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家的右前方是跟平家。在乡下农村，一般都讲究宅子的方方正正。盖正屋除了向阳的因素外，一般都坐正取直。因此，像老街这样的弯弯斜斜，两边的房舍自然就显得一错一抹的。跟平家四间宽的宅地只靠右盖了两间，两间正屋也是那种起脊的瓦传檐。房子东边的一小块空地用折断的树枝筑成墙垛围拢着，里面种着高高低低燃烧着似的葵花。成熟后割下来的厚厚的葵花托，像一面面金黄色的罗盘。当我们和跟平一起在他家玩的时候，他常常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跟平爹是一个老烟师，按老家的说法也就是个炕烟叶的。他炕烟多年，火候掌握得好，当然，这与他年轻时和老师傅一起熬夜是分不开的。据说刚结婚那阵子，为了炕好烟，他宁愿独自守着烟炕，烟熏火燎，也不愿度蜜月，这一下子感动了老师傅，才得了真传。他炕烟的技术确实很高，附近的几个村都请他做指导。跟平有个哥，高中毕业，是村里的民兵排长，他高挑个、高鼻梁，人长得很气派，上门提亲的很多，不过都被他一一回绝了。最终，他还是和邻村的一位自己的同学结了婚。跟平妈是个小脚女人，瘦瘦的，像大风一吹就能刮跑似的，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劲，她早已不再下地干活，而平时只在家里做做饭、忙时送送饭而已。
　　
　　 （六）
　　 跟平家的屋后，也就是临街，并排长着几颗通直高大的毛白杨，微风一吹，似乎是在窃窃私语。这种杨树结有一种穗子，落下像一条条肥硕的大豆虫，只是颜色已经变作浅褐色，是鸡子非常喜欢的食物。每逢这个时候，在树下经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芦花或大红的公鸡与栗色的母鸡“哏哏哏”“哏哏哏”地叫着争着啄食。
　　 老街溯流而上，在这里明显爬个坡。按照惯常的说法，也就是老街在这里形成了较大的落差。那个时候，特别是夏季，下雨不但多而且大，由于冲刷得厉害，在这里常常被冲成一条沟，待雨停之后，人们或用煤渣或拉新土将其填平。木制的驮车过后，时常留下平滑的痕迹和牲畜的蹄印。当然，也少不了一滩滩牛粪和骡马或驴子滚圆的屎蛋。
　　 与跟平家隔街相对的是“马黑”家。“马黑”并不姓“马”，至于为什么，以后还要说到。不过，他人长得黑，确实是事实。他曾经到过非洲的坦桑尼亚，而且在那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据说是帮助人家修铁路去了，回来时，他还从遥远的非洲那边带些稀罕的水果，其中有一种，我至今还记得，椭圆形，黄黄的、光光的，说是叫“芒果”。因为他回来的那天，院里围的人很多，说是让大家都尝尝，其实有很多大人还没挨着，就被小孩子吃光了。记得当时我也从小朋友那里分得点，可没等吃出什么味，便咽到了肚里，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马黑”回来后，被安排到县公路上了，平时也很少有人见到他。倒是他的老婆，白白的、胖胖的，人都叫她“lanzhu”，也不知到底是“兰竹”还是“懒猪”，总之，她还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她有个女儿叫“丽娅”，应该叫徐丽娅，可小伙伴们都叫她“马丽娅”，一个既有玩又好听的名字。“马黑”家，偌大一个院子，只盖了两间东屋，却拉了围墙。大门口搭了个棚子，棚子上青青的绿叶下垂着三两个荀瓜。院子里除了一架架黄瓜和豆角秧，还有高高的桐树苗，一棵棵桐树苗伸出的叶片很大很大。因为种的有菜，她家似乎天天在浇水，浇水就凭一口压杆井。记得有一次去喝水，我出来时突然感觉太阳照得慌，便顺手掐了一片大桐叶，是顶在头上出来的。
　　 再次听人们说到“马黑”，那是后来的事了。按照时间的先后，本不该放在这里说，既然说到了，那就一块说说吧。“马黑”进城后，开始还常回来，可到后来渐渐地不回了。突然有一次，他回来又走的时候，说要带些花生，可当兰竹把花生放在他面前时，“马黑”只拣一粒籽的，两码或多码的都不要。兰竹似乎看出了问题，结合这些年“马黑”的表现，她悲伤地哭了。痛哭之后，她拉着一双儿女找公婆去了，等她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公婆后，公婆气得脸色发紫，找到马黑寻死觅活的。“马黑”本是一个孝子，最后也只得作罢。
　　
　　 （七）
