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父亲的这段经历后来还曾给他带来了不幸和伤害，但父亲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心中却充满了留恋。那些后来成为战友和同志的狱友是那样的真诚和友好，而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同志更是久久地留在了他的心中，他甚至感谢这一特殊时期对他的锤炼。”谈到父亲对这段监狱生活的记忆时，刘爱民充满深情地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建章受到关押审查等不公正待遇，时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的王守几同志参加了“刘建章历史专案调查组”，关于刘建章在监狱里的表现，调查组寻找到了当时的大部分证人。王守几深有感慨地说：“当时，‘专案组’想通过当年延吉监狱的教务主任来证明刘部长是判徒。我们找到了这位教务主任，他说，刘光公这个人要是活着的话，肯定是共产党的大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当时他全讲的是爱国主义，他是反对日本鬼子侵略的。这位教务主任对刘光公始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面对‘调查组’的逼供，他没有胡说。我们还找到了刘部长在监狱发展的党员申守义同志的弟弟，证明了当时发展党员的真实情况。无论是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在党内复杂的斗争中，刘部长都能够勇敢、正确地去面对。他的经历和事迹让我更加敬佩和仰慕、对我来说，刘部长始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也可以说是一棵永不熄灭的火种。”
　　
　　 【首任珲春县委书记】
　　
　　 一年监禁期满，刘建章被放出来，东满特委安排他到延吉局子街北山小学任教，不久他就联络原有的五名党员，建立了北山小学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及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委员，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5月，刘建章带领党员和学生参加了延边特委组织的“红五月”暴动。数千名工人、农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暴动群众袭击东洋拓殖会社间岛商店、炸毁铁路、火烧电灯公司，进攻间岛派出所等日伪机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也使得反动当局大为惊骇，随之进行疯狂反扑。
　　 不久，敌人终于发现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刘建章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即展开了疯狂的大搜捕，到北山小学抓他。幸亏学校堂役事先通了信儿，刘建章才幸免于难。身份暴露了，只得逃离学校暂避。之后，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延边东南部的边陲重镇珲春县工作。
　　 “父亲是党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为党工作。到了珲春，父亲马上参加到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中，1930年10月，中共珲春县委在大荒沟成立，父亲任首任书记。解放后，我们从敌档中发现当时敌人情报已有记载：‘珲春，中共县委负责人，名刘光公（化名）……’另据敌档记载：‘风闻刘某者，新近从延吉过来，有共化行为，曾在哈达门村吴金魁家落脚……’当时，敌人一直在跟踪追捕他，但由于县委机关比较隐蔽和群众的掩护，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据《思念无限，大爱永恒》一书载。
　　 1931年初，敌人的游巡队追查到珲春县委机关所在地大荒沟搜捕刘光公。那天，正巧爸爸去延吉向东满特委汇报工作，敌人扑了个空。回到珲春，他才得知狱友季国璋的姐夫吴金魁被以“窝藏共匪”罪抓走。他想回大荒沟县委机关，可沿途都有敌人游巡队设卡，很难通过，只好辗转去找狱友季国璋。季国璋一见爸爸，大吃一惊：“敌人每天都来搜捕，你千万不可在此停留！快走！不能有片刻迟疑。”季国璋送给他一顶皮帽子和一条围巾御寒，护送他出哈达门村，还为他指出到图们江边的那条小路。延吉、和龙、龙井、珲春都在追捕刘光公，悬赏为“一两金子一两骨，一两银子一两肉”。爸爸当机立断，只得离开延边。
　　 几十年后，文革“专案调查组”从敌档审讯记录中得知，季国璋也因掩护刘光公，以“窝藏共匪”的罪名被敌人抓去，敌人从他口中没有得到任何刘建章的消息。
　　 “刘建章广交朋友，关心党外人士，如果不是这样，他生存不了，也逃脱不了敌人的抓捕。能建立这样坚固的群众基础，是很不容易的。”参与调查的王守几说。
　　 早春的图们江，河流还都封冻着，山上的树丛中堆满积雪，刘建章冒着刺骨严寒，踏着厚厚的冰碴碎雪连夜赶路，一口气走了七八十里，终于在天亮前甩掉了追捕的敌人。从此，他告别了艰苦奋斗了三年的东满，踏上了救国救民的新征程。
　　 “三年前，爸爸满怀激情地来到这里，三年后又满怀深情地离开。多年后，他常常回忆起这块曾经奋斗过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那些朋友们。后来，爸爸虽然又回来过，但再也没有见到原来的那些朋友，这块难忘的土地在他心中装了整整一生。”刘爱民看着2004年8月刘建章参加大荒沟党史教育活动，并为新落成的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揭牌讲话的照片，对自己也像是对我们，说出了他父亲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