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偷偷离开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遍寻不着，急坏了待在“牛棚”里的爸爸。爸爸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自然难逃厄运。他被反复批斗，关进“牛棚”，每天参加劳动改造，修炼自己的灵魂。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我的处境可想而知，入不了共青团，当不了红卫兵，只是一个卑贱的狗崽子，处处受人歧视。受尽了凌辱的我，一心想逃跑，走得远远的，离开现实，摆脱歧视。
　　 记得小的时候，读过岑参的诗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的是新疆的风，没有读懂，以为写石头，觉得很好奇，那些能被风吹走的石头，是怎样的石头呢？因为好奇，便十分地向往，似前世的一份缘，常常牵记。那种对无知事物久久的惦念，居然令我对大漠生出一种淡淡的乡愁。于是，逃跑时选择了去新疆。选择去新疆，或许是追逐潮流的一种愚昧，或许是渴望自由的决心，又或许因为岑参的诗句。
　　 走的时候邀了个同伴，纯粹是同病相怜。她叫娜，也是一名“狗崽子”。临行前去见她妈妈，她妈妈待在牛棚里，知道女儿要远行，没有阻拦，将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块手表，交给我们，让我们卖了作路费。
　　 我和娜拿着那块表，直奔黄兴路的寄卖商店。只知道这是一家寄卖旧货的商铺，以前经常路过，却从没有进去。在那个非常时期，又是初次涉及贵重物品的买卖，从跨进门开始，心里就很紧张。柜台前高高地坐着一女孩，羊角辫、黄军装、臂膀上配戴红袖章。娜郑重其事地将手表送上去，女孩冲我们亮亮尖下巴，不屑地接过，用犀利的目光看看，随手递给身边一老头。那老头不看表，却从眼镜框上看我们，丢过来一句话：“有证明么？”我们都吓了一跳，并不知道卖旧货还要有证明。看看娜，她两道浓眉习惯地拧成了八字，四目相遇，都是一脸的惶恐。娜说：“没有，是妈妈自己戴的。”“自己戴的，为什么自己不来卖？”女孩警惕地问，那语气就像检察官审讯罪犯。看到我们惊恐不安，老头很严肃地交代：“不行哪，革命委员会有文件，卖贵重东西要证明。”
　　 啪的一声，手表被扔回了柜台，那女孩站了起来，一副要诘究本末刨根问底的样子。娜一把抓过手表，拉着我快步往外走，出了门，两人撒腿就跑，跑出好远，才敢回头看。见没有人追，停了下来，两人甚是无奈。我说：“他们把我们当小偷呢。”那时的我们，就像刚出土的苗苗，真是稚嫩，不做贼也会心虚。
　　
　　 二
　　 表卖不出去，路费成了问题，两人用所有的钱，买了到岳阳的车票，就所剩无几了。没有太多的顾虑，并不知道新疆有多远，简单的行囊，装了两套换洗衣物、一本毛主席语录和几枚毛主席像章。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捏着车票，就出发了。那年月，不发红头文件，没人关注两个女孩的出走。要搁现在，微信上准保有成千上万的转发：关于两个十七岁少女失联。
　　 第一站要去的是天津，有娜的大姨在那儿。我们希望，从那里可以募集到后续资金。到了岳阳，没有下车，岳阳不是目的地。按照既定方针，必须逃票，在石家庄下车，再用剩下的钱买两张车票，光明正大地进北京。北京是首都，对它怀有敬畏之心，再说，北京车站管理严，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的。
　　 到了石家庄，娜留在站台，我去买票。买好车票，却再也回不到站台。智者千虑，竟有一失，我们不知道，不是检票时间，站台的大铁门是不开的。
　　 我攀缘在铁门上，使劲朝里张望，希望找到娜的踪影。我要找的人没找到，却有人找到了我，站台高音喇叭在喊我的名字。知道娜一定出了问题，我瞬间凌乱了，不顾一切地扑到门口，摇撼着大铁门，尖叫：“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终于有人过来，把我带进车站，办公室坐着一个脸色黧黑的老头，神情十分严肃。娜规规矩矩站在老头跟前，眉毛习惯地拧成八字。之前一定经过了严峻考验，娜的鼻翼一张一张，满是灰尘的脸上，留着两道白色泪痕。
　　 自知还是老实点好，悄悄地站到娜的身旁，低下脑袋，诚惶诚恐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你们两个小孩子，不在家复课闹革命，出来乱跑什么？”老头很严厉，像一位威风的法官。做了错事的孩子，终究心虚，我和娜都不敢吭气。
　　 “你们这是要去哪？”面对两个逃了票又买了票的女孩，老头大概有点莫名其妙。
　　 “去天津。”这个问题，我和娜回答得很干脆，几乎异口同声。
