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的一天，秦城监狱，年过六旬的刘淑清，在守卫们冰冷目光的注视下，带着孩子们迈过一道道铁门，终于见到了被关押在这里，已经四年又四个月杳无音信、生死不明的丈夫刘建章。
　　 有多少话要说啊？有多少事想知道啊？可看守目无表情、眼珠都不错一下地盯着他们，许多话不能说，什么事不敢问。孩子们见机围住父母亲，隔开了看守，刘建章此时说话已经有些含糊不清了，可还是努力地把自己在监狱里受虐待、不能申诉的情况小声告诉妻子：他曾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写申诉材料，都被专案人员当场撕毁。他让妻子想办法将他的情况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
　　 丈夫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刘淑清一棵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探视回来后，刘淑清下决心要救自己的丈夫，她不顾可能坐牢的危险，于1972年7月20日上书毛主席，为丈夫鸣冤、申诉，几经展转，毛主席在她的申诉书上作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于1972年12月18日亲自批示和安排当时的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迅速处理刘建章的事情。12月22日，刘建章获保外就医。刘淑清的上书，不仅救了丈夫，也救了不少当时关押在秦城监狱的老干部。
　　 刘建章何许人？竟能得到毛主席和周主理的亲自批示。
　　 刘建章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曾历任东满特委（区委）委员、书记，珲春县县委书记，河北省景县县委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南行署副主任、冀中行署副主任，石家庄铁路局局长，华北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员，北平市军管会交通部部长，天津铁路局副局长。解放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车务局（运输局）局长、工程总局局长等职。1968年2月，身为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建章，被受“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从家中带走关进监狱。
　　 出狱后，1975年，刘建章先后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1979年11月，铁道部党组为刘建章做出公开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1982年起，他任铁道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4年8月，九十四岁高龄的刘建章重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属珲春市，为新落成的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揭牌；2007年5月，他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千余册图书赠给珲春人民，并为教育基地题词：“关心下一代，永葆边陲党旗红，继承先烈志，建设繁荣新珲春。”
　　 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关心珲春，关心延边这块土地？原来，七十多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过，他曾在这里洒下革命的火种，他曾是首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
　　 2014年夏天，在延边州，笔者有幸陪同刘建章的四女儿刘爱民一行，踏着刘建章战斗的足迹，寻访和聆听他在延边的传奇故事。
　　
　　 【十八岁挑重担】
　　
　　 “在香慈，我父亲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那里党支部书记。”刘爱民脸上充满自豪地告诉我。香慈？十六岁入党？我有些疑惑，于是，故事从刘建章小时候说起。
　　 1910年，刘建章出生在河北省景县刘庄一贫寒之家。还未满月，母亲因病辞世。襁褓中的小建章失去母爱，数日后身染重病，没了呼吸，父亲忍痛让人将他埋了。孰料坟坑尚未挖好，他又有了气息！大难不死，被抱回家中。小建章体弱多病，无母乳哺育，家中又缺衣少食，幸亏乡亲们热心相助，靠吃“百家奶”、“百家糊”活了下来。
