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走在北京的清晨。三月的江南已经很温暖了，雨巷里走着花伞，大街上飘着彩裙。而京城还时时透着寒意，那些刚有了春色的柳梢儿，还在晨风里无声地颤抖。
　　 北京的天很蓝，灿烂的阳光在大地上投下云影。一朵朵的白云，仿佛很低很低，低到似乎一扬臂就能抓在手里，而我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知道自己抓不住那些漂浮的云朵，就像我抓不住路人的怜悯，没谁在意一个因寒冷而抖颤的异乡人，人们都在低着头赶自己的路。
　　 京郊的道路两旁，有许多夹道而立的柳树，它们不像江南小河畔或者池塘旁的垂杨柳，会在暖风里轻轻飘拂，好似妩媚的舞女，却像是高大严肃的守卫排成的人墙，那墙很高，脚下的路也就显得很长。我就在这高墙长路间踽踽而行，看别人脸上挂着冰霜，自己的脸上写着茫然与惆怅。
　　 北京与我居住的江南小城有一千一百多公里的距离，高铁把这距离压缩到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的距离，当然不会像是一道篱笆墙。我想，这个世界上再厚的墙也隔不断两颗贴紧的心，再严密的墙，也抵不上人们的心防。就算是在一道透明的篱笆墙外，你也看不透邻人的心。
　　 我在街道上默默地走着，透过柳树，看到路的两边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大院、小院，不管里边圈着的是高楼还是平房，一律都裹着高高低低的围墙，有的水泥墙顶上还加了碎玻璃、加了带刺的铁丝网，每一座院墙通往外界的都是一个铁栅栏的门，仿佛里边不是和平的居民区、办公地，倒像是战争时期的堡垒。
　　 偶尔，我看到有从院墙里伸出的一枝、两枝的梨花，从铁门透出的一株、两株惨白的樱花，也仿佛像是看到寒冬里树梢上的冰挂，冒着凛冽的寒光。
　　 时光虽冷，诗意未央。或许心里堵着许多凄苦，我忽然就想到欧阳修的词句：“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经过许多世事，看过无数爱恨情仇，我还是做不到心如秋水，波澜不惊。不晓得是走了半点钟还是一点钟，当我想着路还有多远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这不就是HJ总医院吗？我想都没想，就跟着别人的脚步走了进去。
　　 我在医院大楼的电梯旁，看到一群穿白大褂的护士姑娘，于是上前问询：请问康复科怎么走？有个姑娘回答说：不知道。我把眼睛移向另一位姑娘，姑娘说：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个科室。电梯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很失望。这时，一个正在扫地的大妈，操着蹩脚的京腔对我说：康复科就在二楼，你从左手的楼梯走上去。我望了一眼这位乡音很重的大妈，她微笑的脸上是乡下人特有的憨厚。只这一眼，让我看到了春花绚烂，春水荡漾。
　　 我按照大妈的指点，走上二楼。楼门紧关。门上贴着白纸黑字：闲人勿进。探视时间：下午13点到14点。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恰在此时，一位老医生从后边走上来，用钥匙打开了门。他走进去，我跟进去，他转过头来会心一笑，我把感激送进了他的眼里。
　　 阿嫂迎了上来，苦笑着的脸上满是皱纹。她和我的妻同龄，但岁月和苦难，让她看起来像是上一辈子的人。湖水澄澈，山峦秀丽。宛若山水盈盈的眉眼哪里去了，当年我第一次看见的25岁的精致鹅蛋脸那里去了，这还是我认得的那位温婉文静的年轻女教师吗？这分明是一张不堪重负的村妇的脸，像是我来时路上柳树的外皮，一冬的风霜在上面刻写着愁苦、凄迷和愤怒。
　　 见到月明时，他正在康复室里接受康复训练。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虽然我在唐山大地震后，抬过许多面目全非的伤员，但是当见到月明时，我还是被惊吓、被震撼了，我先是双腿战栗，后来全身都在发抖。我的心狂跳，胸闷气短。我没法站立，不由得蹲了下来。这是一张多么丑陋的脸，一张夜鬼一样的脸啊！如果是在午夜，路人一定会被惊得魂飞魄散。面目肌肉的扭曲，让五官都错了位。眉毛高低错落，眼睛一大一小，两只耳朵似乎也不在水平线上，脸上、脖颈到处是长短不一的刀疤、伤痕。
　　 “月明，我是凤鸣啊。你，还能记起我吗？”他转过头来，眨着一大一下两只浑浊无神的眼。
　　 “月明，凤鸣从江南来看你来了。你愿意见见他吗？”阿嫂问他。他呆呆地望了我一会儿，摇摇头。
　　 “谁共我，醉明月。”这是我们少年时常常一起吟诵的诗句。“月明，你不记得凤鸣了吗？你不记得七中老同学了吗？”