　　 老街走出了马黑家院墙和跟平家老屋形成的夹角，变得开阔了许多，也平坦了许多。与根平家一道南北相向的是金牛家，金牛半路里拣个南边来逃荒的女人，一连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大锁二锁三锁四锁。后来当这女子南方的丈夫再来寻时，金牛夫妻早已是一大家子了。即使金牛同意，女人说啥也不愿回去了，四把锁加上金牛早已把她的心给牢牢锁死了，再后来听说这女人出来时，其实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家乡遭了灾，而是那男人不知珍惜，动不动就打自己的女人。女人一旦定了心，那是九头牛就也难拉回的。
　　 跟平家和金牛家的右边，也是老街的左边，是一片大桐树园。在桐树园的东南角，也就是靠金牛家附近有个东西向长方形的大粪池，这是生产队高温积肥用的。那年月，每逢夏季气温高，加之雨水多，上面总是号召高温积肥。说是积肥，其实就是堆一层麦秸、麦糠和秸秆之类的东西，上面压上一层土，接着再按麦秸麦糠和秸秆，再压一层土，直到把整个大池子填满。经雨水浸泡、高温发酵，过个月儿四十，等到填入的东西全部发黑、发臭，就开始出粪了。起初，劳力、妇女和半大的孩子一起上，几乎站满了粪池，有用抓钩锛的，有用四齿铁叉剜的，还有用铁锹刨的。粪池虽然不是舞台，或许是习惯于这种大呼隆，或许是人多力量大，大家有说有笑，并不感到异味和乏味。一阵激情四射的劳动过后，人们常常身上冒汗，这时，有人干脆甩掉了上身仅有的粗布衫，光着脊背干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人们的脸和脖子往下流，膀子甩开，身上、胳膊上，全是一明一明的。
　　 等粪出到一定的程度，妇女和童子军的力量也就达不到了。休息一二十分钟，大家喝点水，有的换上了胶鞋，再干就是男劳力唱红脸了。他们站成一排，选好适宜的家伙，有人喊起了号子，大家你争我赶，谁也不肯落后，个个格外卖力。一池粪整个上午一般干不完，往往是下午夕阳落山之前才清低。清了底的粪池，干干净净，利利亮亮，这时恰好成了小朋友的乐园。有的在中间打陀螺，有的绕四周推铁环，有的摔四角牌，还有的干脆练摔跤，等玩足了、玩够了，炊烟也散了，也该是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
　　 在当时，人们有的是时间，也不想停下来。这积肥出池后，一般还要再用抓钩和铁锹捣匀、捣碎，过上一、遍两遍；然后再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地装好，费劲把力地拉到田间或地里。那个年代，化学肥料很少，单靠这种高温发酵积出来的肥，效力很低，而且掺入的土多为冷土或废弃地的沙土，毁坏了原来的土壤结构。虽然掏了不少劲，其实是窝囊劲，可以说是出力不落好。现在想想，那些年头的人们，真有些莽撞，但又充满着激情和快乐。
　　
　　 （八）
　　 这桐树园是老街的中心段，也是村庄的中枢。园子中央的那棵高大桐树的老母疙瘩（树杈）处，悬挂着一口大钟。钟声就是命令，那时生产队上工，就像学堂里的敲钟一样，只是没有学堂里的那样频繁，还有什么预备、下课等，敲钟就是说出工的时间到了，要求五分钟之内，全体集合完毕，等待队长分配任务。情况紧急的时候，还会像学校一样“打乱铃”。乱铃意味着“非常”，“乱铃”一打，人们哪怕是正吃饭或出恭，也要立马停下来，向桐树园汇合。
　　 说来是笑话，那时候的“打乱铃”，也就是所谓的紧急情况，却常常是“逮猪”和“逮羊”这看来极平常的事。可在那时候，猪羊是一家一户喂养的，通常是圈养。有时猪逃脱圈、羊开了绳，就会跑到地里“拱”或“啃”生产队里的庄稼。要说当时离村近的地块，大都有专门看庄稼的，赶走不就是了吗？可那时往往小题大做。这私人养的家畜却啃了公家地里的庄稼，这可不得了，属于大是大非问题。看庄稼的人得向队长汇报，一回报不要紧，全民出动，拿着棍棒、抓钩直扑猪羊所在区域。别看这“逮猪羊”，虽然猪羊通常为外村的，即便是撵到家，也只能给主家说说，让其以后注意不要这样就罢了，但因为一般是在中午下工之后，属于加班，所以作为参与者都要按加班计工分。印象中，当时的人们逢着这样的事，都争先恐后，撵起猪羊来冲锋陷阵，围追堵截，表现得非常英勇。回来时，一个个将棍棒家伙当作了刀枪来耍，好像得胜回朝似的。
　　 当时，在桐树园中央的那棵大树下，还通常放置着一个石臼，我们都叫它“对窑子”。那是乡民们用来舂粮食的。那时候，人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干。红薯干要磨成面，就需要先在“对窑子”里砸碎，否则，是无法上磨的。用来砸红薯干的家伙，叫做“对对头”，对窑子和对对头都是红石做的。对对头有一定的分量，轻了很难砸碎红薯干。砸的时候需用力，常常是双手紧握对对头上的木把，一下连一下，一下接一下地砸。这种单纯的机械劳动是挺费力的。而且干这种活，一般都是劳累一天趁晚上的月色。有时砸着砸着就睡着了，昏昏沉沉、迷迷瞪瞪中砸着自己手的也有，醒来后望着天空中明丽的月亮，有时自然会想到月中桂树捣下药不止的玉兔。
