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晚春，也可以称之为春夏之交，四月十七号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之后，生活又一次改变着我的节律，值此而产生的诸多无奈而单调的日子，将是我又一次探知和守望未来。
　　 之所以这样定格上面的日子，这对于我的一家来说，又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八十四岁的老父亲骑自行车摔伤，伤及的部位是老年人最脆弱的地方——大腿胯骨，股骨颈部粉碎性骨折，这难以处理的骨伤，难以预想的后果，年迈的父亲究竟是不是能坚持着走出骨伤的魔爪，能够再坚持着站立起来，这未卜的生命前途，实在是一个难解的未知数。虽然这样，我依然抱定他战胜病魔的信念，因为他是我心目中很坚强的人，一名有特殊忍耐力的老共党。
　　 父亲不是个糊涂人，这位老共党党龄和共和国等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在入党前，他是村里党的重点培养积极分子，为当时的党支部组织努力工作着；入党后，他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肩历着当时重要的党组织工作。在开始进入集体生产后的年代，我们村开始先分成四个生产队，他任其中一个队的正职队长。不久后又划分为八个生产队，我们家在第三生产队，他一直任第三生产队的正职队长，直到生产队分成生产小组后才脱离了正职队长的职务。那些年，只有党员才有资格任生产队的正职队长。群众选举、村党支部推荐才产生的正职队长。父亲年轻时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对待集体的工作，是村里和生产队群众信服的好领导人。
　　 我曾经问过父亲，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做过哪些对集体有重大作用的事。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都是些自己见了感到该做的事。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在初冬的晚上，那是修水库打堤的工作，因为所在工地山风很大天气也很冷，干活的短暂休息时间变成了大家避风的时间段，实在天气逼的人不能干活了，大家三五成群的集在一起再慢慢向人多的地方靠拢，以求人多有点暖和气，并能凑在一起闲谈乱扯，就是被上级领导看到了也不会挨批评受挤兑，因为管理层没有发出停工的指示。父亲当时是带工组长，他看到天气恶劣，山风怪吼，也在等着上级发出的暂时停工的指示，正在查看工地情况。在他管辖的工区之外，有一处背风的土坡，土坡在电线灯杆下背明的地方，他路过坡上时绕开了几步远，因为白天他发现这块土坡在放过排子炮后出现了松动现象，还好像有轻微的土方裂纹现象，感觉这地方以后有可那能出现塌方，就加着小心路过，偶尔听到土坡下面有人说话，于是绕道走下去，发现底下坐着二十几个人在抽烟上话，就急忙走过去叫大家走开，说明上面危险的情况，当时还有人半信半疑，等父亲把这些人叫开后不到半小时，土方塌了，房子大的一块塌方土砸了下来，这二十几个人就这样幸免于这场灾难，他救了近三十条人命。我问他工地上单位是不是表扬了他，他却说我就没给工地上领导说，说了后这些人就会挨批，就不给饭吃了，叫人家遭那个罪干嘛呢！
　　 这就是父亲的为人，他救了二十几条人命，这二十几条人命都是家庭的顶梁柱，这样的善念德行他没有自我吹捧过，周围一些村庄他的同龄人都很敬服他。
　　 在父亲现在居住的地方，如果定位准确的话，我觉得父亲睡着的老土炕的位置就是他当年管理的生产队甘薯育秧炕，我们这里叫山药炕，就是把前一年存储下的山药从窖里拿出来，早春用温水浸种后摆放进事先挖好的山药炕坑内，上面再用细沙土盖好，撒好水，在上面盖好塑料薄膜，被阳光晒的上温，傍晚时在上面盖好草苫，以保持温度，尽快发芽长出可以栽种到地里的山药蔓。