　　 我这次千里迢迢从江南来看望他，带来一本我的散文集《烟雨里的粉墙黛瓦》，最后一篇的题目就叫做《谁共我，醉明月》记述了我和月明几十年来的友谊，我想让阿嫂每天读了给他听，企图能唤回他失去的记忆。此时，看到他傻傻呆呆的样子，我的心像是一只落在水泥地上的玻璃杯，立刻摔得粉碎！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粱、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辛弃疾的半阙《贺新郎》诵完，我已红了眼圈。
　　 月明，难道你真的忘记了？当年，我们风华正茂，不知天高地厚。那一夜我们抵足而卧，一夜不眠，一起吟诵这样的诗句，藏否人物，指点江山。一年后，我去戍边。风萧萧来，雨滚滚落，你吟诵着这诗句，送我到山前。那年，我五十岁，我们在太湖畔相见。我特意在水畔宴请你，杯中、脸上、水中都是月色。我说：“谁共我，醉明月。”你答：“我啊。永远！”
　　 言犹在耳，月明你真的忘干净了吗？
　　 “月明，你仔细看看，眼前的人是谁。你不会把最好的朋友都忘了吧？”阿嫂一边说，一边拉我坐到他的身边。
　　 我坐到了月明的对面，医生停止了对他的康复训练，一切顿时安静下来。我们四目对望，静静地、静静地，听得到彼此的呼吸，听得到彼此的心跳。
　　 忽然，他咧开丑陋的大嘴哭了。先是喉咙里咕隆了一声，而后就发出像是婴孩，又像是狼嚎那样的吼叫。泪水像是决堤的洪水般从眼眶涌出。他不会说话，只能嚎叫。那哭声里充满委屈、愁苦和愤怒。他哭得那样任性、那样撕心裂肺、那样让人肝胆俱裂！他的泪在奔流，我的心在滴血。那种心痛难以言表，像是万箭攒心、百鼠啮咬。
　　 显然，他是认出了眼前的人。哭得肆无忌禅，任性得像个孩子。他的嘶哑、含混不清的哭嚎，就像是山中被围猎的走投无路的野兽的吼叫。年轻时，当我还是个战士时，在内蒙的草原和戈壁上，每当听到这样的吼叫就紧张得全身战栗，这是困兽的绝望啊，它会拼尽全身的力气。我默默地握紧他的手，那手瘫软得像是一团棉花。
　　 月明曾经是个帅小伙，是我们同学中公认的帅哥。他当过教委的官员，稍年长到名校当了校长。他一直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是我们母校的骄傲。在他居住的城市里，是个人人皆晓的名人。出事那天，他昏死过去，一百多天昏迷不醒。协和医院抢救的医生判定，他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或许是他一生好强的本性，或许是上天垂怜眷顾，他竟然挺过生死线，醒了过来，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瘫软了肢体，他却恢复了部分的意识，造物主何等的残酷啊，他有一万个理由放肆地嚎叫，向老天讨要公道！
　　 虽然，我曾自诩自己是个坚强的人，也见识过许多生离死别。我曾是个军人，军人本就是个杀人的职业。和平年代，我没有上战场杀人，却也在猎场上杀过黄羊、野狼。有过刺刀见红，见过野兽流血。但是，今天我却被他给哭晕了。
　　 “月明，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好吗？凤鸣晓得你的委屈，咱好好养病，出去还要做大事。”我劝他要坚强，却第一次知道自己竟然很懦弱，在他面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心动过速、手脚冰凉，我觉得自己就要挺不住了，我选择了逃离。
　　 这不是我第一次表现懦弱。十七岁那年，我在漫天大雪的开进路上，失去了坚强的意志。夜晚，躲在猫耳洞里，我打着手电筒给还在中学读书，时任团支部书记的月明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军中的生活实在太苦了，零下三十多度的苦寒天气里，每天都要在雪地里摸爬滚打，手上、腿上没有一块好肉，不是淤青红肿，就是被石头、荆棘割开、划破的伤痕和疮疤。而在夏天，战车里的温度能达到四、五十度，套着高筒靴的双脚能浸泡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不想干了，我渴望着过哪怕最平庸的日子。
　　 月明给我回了信。他说：凤鸣，你是多么幸运啊，能够伴着战车在莽原上驰骋，能够在风雪里背着钢枪巡逻，每当读到唐朝诗人那些边塞军旅诗句，我就像是看到了你潇洒、豪迈的身影。我在想，要是那身橄榄绿不是穿在你身上，而是穿在我身上，该是多好啊。你怎么可以打退堂鼓啊，你个傻蛋！你是我们同学的骄傲，你知道吗？
　　 读罢他的信，我生气地把信给撕了。我暗暗骂一句：你个书呆子，挺浪漫啊，你咋知道啥叫苦啊，你懂个屁！