　　 “去天津干嘛，知不知道停止串联了？”看得出老头是一名领导，声音不高，却很有震慑力。
　　 “去，去找亲戚。”这是一个暂时不能说的秘密，我们支吾着，嗫嚅着，答得很含糊。
　　 桌子上有一枚很新的硬币，昏暗的灯光下，硬币闪闪发亮。老头指指硬币，带点嘲讽地说：“口袋里只有一分钱，还想坐火车，不知道坐车要买票？”
　　 终于明白了，那一枚闪光的硬币，是从娜的身上缴获的。做了坏事，心是虚的，脸在发烧，心脏怦怦直跳，我像根木头，杵在那里不敢动。偷偷用眼角的余光，打量那老头，居然发现，他一张一合的嘴，是茄子一样的紫色。
　　 老头把我们当成革命对象，进行阶级斗争宣传教育，滔滔不绝，语重心长。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不时看看门外，关注车来人往。终于，老头停止了革命教育，门外有人在喊：“老站长，车马上进站了。”
　　 忽然就否极泰来，老头站起来，将收缴的行囊还给我们，说：“不要在外边乱跑，到天津玩一玩，赶快回家去上学。”口气就像慈祥的邻家老爷爷。那个世界很薄情，可有些人活得很真情，多年以后想起这老头，就觉得，人性的善良，像棵常青藤，能在扭曲中生长。
　　 突如其来的赦免，令我们心花怒放，背起行囊，“嗯！嗯！”地随口答应着，迫不及待地往外逃。列车徐徐进站，随人群挤进车厢，找好座位，打开车窗，忽然瞧见那老头站在窗外。他抱着一包饼干，见到我们，将饼干递过来，大声嘱咐：“路上小心，不要贪玩，早点回家。”接过饼干，我和娜只管傻笑，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直到车子开了，才恍然醒悟，冲着老头的身影，大叫大喊：“谢谢！谢谢！”
　　
　　 三
　　 两年前来过北京，见到毛主席，只是他老人家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我的眼睛高度近视，没有看清楚。那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我挤在激动的人群里，挥舞小红书，高呼了无数声万岁。宽阔的长安街、雄伟的天安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久别重逢，故地重游，回想起两年前的那次“觐见”，依然有些感动。
　　 但是，今天没有了当初的激情，口袋里仅有的一元钱，让我们有些低沉。几天行旅，风尘仆仆，花两毛钱，到王府井大街的公共浴池洗了澡。老头馈赠的饼干吃完了，饥肠辘辘，再花两毛钱和二两粮票，在街边食堂吃了饭，现在要考虑到天津去的问题了。
　　 北京到天津交通很方便，有火车，也有直达的汽车，缺的是买车票的钱。剩下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我仔细地数了又数，的确不够。此刻真的理解“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使”，是怎样的心情。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设想了很多种抵达天津的方法，比如说逃票。北京站不行，管得太严，永定门车站或许有机会。于是，从天安门广场步行到永定门车站。经过考察，不行，那里也很严，没有机会。
　　 我们想到借钱。搜索了所有认识的人，包括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没有，人力资源实在太贫乏，北京没有熟悉到可以借钱给我们的人。
　　 我们想到步行。沿着铁路线，用我们的双腿，走到天津。这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沿铁道两侧，是大片的麦田，已经灌浆的麦子，可以充当食粮。我们摘些尝了尝，甜丝丝、水汪汪的，味道还不错。可是，铁路标识太不清楚，刚刚走了一段，铁轨就分成两股道，不知要往哪里走。
　　 没有钱买票，也想不出可行性办法，两个人就这么走来走去。从王府井到天桥，从天安门到永定门，不知多少个来回，终于走累了。
　　 我们决定先休息一会儿，探讨一下解决办法，再做打算。大街上人来车往，显然不适合休息，前门的门洞里比较安静，可以去那儿坐坐。门洞里停着一辆大卡，车箱装着很多货，年轻的司机正给水箱加水。我们从车旁路过，偶尔听到司机与副驾驶说话，满口的天津味儿。忽然就灵机一动，绕到后面看了看车牌，天哪，居然是天津的车。
　　 在千千万万人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居然让我们遇到了去天津的车，一定是上苍的眷顾，一定是前世的缘份。现在看来，只要司机答应捎上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没有犹豫，迅速找到司机，恳求把我们带到天津去。