　　 父亲那时就管理这几条山药炕，他认真负责，技术到位，生产队里的甘薯育苗炕出的山药蔓质量很好，除了自己的生产队使用外，还对外卖钱，打进生产队的收入帐，为集体增加一些收入。春天的时候，农村用农药拌种，这时父亲就不能随时管理他负责的山药炕了，只能整日整日的“坐井观天”了。有时不分昼夜，就在自家挖的山药井里连续度过好多天，等到地面上闻不见农药的气味了，我们告诉他后，他才敢上来。那时我们住的家不在这里，是在我现在住的地方。父亲现在住的地方，是后来生产队散了以后我们申请的宅基地，房子已经盖了三十年了。
　　 大概在三十几年前，也就是我十多岁开始，就开始一天几次从村子的西南头来到山药炕前早晨掀开山药炕，中午用砖头支起塑料步，免得温度过高使山药蔓受伤，再到下午放学后重新去盖好山药炕，上面还要盖好草苫子，以保持温度。虽然有时母亲替代父亲做这种事，但是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家务活又多，所以父亲在“坐井观天”的时间里我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件事。父亲总是在井里和我对话，我在井上口听了父亲的吩咐，再跑着去执行父亲的嘱托。这样的日子有好几年，直到我十五岁读高中后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件事了，父亲那时就带着一个二叔从保定捎回的防毒面具自己去管理他负责的山药炕。还在山药炕旁边的生产队墙圈的树荫下，自己动手挖了一个土窖，上面搭上一些木檩，盖好顶部。在留下的小出口处用草帘子挡住。因为是地窖，在地下不容易呼吸到农药的气味。不至于使他闻到农药的气味后浑身筛糠般哆嗦的难受，脸色铁青，说话声音颤抖。
　　 父亲之上的症状是农药中毒重型后遗症，父亲是为生产队喷农药时中毒的。母亲曾经说过他中毒前后的事情，那时农作物使用的农药都是剧毒药，生产队里喷过农药的人有些就中毒了。后来大家怕中毒就没人再打药的人了。父亲就是在别人推脱喷农药后自己接替喷农药的活才中毒的，并且这次中毒差点要了他的命，以致落下了这致命的后遗症。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父亲在喷1605时，当时的腿部被豆秸划了一个小血口，当时他没有发现，等他喷完了桶里的药到机井边洗腿时才发现腿上的伤痕。他知道情况不妙，甩掉身上的喷雾器筒子急忙向村子里跑去，他的意思是赶紧回到村子卫生所进行诊治。可是他慌不择路，向家中跑去，他心里惦记着我母亲，可能是想告诉我母亲为他找人想办法，他这样做对了，否则可能就死了。父亲是摔倒在院子里的，他当时头脑发炸，对母亲说了一句，我中毒了，不行了，快叫人把我抬到卫生所，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父亲是在六七个人的按压下才被剪开衣服，按在床上用酒精开始浑身擦拭降温的，那时他浑身的高烧已经使他面临死亡的境地，在一阵紧张的擦拭后，他的体温开始降下来，接着被一块门板做成的担架抬着送向县城的医院，大家一路抬着跑着向十几里远的医院跑去，医院征求家属的意见时，当时在县城工作的三叔拿的主意，加大剂量用有机磷农药抗性剂，父亲终于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
　　 父亲后来又中过两次毒，第一次中毒后的第二年初夏之后的日子，父亲带领生产队社员群众用锄头松棉花地，当时棉花地已经出苗，棉籽是用农药拌种的，因为父亲是汗脚，有脚气，穿着鞋干活很难受，便和别人一样脱了鞋子在棉花地里劳动，结果他第二次中毒了，这次中毒，又差一点夺走了他的生命。那次是当院的一位伯伯用自行车把他带到县城医院的，还好，在他丧失最后一点意识的时候来到了医院的，紧急抢救后，命保住了，可是生产队少数人说他不是打药中的毒，队里不管医疗费和住院期间误工的工分，出院时父亲据理力争，生产队才把住院的医疗费和务工的工分报了。期间的事情还是一波三折的。