　　 七岁那年，父亲想让小建章识几个字，于是，送他进学堂。可两年后，家境拮据，实在拿不出那些许学费，他只得辍学。建章的哥哥听说北京的香山慈幼院招收孤贫儿童，几经辗转，建章得以入院。香山慈幼院为民国初年政要、著名慈善家熊希龄所办，建章能入院学习和生活，实乃他人生中的幸事。在香慈，刘建章寒窗苦读，完成了小学至初中的学业。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思想活跃的刘建章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参加爱国活动。“父亲爱好广泛，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是个活跃人物，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常常是学生爱国活动的组织者。”1926年，刘建章被北京的中共地下党发展为党员，并很快成为香慈地下党支部书记。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挫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党中央为加强东北党的工作，统一东北各地党的领导，于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区七道街召开的全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在白色恐怖与革命低潮的形势下，临委会开始进行艰苦的工作，整顿、恢复和发展东北各地的党组织。
　　 1928年2月初，中共满洲临委派共产党员周东郊到延吉县，开辟延边地区党的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延边地区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侵略，延边各族各界爱国人士，为唤醒广大民众，反抗压迫剥削，驱逐日帝，自发筹办了进步报纸《民声报》。报社地址在龙井村（今龙井市），周东郊担任《民声报》文艺版责任编辑，同时还兼任龙井大成中学汉语教员。为便于开展工作，1928年2月28日，在民声报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龙井村支部，周东郊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延边境内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民声报》实际上成了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其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和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吉林省教育厅向北平有关当局要求派教师到吉林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从香慈师范班毕业生中选一批党团员到延边地区（东满）工作，闻此消息，不满十八岁的刘建章积极申请。尽管父亲不是毕业生，但他经常带领学生们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院方早将他列为危险人物，怕他给院里惹麻烦，就顺水推舟让他提前毕业，将他分配到了东满。
　　 于是，刘建章（又名刘光公、刘光旦）、赵志刚（又名赵暗炬）、王增全（又名王博益）、徐振基等二十八名香慈学生赴东满执教，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共产党员就有十一名，刘建章任这批党员的临时支部书记。这些进步青年，明知前路艰险，但义无反顾，踏上了征程。
　　 临行前，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的同志告诉刘建章，延边党组织会派人来和你们联系，接头暗号是“奉天朋友”。
　　 “1928年3月1日，父亲一行从北平动身，在天津乘船经大连绕道朝鲜到达吉林省和龙县的八道河子车站。当时的县教育局长亲自前来迎接。父亲被分配到和龙县大拉子，与朝鲜隔江相望的图们江边的稽查处村小学教书。”
　　 工作安顿下来了，可党组织还没有联系上。延边的党在哪里？何时才能接上头？这是刘建章的心头最强烈期盼的事。四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从龙井村寄来的陌生人来信：“接到奉天朋友来信，知道你们已经到达延边，请你着便装抽空来龙井《民声报》一叙。”他终于等来了“奉天朋友”的消息。走旱路，从小学到龙井有七八十里路，需坐一天的大车才能赶到。他实在太期盼这一刻了，他等不及，就选近路过图们江，取道朝鲜，然后再坐火车到龙井。在《民声报》社找到周东郊，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8年夏，周东郊和刘建章将龙井村党支部及香慈来的党团员情况，报告了中共满洲省临委，并建议以这些同志为基础，建立延边地方党组织。经省临委同意，他们积极筹备在延边地区建党的工作。八月，中共东满特委（区委）在龙井村成立，驻地设在民声报社。书记周东郊，组织委员刘建章，宣传委员赵志刚。刘建章同时还兼任和龙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和龙县三道沟党支部书记，承担了在延边发展党员的重任。
　　 刘建章和战友们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在师生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办群众夜校，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和工厂演讲，散发传单，举行秘密集会，唤起群众觉醒。我父亲在香慈时就练习武术，他利用自己会武术的特长，在和龙县县立六校建立起童子军组织，自己亲自担任童子军教练，以合法名义领导师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师生中发展党员。在父亲等党员的努力下，到九月，延边先后建立起十个党支部。
　　 共产党人还利用《民声报》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及军阀的黑暗统治。党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开始影响到了延边社会的不同层面，越来越多的民众听到了共产党的声音，有了辨别是非的机会，进而希望接近共产党，参加共产党的活动。
