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学院舒坦等同学发帖问我：“老师，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老师经常在作文课堂说：‘用自己的话写作’，可上星期听您的讲座，您却叫我们，‘先识名家，后读作品，再秀语段，仿其情节，融进自我，立言天成，言成而后文就。’我们的理解，您这就是叫我们写作从模仿别人起步吧？”我的答复如下：
　　 一、作品多是模仿秀
　　 所谓文学，简言之，就是“人学”。即人学文，这是个主谓短语。按照语法学来理解，“人”自然是主语，“学”是动作的发出者，充当谓语，“文”自然是动作的对象，作宾语。“人”学的多了，写得多了，写出名了，“文”成了典范，被奉为经典，可提供给文人学习借鉴了。所以，其文就可学，概念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就被称之为“文学”了（恕我俗解)。“学”与“写”的过程，就是人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人类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源于模仿。你看，当下那些走进央视百家讲坛的大师们，不就是最现代版的模仿秀吗？你们仔细去品品，他们那些个“品”、“说”、“读”、“话”、“心得”、“水煮”、“大话”等等，哪一位离开了蓝本，很多立言者是不是有点儿“鹦鹉学舌”的味道？
　　 如果他们离开了对大作的模仿，就没辙了，也就没有大腕大师了。没大师百家讲坛也得打烊关门，影院就得虚位歇业！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但凡作家，无一不是靠模仿起家；但凡作品，无一不是秀出来的仿品。
　　 如此一说，并非我胡说八道。只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承认这个事实。究其实，无它：一是怕别人否认自己的天赋。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写会侃是“文曲星”下凡。有如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未曾识书具”，便“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其实，王安石笔下这个“天才”，是经不起推敲的。“未曾识书具”何以使用书具？这是与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悖论。也许，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没引进“唯物辩证法”，不知何为“逻辑学”，不懂存在决定意识，不知道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的辩证法则，不懂得说话行文也要讲逻辑。如果说一千多年的文人没有建立起“唯物”的概念，不懂“逻辑学”而杜撰出方仲永来，那是可恕的。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知识“大爆炸”的今天，还公然以“仲永”自况，以“天才”自居，以为自己没有效法他人，天生就会舞文弄墨，那实际上就是最无知的自我否定。
　　 以此，我还曾有过“一派胡言”：抄袭叫赝品，模仿叫作品，模仿得“微妙唯我”就叫精品，模仿走了样，能让世人《飘》，就称获奖作品，屡屡批量复制就叫名著！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无数文学大师，请问哪一个不是师从古人，先模仿前贤而后成名成家的呢？
　　 我们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就不会否认许多大师级的名人都有过模仿秀的经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人们只知出自王勃之手，却大多不知王勃的这一名句，完全是脱胎于庚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句子。宋词中的大词人秦观的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几乎就是套用隋炀帝杨广“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 的句子。还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句子，据考，元稹也不是凭空撰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孟子“故观于海者难为水”一句和宋玉《 高唐赋序》 朝云暮雨的句子仿效，就不会有这一名句传诵千古。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一词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完全是化用唐人李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句子。
　　 在文学史上，最明显的模仿文学要算“词”、“曲”这种文体了。有一首张可久的元曲，《天净沙·湖上送别》：“红蕉隐隐窗纱，朱帘小小人家。绿柳匆匆去马。断桥西下，满湖烟雨愁花”。这样的一首词，从平仄、用韵、手法等方面看，恐怕连五岁孩童一听就能辨出，简直就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克隆版！