　　 父亲第三次中毒住院，是无意识偶然事件，那时好像是奶奶家有需要买菜招待客人的事，奶奶叫父亲去十多里外的集市买菜，父亲骑着自行车去买菜的路上，闻见有农药拌种的气味，就觉得晕头转向的难受，回家后就恶心呕吐，说自己中毒了，接着就高烧不省人事。母亲怀着弟弟快要临产了，是未出嫁的小姑姑推着小拉车把父亲送到县城的医院的。父亲在医院中毒闹得死去活来，母亲在家要生孩子，叫来邻村接生医生，母亲生弟弟后高烧不退，三天了还烧的不省人事，水米不打牙，人快不行了。在家没办法处理，在叔伯姨的催促下，奶奶家才找人把她送到了县医院，接着通知姥姥家人快不行了，在医院里抢救。舅父赶去后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舅父的儿子表兄找到当时医院的两位年轻的医生，一位是内科医生赵金地，后来一直是内科主任；一位是中医科医生李振江，后来是保定市中医院院长，著名的中医专家。这两位医生共同研究治疗，最后在李振江大夫的中药处方治疗下，救回了我母亲的命；父亲则在西医协同治疗下挽回了生命，可是落下了更严重的后遗症。表现就是，只要闻见了农药味就浑身哆嗦，头脑发胀，进而抽搐，眼冒金星。
　　 由于上面的原因，父亲便动员母亲开始共同抽时间挖山药井，用短把的小铁锹在院子里挖一个直径是六十厘米的圆井，挖下三米多深后再向东面开一个洞，洞高一米五六左右，人猫着腰能钻进去，宽一米多点，深将近两米。冬天在里面盛生产队分的山药块，春天后山药块吃完，地里开始耕种时用农药拌种，空气中不断出现农药的气味。这时父亲便下到山药井里去了，在洞里面铺上个双层谷秸草苫子，放个枕头，一个很破旧的灰色棉大衣，父亲就在这样的地窖里昼夜住着，里面没有照明的电灯和手电，就放着一盏油灯偶尔点亮照明，他在里面静默地等着外面的有毒药空气散失。有时外面的农药味大，地面上的井口就得盖上，这时里面就分不出黑夜和白天了，赶上该吃饭的时候农药味大，母亲就不让我们掀开井口往下用竹篮系饭食，等没了农药味后才开始掀开井盖给父亲送饭。那时的饭食比较简单，两个玉米饼子一点咸菜，用一个白瓷壶灌上开水，用竹篮盛好，再用绳子绑上吊下去，吃完后在掀开井口把这些东西吊上来。洞的角落里有一个坑，就算是父亲暂时的厕所，有时母亲往下吊下一个铺上些土的筐头，父亲就用小铁锹把自己的厕所中的“废物”脏土清理出来，母亲吊上来时，叫我们离远点，之后再倒进猪圈坑子里。有时父亲在山药井里面呆上一两天就上来，有时连续呆几天才敢上来。这样好像有三五年的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后来父亲嫌山药井里厕所茅坑离自己睡觉休息的地方近，就在立洞的西侧挖了一个小洞，临时专门做厕所用。这个山药井，曾是我父亲藏身救命的地方，又是多年我家储藏冬天的主粮山药块的地方。现在想起，联想到冉庄地道战，那是抗日时为了活命生存，这是和平年代为了能够生存，想起来真是令人慨叹不已！
　　 在二十多年前，这个山药井没什么使用了，放在院子里怕人掉下去摔着，我抽时间用小拉车拉土把它填上了。十年前，我翻盖这所房子，扩大了南北的跨度，这个山药井现今就在前厦下面大门口西面的凉台下，这位置现在使我想起，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父亲是坚强的人，他此生被伤害的时候，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和家人，却使自己受了不少的罪，甚至多次用性命做了代价。但是我相信，他大难不死，会享尽普通人中最大的天年，这次意外的摔坏，不会使他垮掉，他会站起来的。
　　 如果说这是日记的形式来记忆过往和今朝的某些生活事迹，我的笔端还要进一步的延伸下去，此时的故事，还要不断地演化。父亲在按时用药的状态下，身体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这天去拿药，听药师说，按父亲用药后的状况，在一个月后能基本上接好伤骨，这是我心中最大的期盼。好好照顾他老人家，尽最大的能力让他痊愈重新站起来。诠释孝心，见之于细微的行动，将是我心目中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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