　　 感谢上帝，那时超载不罚款，那时人货混装不扣分，那时人们都很友善。可敬又可爱的司机，没有拒绝一次伟大的善行，把我们装在货物上，一路春风，送到天津。
　　
　　 四
　　 祸不单行，我们满怀希望抵达天津，不想大姨也进了牛棚。有家不能归，天天遭批斗，被人押着扫大街。家，抄了个干干净净，每月只发放最低生活费，仅够为生。此刻，两个懵懂女孩儿的到来，给大姨带来的负担和压力，该是多么沉重。
　　 豁达是天性，是看开世事的清醒，豁达的大姨理解我们的鲁莽，没有责怪，决定帮助我们。以大姨当时的身份，是不能够乱说乱动的，何况她的社会关系，不是牛鬼即是蛇神，人人自顾不暇，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大姨豁达，相信自己的能耐，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种自信，源于她一贯的为人，源于对朋友的信任。
　　 就像上映一部谍战片，在天津的那些日子，怕牵连大姨，我们不能暴露。于是，我们成了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悄悄地呆在家里。夜晚，偷偷地与大姨会晤。
　　 大姨无儿无女，家里只有一位妹妹，娜的小姨。两人相依为命，姐妹情深。小姨是残疾人，她原本健康，而且漂亮，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花样年华得了类风湿，全身关节僵硬，身体不能弯曲。在那个年代，这种病无法救治，她便落下了终身残疾。小姨一生都只能站着，站在那里也是一道风景，看起来像一尊美丽的雕塑。小姨很坚强，照顾她的大姨被迫离开，她必须独自面对生存问题，她顽强地活下来了。她很聪明，利用手脚仅存的功能，再借助一些自制的工具，能干所有正常人干的事情，甚至可以捡拾掉落在地上的缝衣针。
　　 小姨是个开朗的人，有我们陪伴的日子她很开心。她喜欢给我们讲故事，她的偶像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里的“保尔·柯察金”。她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背诵那段经典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革命者的信念，完全属于理想的境界，小姨是自勉，也是在勉励我们。小姨的坚强，在艰难的际遇里，给了我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她就是我们心中的保尔.柯察金。
　　 我们和小姨，白天无所事事，从落地长窗中观察外面的世界。楼下原本是条幽静的街道，如今森严壁垒，到处游荡着戴红袖章、高呼口号的红卫兵，他们对付着被他们看成阶级敌人的中国人。对面是起士林西餐厅，那些享受外交豁免权的领事馆人员，却依然歌舞升平，在萨克斯的伴奏下，享受人间最曼妙的乐曲。阳光下的世界，泾渭分明。
　　 每当夜幕降临，在黑暗的掩护下，大姨回来，我们才可以做该做的事情。大姨带着我们去找她昔日的朋友，一切都是地下活动，就像共产党的地下特工。我们出去，先要看看房屋周围有没有人，确定没有人，再悄无声息地下楼。到了街上，摆脱有可能跟踪的眼睛，以极快的速度奔达目的地。然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轻轻地敲响房门，暗号对上了，门才会打开。门开了，赶快闪进屋里，以极低的声音交谈，说完立马走人。
　　 大姨的朋友，大多与她命运相同，都有被抄家被批斗的经历，人人自危，家贫如洗，拿什么援助他人？我们通常跑了半宿，仍然一无所获。夜幕笼罩下，街道漆黑而安静，大姨送我们回家，常常已经是夜半三更。快到家了，远远地看到那座三层小楼，楼上的窗口，透出的微弱灯光，那是小姨在等侯我们。
　　 奔波许多天，重复无数次希望和绝望，终于得偿所愿。大姨的一位朋友，抄家前偷偷地将一叠人民币，藏匿在垫床的砖头下。此刻，他毫不犹豫地从地下取出来，慷慨地支援我们。
　　 得到资助的第二天，我们告别大姨，告别我们的保尔.柯察金，离开天津，继续西行。
　　
　　 五
　　 从天津回到北京，我们踌躇满志，在北京站反复考察，讨论西行的线路。恰好遇到几位在内蒙插队的知青，回京探望父母，现在准备归队。
　　 因为年轻，足够单纯，无论你来自何方，三言两语便可以成为朋友。北京知青给我们讲故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里有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那里有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似乎人生不去一趟大草原，是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