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字多解，此言书信，书札也。
　　 坐办公室，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点开邮箱，会有信来。垃圾的删掉，有用的要看，看后要回的需回。也会写信，劈里啪啦地敲击键盘，汇报的、交流的、礼节性的。信几乎每天都有，看得多了，就麻木了。因为娶了妻，有了子，没有了男女间的温情牵挂，挣的是工薪，混的是日子，长的是老态，自然也就无缘飞短流长的鸿雁传情，所以这邮箱于我就是个不牵情的冰凉而生硬的工具了。
　　 日子久了，竟勾起早年通信的美好记忆。和书信相比，网络时代的东西，如邮箱、短信、微信等等，没有了情感和温度，还能算作信吗？没有了邮差的传递，没有了把写好的信投进邮筒里的过程，没有了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笔迹，没有了随信而生的牵挂与等待……一切都索然无味了。迟早有那么一天，也许一百年，也许二百年，后生们翻开了祖太爷留下的遗物发现一沓泛黄的信，会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信”吗？我想，我们的后生真的是要比我们可怜的，就好比我们今天的所谓快乐并不比古人多。我人微言轻，不妨看看莫言先生在《“贫富与欲望”漫谈》一文里是怎么说的“……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有用的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了恋爱的能力……”我们正在失去很多东西，很多值得我们留恋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书信。
　　 提起笔来给在外的儿女，给年迈的父母，给远方的知交写封信，现在看怕是有点滑稽了，就好比“提笔”之事也只是一个说辞，键盘上敲，手指在触屏上划，还哪里有提笔之说？索性成一《说信》小文，这在百年后也该是奢谈了。
　　 信以传言。因为要说，想说，不好口口相授，一是两地茫茫，只有信可以交流。二是不好当面说，比如相恋，四目相对，心里喷火，面生酡色，不敢表达，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塞在恋人的手里，这也是信，省了邮资而已。
　　 信有多种，有人统计归类，曰家书、问候、请托、规劝、邀约、情书、吊慰、借贷、庆贺、致谢、绝交，等等。其实无外乎三类，一为言事，一为道情，演而化之便多一类言事兼道情的，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因事而作，又掷地有声兼隐书外的意图，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
　　 先说说这“信”的点滴学问。信，或称尺牍、尺素、尺书、鱼雁、桃符、简札、鱼书、鳞鸿、书翰、书筒……都是古时的叫法，也都是有来历或典故的。就说这“尺牍”，“尺”是长度，“牍”是材质即木板，信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因信的内容是要保密的，写好了，用两块尺牍扣在一起，叫“尺牍合璧”，再用绳子扎起来，上了封，这信就算弄好了。信，应该是有了文字就有了，可谓源远流长。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等都是流传下来的书信名篇。
　　 按我的想法，写信就是那么多的事儿，越简捷越通俗越好。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凡事都能整出很多说法来，比如诗，“五言七律”各有规矩，马虎不得。再比如“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个都不能少的。这“尺牍”也就有了很多的规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书信文化。魏晋时期，开始有人制定所谓的“书仪”，好比《礼记》，规范人们的礼仪一样也在研究规范书信。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谢元撰有《内外书仪》，蔡超撰有《书仪》。《崇文总目》称王宏、王俭、唐瑾以及唐裴茝、郑余庆，宋杜有、刘岳尚等都有《书仪》传世。此外还有专供夫人、僧侣使用的《妇人书仪》《僧家书仪》，等等。渐渐地，书信也自成一体，近乎文学的一个体裁流传下来。这看似简单的书信也就有很多的学问在里边了。书信既然形成了文化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个五七大八的。
　　 写信的讲究很多，一般要讲究格式，也就是要有个信的形式，有称谓，有问候，有正文，有祝福，有署名，有日期。至于内容或是言事，或是表忠，或是示爱，或是罪己，或是骂娘都由你自己了。一般的除骂娘的外是必用敬语和谦称的。一是称谓要敬。不能三叔二大爷地乱叫。二是问候要敬。问候父母要用膝下、膝前、道鉴，问候师长要用函丈、坛席、尊鉴、道席……三是行文要敬，涉及对方的亲人要用令尊大人、令堂大人、令伯、令叔、令兄、令弟、令妹。得到了对方的礼物要说厚赐、厚赠。如果是对方来信，可以称大函、大翰、惠示、大示、手示、大教。如果是诗文著述，则可称华章、瑶章。如果是宴请，则要称盛宴、赐宴。还有就是有许许多多几乎固定的谦称和雅语，用在书信里会使书信增色很多。如表示关切的伏惟珍摄、不胜祷祈、海天在望、不尽依迟、善自保重、至所盼祷、节劳为盼，等等，不一而足。时过境迁，这些东西别说是后辈，就是吾辈亦无缘实践了。
　　 再说说这“信”的传递。传信，古时的信是由驿站传递的。车送称“传”，马传称“驿”，步递称“邮”，后来发展成邮亭，就更加快捷了，三十里一驿，十里一邮，五里一亭，到了唐代的鼎盛时期，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六百多个，一站一站地传下去。速度倒也是不慢的。官府的重要公文称做“奔命书”的还有三百里加急什么的，就快赶上今天的快递了。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产于广州，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我查了一下，直线距离就要1300多公里，在唐代那个路走起来怕有2000公里都不止。杨美人儿能吃到新鲜的荔枝真应叹服那时的驿传能力。因为传荔枝总比传书信要费力许多。
　　 还有许多传信的方法，大多是在没有驿站之前我们聪明的祖先发明的。有“鲤鱼素尺”的传法，“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这个传信的方法真是极尽浪漫和温情。
　　 还有青鸟传书的方法。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青鸟就是用来传信的。相传有一年的七月七日，汉武帝在承华殿斋戒。中午时分，一只青鸟从西方飞来，停在宫殿前面。汉武帝就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这是西王母要来了。不久，西王母真的来了。从此，人们就用青鸟来代指传递书信的人。晋代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五》诗言：“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可见这青鸟不仅能为西王母传信，也能把大诗人的祈求带回去。还有鸿雁传书、飞鸽传书，等等，都远比正统的驿站传信要有意思。
　　 信，难得的是交流。是相知最好的办法。苏轼和黄山谷有《苏黄尺牍》传世，鲁迅有《两地书》结集，还有如胡适、傅雷等许许多多的名人都有书信传下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
　　 前些年有一股曾国藩热，研究曾国藩的书炙手可热，我也就去凑这个热闹，购得《曾国藩家书》一部。茶余饭后就翻翻，鳞鳞爪爪地记下的不多，受益确是匪浅的。他的生平业绩之大就是整个大清朝也没有几个可以与其比肩的。他对后人的影响更在于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家书”里收集了他几十年里的1500多封书信，真知灼见、孝悌亲和跃然纸上，用当下的话讲，篇篇都蕴含着正能量。写这篇小文，又想起来翻看，不妨录一段在这里。
　　 诸位贤弟足下：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国家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曾国藩在众兄弟中排行老大，从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大哥对兄弟们的深深的情意、成才的渴望，不惜心力地对他们孜孜以教。曾国藩的兄弟和他们的许多后人都陆续成为国家的干才，与这1500封家书不无关系。
　　 撰罢小文，我想，我应该写一封信，哪怕是给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