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社】农村大食堂记忆(散文)
1958年全国农村搞大食堂制,就是全村人在一个大锅里吃饭。那时我正上小学,至今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大饱大饥让人啼笑皆非。
那是“大跃进”时期,人们像服用了兴奋剂,各行各业都争放政治卫星,口号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老师讲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丰富按需分配,通俗说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干部说英国美国富裕,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他们;老一辈人们羡慕我们生在新社会,没受战乱之苦就能及时过上共产主义社会幸福生活。人们连连美梦很快就变成现实,真的共产了!全村人一起上地劳动,还要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了,家家不用做饭还能吃好饭,幸福生活来了。
办食堂的第一步是收缴各户存粮归大食堂,由下乡干部监督,村干部领人挨户收粮,要求是不论存粮多少全上缴,一粒不剩。说是收粮,实际上是搜粮,怕有人偷藏粮就翻仓倒瓮检查,甚至连箱柜也不放过。还真搜出不少炒面来,炒面是用黄豆和糜子炒熟后磨成面,用水调起即可吃很方便。偷藏炒面的人受到批判,上纲为不相信共产主义好。刚办大食堂时确实比平时农家饭好,只是饭多做得粗糙,叫改善生活,全村人到大食堂吃好饭,热闹得像办喜宴,管饱吃不能拿走,人们都海开肚吃,肚饱眼不饱,我记得一次吃油煮糕,好大个头,三个糕吃得肚子涨痛,有个后生吃了二十三个糕不能动了送到医院。藏粮的人后悔了,勤吃管饱还藏什么粮?又丢人现眼,于是人们把没查出的粮也主动缴出来了,都成了地道的无产者。
大食堂刚开始还真是饭食好,收了那么多存粮,干部宣传是要体现社会主义大食堂的优越性。最明显的优越是家家可以吃现成饭,解放了做饭的妇女们都让下地劳动,青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修大水库,我们小学生也不能只读书,让山翻土地,挖地三尺将生土倒上来进行密行密植,玉茭高粱种得似韭菜稠,说亩产可达几万斤,放高产大卫星!
没多久大食堂的弊病就显现了。食堂瞎折腾寅吃卯粮图名声,收上来的粮食很快吃剩不多了,而田里瞎胡闹也大减产,加之以前很少下田的妇女们又种不好庄稼,到秋天时只收下些次粮远不够一年吃。食堂无奈变方法了,限量吃饭,每人一瓢湯饭。食堂设在一家西房三间旧屋里,因住户分散,大部分户距食堂很远,都是用个简陋的桶去打饭,在天冷时打回的饭就凉了,也不准热饭,村干部派专人监视各家烟囱不得冒烟,防止有人偷藏粮私做饭破坏大食堂,即使冬天烧炕取暖也不时要去检查。大食堂的饭越来越稀了,农家受苦人饭量大,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大,饿着肚子干活没力量,又是熬日头挣工分制,野草和庄稼竞长,田越种越欠收,没粮食饭就越差,恶性循环了,逢1960年天大旱更是雪上加霜。
那年的天旱也真奇了,在长庄稼时候连续四个月无像样的雨,河断流了,河边的庄稼半枯死,岗上的庄稼就旱枯了,连大树也蔫头搭脑,野草也不成长了。大食堂几乎无粮了,生产队拨出大部分劳力挖野菜,我们小学生也停课去给食堂寻野菜。我会爬树,上树采杨树叶子,还给家里挣了不少工分。树叶和野菜很快也被采光了,又不知是谁先发现的,蓖麻叶、蒲草根、玉茭杆都可以煮烂吃。食堂的饭已经叫不出是饭名了,野菜汤下可数的一点米,清可见底。爷爷用桶打回饭来后,大人们喝上面的菜汤,桶底带点粮的饭给我们吃,我弟妹四人,正长身体的时期,那点也算饭止不了饥,好饿呀!大人不让我们说饿,说饭不好,让干部听到说你思想落后,要挨批判。小妹妹不懂事饿得直哭闹,爷爷奶奶只有无奈的眼神,其实当时家家如此。