　　 有资料记载，“词”最早出现在唐朝，起初叫长短句，是诗的一种。当时的格式太乱，不便于模仿写作，于是文人们就将其取一个名，定一个调，规定一种固定的格式，研究出一种所谓平仄。然后找一首流行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范文”，请人写在牌子上，挂在习作者面前，让其一面吟诵，一面对照着格律，一面填写，所以写诗就叫填词。这种形式后来就演变成“词牌子”。比如“沁园春”，最早根本就不是词牌名。有据可考，“沁园”为东汉汉明帝为女儿沁水公主修建的皇家园林，园址位于焦作西北部的沁河山口。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沁水公主的舅舅窦宪倚仗其妹为皇后之势，竟然变相强夺公主田园。后人因感叹其事，多在诗中吟怀感时，惜香怜玉，经久不绝，流传甚广，渐成趋势。因此，“沁园春”这一中国文人所钟爱的词牌就这样产生了。
　　 再如《木兰花》这个词牌。古时，有的人依样画葫，依调填词，填到那儿没词了，实在填不下去了，于是就减少几个字。由于是出于某名家之手，后人不敢冒犯，干脆就叫《减字木兰花》。
　　 词如此，书亦然。我们再来看 “四大名著”：首先看看《红楼梦》成书的背景。雍正九年（1731），坊中秘传皇宫绯闻，主要是雍正及弘历等宫内乌烟瘴气的事，被几位被逐出宫的侍女陆陆续续传出。这成为当时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茶余饭后谈资。雍正年间言论禁制，比“文化革命”要厉害得多。但小道文章越禁越传，或干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曹雪芹在这其中收集了大量的宫闱秘史，从对朝廷不满，到了解民间疾苦，同情低层侍女的遭遇。便产生了要把红墙内那些不能言表的丑闻和罪恶写成小说的动机，为揭露朝廷的腐朽没落作了很多的准备。曹时年17岁，正是年青奋发时期。他同情底层，憎恶皇权，以冲破黑暗的藩篱。侍女中有绝顶聪慧者，更有曹的近龄远亲，为曹雪芹提供了大量质量极高的原始素材，曹得以多次询问核对之便。在此基础上，就有了所谓的《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流传开来。如果没有《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也许《红楼梦》就是另一个版本，或许就要叫什么“青楼梦”之类吧？
　　 如果没有《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家群”的先行，施耐庵根本无法在山东的梁山再造水泊。梁山根本“无水无泊”。有好事者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环境来考察，认为很多场景都与《大宋宣和遗事》中所描写的湖南岳阳的“八百里”洞庭极为吻合。所以有人断言，如果没有《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家群”的“原创”，施耐庵的 “才”即使有“十六斗”之高，也无法在山东的梁山再造水泊。施展能耐，写出《水浒传》的。
　　 如果没有陈寿等人为罗贯中“收集素材”，《三国演义》也许就会成为《义演三国》了吧？还有作《西游记》的那位大师吴承恩老先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也许要说，“承蒙《西游记评话》、《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等撰拟先贤，感恩的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氏作者，他们早已比吴承恩先生“捷足先登”，早已西行在取经上了吧？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此，我们有理由说，文章世事相因，作家代代相沿，作品相互借鉴。一部部中外文学史，哪一部能够完全割裂先贤的渊源呢？哪一位文学大家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不是在读了大量的典范之作的基础上，从中借词、借句、借材、借料、借势、借气、借神、借韵，借结构，借手法、借布局等等，然后才推陈出新，另树一枝，成就新作的呢？
　　 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如果否认文学创作的模仿，否认文学的继承性，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有史料记载：木匠的祖师爷鲁班，能用斧子削木，“可中绳鉴影”。如果我们以此为据，对初学木匠的徒弟说“削木用斧”，其结果呢？一块上等的木料也许会一斧凿之，毁之一旦！
　　 再说某些口口声声训诫学生要“用自己的话写作”的大先生们，是否有点儿上述“木匠训徒”的味道？
　　 在深圳，我曾接触过几位“名校”的中学生。在交谈中，几乎所有学生众口一词地操着“名校”的“大师”的口气，说他们的老师说“某某写法是最烂的——”，其姿态之妄，口气之狂，颇有点儿不可一世。我问他：“那你们的老师告诉你们什么是最好的手法吗？”几乎无言以对。我又问“那你们见过你们老师亲手立言，用“自己的话”写出过最好的范文吗？”回答仍然是惊人的相似：“没有”。由此可见，很多“名师”可能自己也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话”可以一道的。很多“名师”可能是“对着窗户吹喇叭”，站在岸上教游泳。其实，名校的学生全是清一色的尖子生，本身天赋极高，悟性就特别好。比如韩寒、郭敬明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去模仿别人的好作品，善悟而后写出来了属于自己的精彩，根本不能全归功于某某名师教导有方。