　　 桐园里的桐树，在当时的乡村，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树，村里村外，坑沿路边，几乎到处倒是。它的叶片比成年人的巴掌还大，叶面呈桃形或心形，有着放射状的叶脉，色彩碧绿，朝上的一面很光滑。在桐叶生长之前，桐树还开一种喇叭形的花，花朵成束，一簇一簇的，在风中摇动着，非常好看。桐花花色多呈紫红色，也有纯白的。记得当时老街左侧第一排，从根平家堂屋数第三棵便是。这种白花桐，它还结一种棉花桃似的果实，里面有籽，包皮很薄，老了或干了之后，风一吹或手一摇，会发出轻微的晃啷声，像一串串木制的铃铛。
　　
　　 （九）
　　 夏天，桐叶稠密，叶叶相覆盖，这桐园非常的阴凉。村人们从地里下工回来，在这里小憩，穿街风不失时机地吹过，桐叶发出“哗哗”的声音，像欢笑，又像鼓掌。人们抖抖身上的衣衫，汗水早已干过，感到周身的舒服和爽快。这时候人们也饿了，回到家里，有做饭的饭刚做好，没做饭的开始筹备。可正在这时，老街却想起了咣咣”的锣声和“呯呯嚓嚓”的钹声。人们慌里慌张，有的端着饭碗倒弄着筷子，嘴里哧溜着，碗里却飘着热气；有的拿块剩馍咬一口，送个蒜瓣或就口大葱，嘴里塞得满满的，腮帮子鼓鼓的。稍慢一点，桐树园那棵大树下就围成了圈儿，站了不少的人儿。
　　 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个儿不太高，手里敲着锣，绕着圈儿转。他腰里系根链子，链子上拴着一只猴子，猴子忽前忽后跑动着。随着那人来回走动的节奏，猴子还不时地栽着跟头，模仿人做一些滑稽可笑的动作。小朋友们总是围在圈的最里层，一般都要求坐下，孩子们都很听话，特别是脖里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大人们或蹲在地上，或靠在树上，也有站在不远处说笑闲谈。
　　 锣声终于停了，那人清了清嗓子，开口说话了：“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这些小孩子谁也不在意他说了什么，把注意力全放在了那只猴子身上。猴子不大，像是一条瘦狗，一身深黄色的毛发有的已经脱落，眉头紧锁，两眼黑而深，似乎有泪痕，小巧的鼻孔下长着一张尖尖的嘴巴。猴子的上肢很灵活，下肢好像有些沉重，此时它正像一个警察一样给人打着敬礼。孩子大人都在笑，此刻，我看见猴子的尾巴在耷拉着。
　　 那人的话很快便说完了，只见他手里的链子略微一抖，猴子做了几个前滚翻，又往后一抖，猴子一连翻了好几个背栽，众人叫好，掌声一片。接着，那人又让猴子依次表演了穿衣、骑车、边穿衣边骑车。每当猴子完成一个动作，围观的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一直到最后，高潮叠起，猴子竟然像杂技演员一样骑着独轮车飞快地跑起来，还不时地向周围的人们伴着鬼脸。这时的猴子好像很兴奋，人们更兴奋，叫好声更高，掌声更响亮。不过，冷静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这掌声和叫好声到底应该属于猴子、耍猴人，还是自己？
　　 这锣声或钹声，也不全是耍猴的，还有玩杂技的、卖药的。玩杂技的常常是一个老者领着几个后生，当然也少不了一个妞儿，他们各有分工。老者是耍嘴皮子、开场子的，后生们是练竿子、玩大刀的，他们各有自己的绝活，都能露那么两手。但要说最绝最有吸引力的，一定是年龄最小的妞儿的表演，她顶碗衔花玩柔术，腰身就像花棉瓤子一样可以随意折叠。不但如此，她还能在钢丝上、男人用头与脚撑起的椅子上或颤巍巍的滑板上。总之，是在人为故意创设的惊险氛围里，出人意料似的而又近乎完美地演示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从而引起观众神色的变化，或唏嘘，或吃惊，使人内心产生一种的强烈震撼。
　　 卖药的则较为简单，他们通常是玩一两套魔术，但我那时却也觉得非常神奇。他们一般是从行李囊中拿出一个碗来，有的干脆摘下头上的草帽，在腰间衣兜里摸出三只海绵球球儿，就放在他面前街心那片干净的空地上，然后随手在街边拣一根木棍儿，只见他把三只球球儿“一”字摆开，用碗或帽子盖上其中的一只，接着，随意捡起旁边的一只，在众人面前晃了晃，放进了另一只手里，随即又将握有球球儿的那只手对着盖好的草帽或碗，另一只手操起路边刚捡的木棍，伴随一个“噗”的吹气声音，做了一个向前推的动作。打开草帽或碗，“手里的那只球球儿”竟然就在帽或碗下呈现出来。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将剩下的那只球球儿也变戏法地似的吹进了草帽或碗里。要说表演的过程，我和小朋友站得都很近，谁也没敢眨眼，可谁也没有看出那球球儿是怎样“飞”过去的。表演结束了，我们一个个还傻呆呆地想着那“噗”的一声吹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