）宁夏的老朋友，你们还好吗
　　 我是1965年7月上山下乡去的宁夏13师。虽然当时只有20岁，却是我们5连将近200名北京知青中的老大哥级人物了。
　　 我们连队的驻地在离银川大约四五十里地的郊区平吉堡。我们来到连队的时候，连里已经有几十位老职工了。他们之中有当地的农民，有1958年前后来的浙江支边青年，还有一些因各种情况来的外地农民。我们和他们从陌生到相识、再到熟知、直至好朋友，没有什么距离感。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甚至成了我们的莫逆之交、救命恩人。让我们直到今天，直到我们从那里返回北京后的三十多年里，聊起他们，还那么念念不忘。让我们梦牵魂绕的宁夏老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先来说说我儿子的救命恩人郑光吧。
　　 他是一位浙江支边青年，因为在家乡就有从医经历，来到我们连队后，自然就成了医生。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科大夫，内科、儿科、外科、妇科……样样都拿得起来。就是出身不好，是地主成分，不然早就到团部当医生去了。不过也正因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才有幸得到他认真负责的治疗。据统计，我们连有一半以上的小孩是他给接生的，我的儿子就是他接生又救活的。
　　 我儿子出生时，先是夫人没有力气生，后来又是孩子脐带绕住了脖子，哭不出声来，我急得在一旁高声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见人家老郑光，不慌不忙，三下五除二就把孩子的脐带取下来，又迅速地剪掉，拍了拍孩子屁股，孩子终于得救了。
　　 老郑光虽然医术了得，可他并不能救自己的爱妻。他的夫人也是一位浙江知青，非常能干，生的孩子也多，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就在她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也是自己的丈夫接生的。她难产，大出血。连队里那里来的血库呀！郑光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有救活爱妻，眼睁睁地看着爱妻在自己的面前死去了。多么悲惨呀！老郑光为了纪念爱妻，把第五个孩子取名“念慈”。老郑光已经去世了，我和众多知青及我们的孩子，将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我还特别怀念一位叫做李树堂的老人。他是我和爱妻的父辈级的大学教授，也是我们进入平吉堡当中学老师的介绍人。 作为宁夏农学院的小麦专家，又是农建13师的高级顾问，他经常和我们的师团领导有联系。也不知道怎的，他和我夫人的父母有联系。就是他，跟我们的团领导介绍我们俩进了平吉堡中学当老师。
　　 他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的夫人更是拿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我们每次去银川，都会在他们家住一夜。她把好吃的都给我们端出来，让我们吃个够。晚上还亲自给我们盖被子。有一次，李树堂老人看我们实在是没有钱了，掏出了50元钱给了我们。那可是我们的救命钱呀！就是这50元钱，我们熬过了艰难的几个月。现在，李树堂老人已经去世了，李伯父，我们到那里去还您的钱呀？我们该怎么还您和伯母的那份深情呀！
　　 我还要说说我们平吉堡中学的马生荣校长。
　　 他是一位回民，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当时他担任平吉堡教育事业的总负责人，相当于平吉堡教育事业总干事。就是他，力排众议，把我们许多出身不好的知青安排在各个中小学当老师。他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委屈，他都记不住了。关于他，我已经在那篇《化不开的平吉堡情结》中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他后来调到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当上了副院长，这，也是他应得的荣誉吧！就是他，教会了我们怎么对待逆境，怎么笑对人生。这，是我们足够受用一辈子的财富。
　　 我还有两位宁夏文艺界的朋友。一位是哈宽贵，一位叫虞期湘。
　　 哈宽贵老师是我的小说启蒙老师。在他的主持下，《宁夏文艺》为宁夏农垦系统(农建13师后来归入了农垦系统）举办了一期文艺创作学习班，我也有幸参加了。哈老天天陪着我们，给我们讲文学创作，让我们讲故事，直到大家听得懂、听得有意思为止，才让我们开始动笔写小说、散文。我的第一篇小说《珍珠》，就是哈老一句一字抠出来的。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1976年1月号《宁夏文艺》上了。从此，我的文学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这对于我回北京以后，被招聘到《旅游》杂志当编辑、编辑部主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老已经去世了，哈老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虞期湘老师是我的一位老乡（我的祖籍也是湖南），我后来在《宁夏文艺》、《朔方》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她指导的。她非常耐心，有时为了一篇文章，会亲自跑到平吉堡我们的连队来给我指导。我无以回报，知道她爱吃大米，就想法儿给她弄一些大米，骑车来回百十里地给她家送去。有一回，我骑车奔驰在银巴公路上时，一条大狗横穿马路和我撞在了一起。我的自行车上驮着五六十斤大米，一下刹不住车了，我被撞出去了好几米，胳膊、腿都摔出了血。我还是咬牙骑车给她送到了家。她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回到北京以后，她还找到过我家，给我赠阅的《朔方》杂志。虞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连还有一位高人，他就是罗凤岑。我们都叫他老罗。他是河南来的老职工。他会做饭、钓鱼、盘炕、磨刀、织毛衣——总之，除了生孩子，什么都难不倒他。我刚到连里的时候，曾经被派到食堂做饭，他是我们的师傅。切菜、发面、蒸馒头、用烟煤做饭——都是他手把手教给我们。我在他的亲切指导下，能把土豆切成极细的丝。我现在已经66岁了，依然能把土豆丝切得像头发丝一样，深得很多朋友的赞扬。