　　 就连民声报社“报务委员会”委员长、旧官府的延吉县商会会长姜渭清，报社社长、和龙县教育局局长关俊彦，报社经理、龙井电话局长方芷涵，委员董昆一、张杰三、周东阳等都先后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参加了革命工作。刘建章等成为延边地区党组织的发端者，为这一地区党的建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此，中共满洲省临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区委的领导下，有一民生报在延边各县影响甚大”，日本侵略者也惊呼：“赤色分子大量渗入”延边、“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到间岛各阶层”。当时日本人的《间岛新报》曾惊呼：《民声报》和北京“香慈”来的教师是延边地区的两大“魔影”，不除则必乱。
　　 1929年1月18日，区委书记周东郊等共产党员被捕，延边党组织遭到破坏，区委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年仅十八岁的刘建章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区委书记的重任，面对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他没有胆怯退缩，迎难而上。
　　
　　 【狱中传奇】
　　
　　 “1929年2月的一天，父亲外出收集敌伪情报，在龙井火车站遭到盘查，身上被搜出抗日救国的宣传品，不幸被捕关进了延吉监狱。审问时，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也查无证据，最后以‘共产嫌疑’罪，判了他一年监禁。父亲一生三次入狱，第一次入敌人的监狱，后两次都是入自己人的监狱。”刘爱民有些心情沉重地说。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苟且偷生之徒。身边那么多的同志被捕甚至牺牲了，刘建章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监狱条件非常差，十多个犯人住在十来平方米的牢房里，可铁窗动摇不了刘建章的革命意志，为了保持体质和敌人斗争，他在狭窄的“蜗牛之地”坚持打形意拳，狱友们从好奇地围观，到也学着比划两下，刘建章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狱友们接触，向狱友甚至狱警宣传共产党的真理和爱国思想。
　　 因为只是嫌疑犯，监狱对刘建章看管得没有那么严，甚至还让他做些事。当时监狱里有教育队，教务主任和看守长经常给犯人讲课，改造犯人的“思想”。所讲的大多是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改邪归正”之类的话，犯人们不愿意听。教务主任知道刘建章是小学教员，就让他给犯人讲课。开始讲课时，看守拿枪监视着他，后来看守就不去了。这给刘建章提供了方便条件，可以不照监狱指定的内容讲了。
　　 刘建章的子女们走访了许多当年的当事人，查找了相关档案资料，并根据爸爸妈妈的回忆，编写的《思念无限，大爱永恒》一书，书中对刘建章在狱中的表现进行了详细的记叙。
　　 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抗日，讲岳飞抗金和义和团反帝的故事，教大家唱岳飞的“满江红”。给大家讲日本怎样侵略朝鲜和延边的，讲“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危害……以此来振奋狱友们的民族精神，爸爸先后为监狱八个牢房，还有工厂以及少年牢房讲过课。经过几个月的宣传鼓动，他与很多狱友沟通了思想情感，加深了互相了解。此时，全监狱从上到下，都尊敬地称呼爸爸为“教师爷”，他成了这座监狱中真正的传奇人物。谁能想象，在反动派的监狱里，一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竟然能够把周围的人心都拢在一起。
　　 真正的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身在何处都会发出他的声音。上述书中记载：监狱里有个勤务兵叫申守义，他经常到爸爸的牢房里聊天，时间一长，爸爸发现他思想比较进步，就想发展他入党。当然，这是一件冒险的事。但爸爸迫切需要有人给联系上外边的党组织。在申守义的帮助下，爸爸同外边组织接上了头。不久，东满区委派赵志刚、李晓露（朝鲜族，亦叫王耿）二人来监狱探望爸爸。监狱让申守义监视他们的行动，趁这个机会，爸爸把申守义介绍给他们二人，并请区委批准他入党。不久，中共东满特委批准申守义入党。他后改名王生，在满洲省委当交通员，不久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交通站交通科任负责人。
　　 不久，刘建章在监狱里建立了党组织，这样，同难友们的联系更密切了。他不仅要把“牢底坐穿”，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就像是一颗火种，点燃了狱友们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向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的决心。在刘建章的影响下，许多狱友出狱后参加了抗日和革命活动，一些狱友和他成为好友。后来，狱友龙井人白道吉、珲春人季国璋，还为了掩护刘建章而牺牲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