大食堂改变了农家很多习俗。鸡、猪、狗都不能养了,没食喂,就连生产队的耕牛、毛驴也饿死不少,收不下粮,又没副业,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节日饭免了,只在驴、牛死后大锅里可见点肉腥,每闻死牲畜,孩子们奔走相告,今天改善生活!以前那家有客人来了就给多打一瓢饭,后来也免了,我姐那时嫁出去了,来娘家探亲看看就饿肚子走,怕饭不够吃作难。逢婚、丧大事,以前可发给几斤白面给送亲人、人主吃,后来也免了,统统吃大锅饭,乡亲们都只好免饭互相帮忙,那时宣传这些做法美其名曰移风易俗新风尚,思想革命化。
大食堂饭的做法质量真不敢恭维,做饭的是照顾体弱的妇女,谈不上厨师技术,又锅大不好炒菜,焦糊和半生菜难免,味道更不好说,人们说做大锅饭像煮猪食。卫生状况更糟,饭里沙子、虫子、鼠屎不为奇,也难怪,一顿饭那么多粮菜那能清洗仔细,她们也是挣工分任务重,人们原谅为人多吃混食。到做少粮的野菜饭时,做饭的人轻松了,做这饭太简单。
我们村的大食堂给人们吃了不到一年饱饭,狠饿了二年多,到1961年春大锅饭终于结束了,干部说是党中央认为办大食堂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让停办。乡亲们庆幸又可以自己做饭吃了,起码能吃口热饭,又回到了传统生活方式。办大食堂的好坏,人们还不敢妄加评论,那时言论管得特严,一句话说的与宣传口号走调就会扣顶右派、反革命帽子,只是心照不宣说还是小锅饭这好那方便。大跃进折腾也近尾声了,人们松口气可以跟着报纸学说浮夸风、瞎指挥的害处了。
大食堂是停了,其后遗症还在困扰人们。生产队没粮给人们,家家没法做饭,紧接着连续三年大旱,粮食问题不但没转机,而且更恐慌了,人们吃粗糠拉不下来,吃不到粮食缺营养得浮肿病,有年老体弱者支撑不住相继去世,实际上是饿死的。我们在少年时期,一直饿肚子,体验了饥饿的难受,期盼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至于好饭不敢妄想。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之伤还未痊愈,1966年又开始了十年持久的文化革命浩劫折腾,农民也参与了,不正常种田,我们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饿了半辈子肚子,真不堪回首,忆而生畏!
其实如果没有办大食堂的折腾,即使遇旱涝灾年也能度过,办法就是传统的增收节支。在节支方面:山区农家向来生活节俭,常留有存粮以防不测,尤其是要存储下给家里人办红白事之需粮食,最起码也要给哺育中的孩子们留足粮。我记得此前农家饭有不少讲究,农活重时吃得饭干些,农闲时吃汤饭,到冬日天短就改一天吃两顿饭,要是谁家折腾频吃好饭,就会让众人说是不会过日子人家,名声不好,孩子讨个媳妇都困难;在增收方面:个体种田用心而巧安排,即使灾年也只不过欠收,这在后来的包产到户改革中已证明有效。而集体种田工分制,人们耕作的用心程度就天壤之别了,加之干部极左浮夸瞎指挥,天灾加人祸,把地遭塌了,劳而无功。其实这些浅显的道理谁也懂,只是在那时特定的极左政治环境下,群众心知肚明而不敢实说,说了也不济事;干部与上级保持一致,又推波助澜好大喜功求升迁,致使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大锅饭的病因在于不能实事求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以现时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大食堂往事,似苦涩的笑话,而造成笑话的施政民主程度是否有人重视?今天的民主是否到位?但愿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要犯重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