　　 我们连的连长姓方。方连长也是一位浙江支边知青。他的女儿因病死了，坟就离连队不远。方连长多年不回浙江老家，他舍不得他的爱女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地下。他要永远陪伴着她。在方连长身上，我们读懂了爱。
　　 我们连还有一位老木匠姓陈。他有一身好木匠活儿，家里也收拾得一臣不染。他的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他得知我们爱打乒乓球后，亲自给我们打了一张乒乓球台，而且是全木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大礼。我从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就迷上了乒乓球。在学校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去抢乒乓球案子、在家休息的时候，把床板抬到院子里打，以致于把门板都大成了两半儿，睡觉的时候，得用砖头垫好床板才能睡觉。现在，终于有了一张球台，而且是一张全木的球台，油漆刷得倍儿亮。那叫一个开心！我们的体育活动也因此开展得生龙活虎的。陈木匠，我们感谢您！
　　 我们很多知青都爱埋怨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最苦的人，而当我们想想连里这些老同志，他们比我们到宁夏的时间要久得多，当然受的苦也肯定比我们多得多。而且他们至今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乡。他们难道不苦吗?他们难道就没有怨言吗？想想他们，我们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享受着天伦之乐，我们还不够幸福吗？知足常乐，夫复何求？
　　 可惜，我们回到北京后，宁夏的这些老朋友就很少见面了。但是，这些老朋友会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宁夏的老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何老三时时刻刻在想念你们！已经去天国的朋友，你们一路走好：现在还健在的朋友，请你们万分保重，我们天天祈福你们！ （三）农建十三师一团五连人物考
　　 原宁夏农建十三师一团五连，共有北京知青194名，全部是来自北京天坛街道、永外街道和前门街道等三个街道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我就是前门街道的知青。我们到宁夏平吉堡的时间是1965年7月2日；大部分知青离开平吉堡的时间是在1978年底、1979年初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知青在宁夏战斗了十四个左右的年头。
　　 我们这些知青，当年去宁夏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也就二十岁左右，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当年由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这些孩子的青春活力无处散发，动不动就爱打个架，像好斗的公鸡。自己在连里掐也就得了，还要“侵略扩张”，到别的连队去打架，结果落下了个“钢铁五连”的“美称”。我们走到哪个连队，都会遭白眼儿，好像我们连的每一个知青都是好战分子。
　　 不过，我们可不服气也不同意这个“美称”。应该说，我们连的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样儿的。即便那些爱打个架的小朋友，也是囿于当时的环境使然。就打架那点儿小事儿，拿到今天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我们连队里有很多值得写传记的人物。但是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后来都调到四团去了，在一团五连呆的时间不过就是个三四年，所以只能凭一些片段的记忆和回北京后为数不多的几次聚会时所听到的一些情况，做一个“蜻蜓点水”式的回顾。
　　 先来说说我们连的连长崔凤智吧。
　　 严格意义上讲，崔连长不是北京知青——他是一个复员兵，1965年的时候，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去的宁夏。
　　 崔连长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八五左右的样子，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崔大个儿”。由于是行武出身，崔连长腰板儿倍儿直。浓眉大眼，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的。崔连长很瘦，但是特别能干。甭管他调到哪个连队，说起干活儿，无论是老职工，还是知青，没有一个人不伸大拇哥的！他出身不好，但他愣是凭着玩儿命干活儿，凭着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在那么复杂的兵团岁月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您想想，那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