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掰着指头掐算过年的期盼了。
　　 这让我越发怀念小时候过年的情景。记忆中，只要进入腊月，乡下人就开始准备过年了。
　　 最热闹的要算杀年猪了，整个一个腊月，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肥猪的惨叫声。这声音已经录进了我的大脑，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到过年，猪的惨叫声就会在我的大脑中回放，仿佛就在昨天。
　　 乡下的孩子见识少，村子里任何一点动静都能带给孩子们兴奋。无论谁家杀年猪，孩子们知道后，会激动地成群结队撒着欢跑去看热闹。大人会把猪膀胱摘下来，吹满气给孩子们玩，孩子们拿着吹满气的猪膀胱满院子扔着玩，吼着叫着好不热闹！玩够了，围成一圈，把猪膀胱放在地上，啪！一脚踩爆。哇！孩子们又一阵哄堂大笑。
　　 杀猪之前，在零下三十多度的院子外面，架起一口大锅，烧一锅滚烫的开水。六七个男人七手八脚，把猪五花大绑，猪的惨叫声可以穿透整个村庄。男人一刀捅入猪的喉咙，女人端着面盆接猪血，一股鲜血涓涓流出，足有大半面盆。为了多接一些猪血，在宰杀前的几个小时，女人会给饿了一晚上的猪烫一盆玉米面水喝，猪会死命地喝个净光，它哪里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啊。
　　 接下来，男人围着灶台上，用开水反复淋浇在死猪的身上，用铁片刀将猪毛刮干净，不一会儿，那头死猪就白白净净的了，这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然后把猪倒挂在屋檐下，继续刮，直到将猪身上的杂毛刮得一根不剩，才开膛破肚了。开膛之前，先把猪头割下来，紧接着把脖子一圈的肉也割下来，这大肥肉足有四斤多重。女人在家里忙乎着炒肉，做猪血蒸饼。
　　 先把一大锅肥肉片和酸菜粉条慢火炖着。再做猪血蒸饼，做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做不好就会僵硬。要先把猪血中和进发好的面团，再剁进一些猪肚子里的板油。最后放入花椒面、盐巴、五香粉等作料，擀一张大大的发面饼放入笼屉，周围用面围上边，倒入猪血，半个小时后，香喷喷、宣腾腾的猪血蒸饼就出笼了。在外面干活的男人，嗅到香味儿，马上放下手里的活，进屋吃一块热乎乎的猪血蒸饼，身上立刻热了。那味道今年吃了明年还能回味儿。
　　 更叫绝的是那一大锅酸菜炖肉，别看那肉片肥肥厚厚的，经过和酸菜烩在一起，慢火炖了以后，吃起来酸酸的、香香的，一点儿也不感到油腻。
　　 帮忙杀猪的男人们，把猪搞利落了，开始盘腿坐在热炕上喝酒吃肉了，当然也有两三个人听到猪叫声来混吃混喝的。乡下人不计较，进门都是客人。干不干活都会把来的人让进屋里吃肉喝酒。直到吃得满嘴流油，喝的舌头大了才散伙。
　　 村子里有一个习惯，无论谁家杀了年猪，都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一碗肉。记得有一次，我家杀了年猪，一锅香喷喷的酸菜炖肉就要出锅了，我和妹妹们围着锅台口水早已流出来了，父亲不紧不慢拿了家里一个最大的，带两道蓝边的大白瓷碗，盛了满满一碗肉，对我说：“三丫，去把这碗肉送给六爷。”说着把碗放在了我手里，我很不情愿地噘着嘴出门了。
　　 六爷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年轻时娶过老婆，老婆临产时难产，大人小孩都死了，以后再未娶。论年龄，六爷和父亲差不大，只是辈分高，村里人都习惯喊他六爷。他在村子里威信很高，会唱地方戏，村子里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六爷的戏班子去张罗，无论远近村子，随请随到。
　　 那时候，冬天外面很冷。一般温度都在零下三十度左右。我一路闻着扑鼻的肉香味儿，一次次咽着口水，一路小跑，去六爷家里。他家在村子最后面，离我家足有两百多米远，还没到六爷家里，手已经冻得受不了了。我用脚踢开了六爷的家门，六爷看到我端着肉进来，赶紧接过了碗，把肉倒进他自己的碗里，用水随便冲了一下我家的白瓷碗，然后用一块黝黑发亮的抹布把碗擦了几遍。说了一些客气话，把碗给了我，我接过满是油腻的碗，跑步回家。碗遇着冷气，冰凉的刺手。我只好把两手穿在袖口里，抱着碗回家。
　　 我盼着过年，是因为只有过年，我才能穿上一件花布杉；只有过年，我才能吃到雪白的方块糖，以及外面包有双喜字的水果糖。
　　 过年的新衣服，既当外罩穿，又当单衣穿。每年就一件衣服。
　　 母亲的个性很强，从不让我们穿着破衣烂衫过年。总是在灯下给我们缝制衣服和鞋子。有时候我们睡醒一觉了，母亲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新衣服新鞋子做好了，我们只能试一下，要留到年初一早晨再穿。
　　 腊月里，男人们都忙着劈柴，要劈够一个正月用的，还要给牲口铡草料，据说到了正月就不能动刀动斧子了，女人们要赶在正月前做完针线活。正月里女人也不能动针线。