但凡这个层面的作家的成名，主要是模仿起步，然后熟中生巧，巧中创新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的古训。但也不能否认当代中国中学语文教学存在严重弊端：讲课时反复咀嚼那几句话，几乎每堂课都是炒现饭，很多所谓名师，只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只是手中那张文凭是“名牌”，本身并不擅作文，并无多少“下水”作文的实践，却煞有介事去“教授”他人作文，我真不知道“名师们”在面对弟子求知的眼神时，底气足不足，心里慌不慌？兴许是有人偶尔从那部教科书里捡来一些只言片语，搜来半碗残羹冷脍，便板起面孔，故作大师状，重复大师们的“圣经”——“用自己的话写作”，“不写最烂之作”！而事实上，我的的确确见过太多中学生写出的“小学生作文”，实在不知这是不是一种“最烂的”作文，这是不是中学语文教学弊端最集中的一个反映，这种说法实在不知是不是一种误导？
　　 我曾经这样尖锐地说过，“一个中学生，如果读不懂一篇有点深意的文章，写不出有点深度的作文，请问我们中学生的语文能力如何体现？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的成果如何评判？
　　 面对上述情形，某些中学的老师，除了卖弄自己“渊博”，装腔作势以外，还有点儿什么实质意义？我的看法是，目前很多中学生的写作还停留在小学水平，中学生的牌子，小学生的底子。很多中学生，是在用中学生的手，在写小学生作文。中学语文考试的作文，其基本原则是“考套路”，而很多中学生直至毕业，也没闹懂“套路”。这种局面，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否知晓？如果不知，我真不知道他们成年累月到底在研究什么？这样下去，不知有否愧于民族重托之感？
　　 是耶、非耶？信耶、疑耶？
　　 还是让历史去评说，让事实去评判吧！
　　 由于是夜里写的东西，古人喜欢叫“夜话”。
　　 望得到你们的批评！
　　 二、中学语文之我见
　　 时下很多中学，在学生的课程表里，没有专门的阅读与作文课。而在语文试卷里，阅读与写作所占分值，往往都超过了试卷总成绩的一半。这说明咱们中小学目前的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不配套。我曾接触过几个很有思想（深圳重点中学‘南外’、“深外”、“深中”尖子班）的中学生。我同他们谈论怎样去备考“阅读与写作”，并且拿出了具体的阅读训练资料，以及作文训练方略给他们交流。他们听后几乎众口一词：“啊，语文原来可以这样学！且问我：老师，我们的语文课本为什么不编成你训练的这个样子？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与语文考试的内容与题型一点儿都不沾边。课本不能适用于考试，学习的很多课文是“三代同堂”，爷爷学了爸爸学，爸爸学了我还学。老掉牙，炒现饭，枯燥无味，几乎没有用，课堂的学习一点儿气氛也没有。”
　　 据学生说，他们在中学阶段的作文也写得很勉强。很多语文老师布置作文都是在即将下课时出个题目，拟几条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写，写完了找几篇出来在课堂集体讲评一下就草草结束。很多学校在一学期中，学生写不了几篇作文。很多学生，胆小、内向、主动性比较差的人，可能几年的中学上完了，都没有得到老师的当面批改过作文。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
　　 1.话说中学生的模仿作文。作文能力的提高首先必须有较扎实的作文基础知识，如良好的驾驭文字能力，多样的谋篇布局的方法，合理的文章结构技巧，娴熟的写作手法等篇章运用能力。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谈及创新与突破。而要较快较好地掌握这些技能，笔者认为模仿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张志公先生曾经讲过：“不仅初入学的孩子爱模仿，中学生、大学生以至工作的成年人，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自己认为好的事物。”作为语文教师就更没必要禁止学生模仿作文，相反，还应想方设法为其提供模仿的范文，指导模仿的方法，为他们最终的“脱胎换骨”架桥铺路。
　　 当然，模仿的前提是自己陈情言事有困难或者为了使其表达更加流畅自然。模仿只是手段与过程，而不是目的与结果。
　　 2. 先有模仿而后才能创新。我这样说，似乎有点“倒行逆施”的嫌疑。然而关于艺术的起源，本就有“模仿”一说。追根溯源，人类的很多技能都是从模仿中得来。如走路、游泳、唱歌、打球等。再则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很多的词语，包括韦编三绝的典故，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什么悬梁刺股、程门立雪、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励志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讲的都是阅读名人名著，追从他人，模仿他人成就自己的经典。只是我们的对此的理解不同，没有看到读是仿的开始。如果没有毒的积累，作文就无以立论。无以立论就站立都不稳，就谈不上创新。如若除却模仿，那无异于叫刚出生的婴儿跑步，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有所创新，也会由于叙述、描写立意等能力的欠缺，而使文章言不及意，空洞无物。即使硬写也一定是七零八落，“玩积木”，弄拼凑。写起来索尽枯肠，读起来令人疙疙瘩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