　　 一个星期后，部队进行射击对抗赛。卧姿、跪姿、立姿，五级风里，我用十发子弹，打出了98环的好成绩，团首长立马给了一次嘉奖。一个月后，我被评为团队优秀团员，面对两千多名战友的掌声，当我接过首长颁发的大红奖状时，稚嫩的脸上充满自豪与庄重。晚上，我从纸篓里找出月明给我的信，像是裱糊名贵字画一样，把那些碎片仔细地黏贴到一起。我再次给月明写了信，我说：月明，谢谢你。我当了先进，但是我很惭愧……
　　 阿嫂从康复室追了出来，她问：“凤鸣，你是要走了吗？”
　　 我说：“不是，不好意思，刚才我情绪失控，有些失态了。我需要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说：“阿嫂，谢谢你嫁给了月明。谢谢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离不弃，让一个植物人不但醒过来，还有了意识。这真是爱的奇迹啊。如果我有足够的才华，会给你们的爱情写部电视剧。看见你对他这样好，我就放心了。”
　　 阿嫂没说什么，只是对我笑笑。她的脸上没有多少血色、黧黑的面孔爬满岁月的年轮，两鬓也已过早地染上了霜雪。她已经没有了感情的起伏，没有了眼泪。我能感到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说：“阿嫂，你想听听我和月明的故事吗？你们结婚前的那些事。不好意思，我有些控制不了自己，我想有个人倾诉。我们在一起聊会儿天行吗？”
　　 阿嫂点了点头。
　　 我说，我和月明是在中学认识的，他比我大一岁。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因为家庭的军人背景，我小小年纪，就做了学校的团委委员。我性格偏向豪放，是男孩子的头儿。放学后，常常当战争游戏的队长。就算学校里演“样板戏”片段，我也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忆苦思甜”演斗地主的节目，我总出演解放军。而月明，让他跑个龙套，他都忸怩。我给老师写过大字报，有过几次恶作剧。
　　 月明的出身不晓得你是否晓得。他的生身父亲是个广东人，据说是个戴着“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母亲离了婚，回到湛江老家去了。他的母亲后来又嫁了人。他的继父是个天津人，对他很不好，当他个拖油瓶。继父给他带来两个弟弟，他很小就得承担很多家务劳动。他性格倔强却又内向，因此常常挨打受骂。只有跟同学在一起，脸上才有笑容。
　　 我不晓得是啥时候跟他成了死党，只觉得他常常像是我的影子。跟我好动而张扬的性格不同，他总是安静得像个姑娘。这家伙总是一个人傻傻地呆在一个地方想心事，我就嘲笑他：嗨，愁啥呢，伟大的思想家，是愁老母鸡没奶汤喂小鸡吧？同学们听了都哄堂大笑。他看也不看我一眼，拍拍屁股自顾自走人。
　　 我们两人的友谊，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对我是实际的付出，而我对他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怜悯。那年的冬天，我在太行山修渠，在筋疲力尽，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开始想找理由开溜，可我是团委委员啊，是那座城市的三好学生。虚荣使我开不了口。恰在此时，月明带着队伍来了。他说，凤鸣，你辛苦了，在风雪天里，呆了这么多日子。我来替换你，也向你学习。说什么呢？我只有拥抱和感激。
　　 十六岁那年，我学着父亲的榜样，也去当了兵。母亲是个医生，经常忙得顾不了家。母亲身边的弟妹都还小。那时候我承担了家中许多本应该由父亲承担的劳动，比如买粮、买菜、烧饭、接送弟妹上学，这些今天看来不算啥，当年却是琐碎难办的事，有时买棵菜，居然要穿过整座城市。我家是军属，过年过节会优待一小瓶臭豆腐，就这瓶臭豆腐，排队晚了，也会买不到。特别是烧煤，每个月要拉个板车到二十里以外的煤矿去拖回来。每次差不多二、三百斤，我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做这个营生。我走了，母亲写信告诉我：儿子，家里的事你别操心了，月明领着同学全帮你做了。
　　 月明是木讷的。我给他写了感谢信，他不回。一直默默地做那些本该我承担的家务事，直到我的家人回到江南。友情是美学，不是经济学。友情的付出没有奖赏，但它比黄金都更贵重。
　　 在家中的不受待见，让月明的性格中有许多自卑的成分。他总是刻苦读书，努力做事。他出身草根，没有任何背景。能走上领导岗位，全凭了一步一个脚印。我当兵临行前，郑重地向学校推荐了月明，让他接替我留下的学校团委学生委员的位置。这是一件小事感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