　　 记得每年腊月初，我和姐姐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填鸡。要把瘦弱的鸡逮回来，用包谷面填。每天下午吃过晚饭，姐姐用开水烫一大碗包谷面，我们把它搓成指头状的面条，我和姐姐一人抱一只鸡，扒开鸡嘴一点一点往鸡嗉子里填面条，填的鸡嗉子比拳头还大，发硬了才罢休，填好的鸡就扣在框子底下不让它活动。只为让它多长一些油和肉，现在想想够残忍的了。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祭灶神的日子，我和姐姐填的鸡就要被宰杀了。
　　 母亲头一天就把东西都搬到了外面，把屋子的边边角角都打扫一遍，就连屋顶都用大扫把扫了，还用麻袋片把煤油灯熏得发黑的墙檫了一遍，土炕上的席子和毡子也用柳条敲打一遍，东西上的尘土都清理干净了才搬回家。母亲说要干干净净地祭灶神。
　　 大清早，母亲拿着菜刀在水缸上哗哗蹭了两下，抱着鸡出门了，要杀了鸡，祭灶神。我和姐姐真舍不得杀鸡，这两只鸡我和姐姐喂了将近一个月了。母亲抱着鸡出门的瞬间，我看到鸡瞪着两只黑眼珠子在看我，仿佛求我救它，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母亲杀了鸡，拔毛、开膛。把鸡洗干净了以后放在了一个大托盘里，然后把托盘放在灶台上。她点了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她在说啥？又在灶门前烧了一些黄纸，烧完后，同样嘴里边念念有词，边念叨边把纸灰往外扫。灶台上的鸡放了将近三个小时后，母亲把鸡收起来冻在了外面，说留到年三十享用。
　　 那时候置办年货，无非是买点豆腐、粉条、海带之类的。
　　 有一天，姐姐和村子里的男女青年带了九斤豆子，拉着爬犁去一个小镇换豆腐，小镇离村子十几公里远。大清早姐姐他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出发了。我和妹妹不停地去村西口看姐姐回来了没有，我们看了不下十遍，终于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姐姐她们拖着疲惫的双腿拉着装满豆腐的爬犁回来了，豆腐已经冻得很坚硬了，颜色都发青了，毫不夸张地说，扔一块过去，可以砸死一只狗。
　　 姐姐的头发、刘海和眉毛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母亲赶快拿起爬犁上的豆腐，把它挂在了外面，这也是姐姐为家里购回的新年第一批年货。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更忙了。忙着蒸馒头，包饺子、炒瓜子、碎花椒、碎盐巴。那时候村里人吃的都是大粒盐。必须提前把大盐巴粒子碾碎它。
　　 最热闹的就是包饺子了，七八个姑娘媳妇们聚在一起，你帮她家包，她帮你家包。饺子包好了以后就放在外面速冻起来，过年等客人来了煮饺子招待客人。
　　 “二十八贴画画”这是当地人流传的一句话，进了腊月二十八的时候，母亲撕下了窗户上那层乌黑的窗纸，把那张雪白的纸糊了上去，我家的土屋顿时亮了许多。我和姐姐又把新买的那四张年画贴到了墙上，屋子里立刻洋溢着新年的气氛。
　　 年三十早晨，母亲打了一些白面浆糊，准备贴对联了。对联是村里小伙伴华的父亲写的，他父亲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会写大字的人。每到过年，全村人提前排着队，拿一张大红纸去他家里写对联。华的父亲总是很耐心地裁剪红纸，边裁边说对联，一笔一划地为村民们写喜欢的对联。
　　 我和弟妹们拿着对联和父亲一起贴。于是新年在鲜红的对联中拉开了。
　　 我们的年夜饭很简单。没有七碟子八碗，仅有一盘猪肉炖酸菜，一盘炖豆腐，一盘炖鸡肉。但是，全家人吃的有滋有味。
　　 吃完了年夜饭，父亲放了一挂鞭炮，村子里便噼噼啪啪到处响起了鞭炮声。
　　 三十晚上，大人们要守夜。小孩子也信誓旦旦说要守夜。那时候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有几个小孩能守着煤油灯的黄光熬夜？孩子们早早地就钻进热炕的被窝里睡着了。
　　 初一早晨，父亲煮好了饺子，叫我们起床。当我们一睁眼时，一股香香甜甜的糖果味儿直朴鼻子。看到母亲已经把新衣服放在了枕边，枕边还放了几块水果糖和方块糖。当然糖块都是平均分配的。
　　 吃完饺子，穿上新衣服，我和弟弟妹妹们找村里的小伙伴，我们要一起去给村里的大叔大婶挨家挨户地拜年。父亲会提醒我们：“别忘了给你六爷拜年。”
　　 我们每到一户人家，热心肠的大叔大婶都要端出自己家炸的油果子招待我们，小伙伴们一天可以从村头窜到村尾。
　　 最后去六爷家里，六爷知道我们要去，早早就备下一大盆菜包子等我们，会给小孩一人分一个。
　　 乡下人的年过得很长，不到十五就不算过完年，从初一开始走亲窜户，一直到十五还有走亲戚的，那时候走亲戚没有精美的礼品，提上四五个白面馒头，两包方块糖，就算最好的礼物了。
　　 童年，过年没有现在这么富裕，但处处充满着喜庆，充满着欢乐，使我永生难忘。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已经年关了，我极力嗅年味儿，可怎么也嗅不到了，我只有回味童年的年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