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船、装挂桨只需要几天功夫就弄好了，装棚子挺费事，因为棚子全是木头的，让村里的两三个木匠忙了个把月。其间，庄上有几个想让自己儿子开船的人找支书通关系，还有人小小不应的给支书送点礼。好在马支书一个也没答应他们，这回他采纳了领导班子中多数人的的意见，船先让五小开，反正他也没多少事做。马支书有个侄子开抽水机，懂机器，就叫他先上船当几天师傅，然后就将船交给五小。
　　 五小当上了挂桨船的驾驶员后，那条棚子上漆着天蓝色油漆的“官船”平时就泊在他舍子门前的河边上。船的豪华与舍子的简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船棚子里有一间单独的小房舱，那是供主要乘客在途中休息用的，说白了其实就是马支书的卧铺。里面有被单席子枕头。五小有时也在那里过宿。船上的电瓶还能点亮几个小灯泡，我有时晚上也在那里看报纸。船也不是天天要出去，集体不用的时候，社员家里有了什么急事，比如有人得了急病要上公社卫生院，或者是结婚娶新娘，只要跟支书打个招呼，也能应个急，五小本人也有点儿小权，本来私人用船是要自己拿柴油的，有时人家揣一包好一些的香烟给他，就能免了，船上有集体公用的油。后来，有的人家请干部也带他一客，图的是有了急事一喊就到，不拿乔。
　　 除了有特别的任务成天不在家，支书家以前做的活儿还要抽空去做，他知道支书有好几年不挑水了，倒也不是他挑不动，主要是他说他丢不起人。听说东边庄子上有个新上任的支书，什么活儿都干，有时还跟社员一起上船罱泥，马支书常常笑他没得个干部样子，这干部让他白当了。
　　 跟荷粉热潮的机会也比以前少得多了，因为每次支书出去开会，五小都要跟着去开船，像以前那样关大门睡午觉的机会几乎没有。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比如人家有正事请支书吃晚饭，一顿饭起码都要两个多小时，利用那个空档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还有时，支书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因为来去有专船，荷粉就说也要跟着去玩两天，家里请隔壁人家喂两天猪食。到了那里支书虽然都替她在一个熟识的旅社里开个房间，但她一次都没在那里睡过，白天有五小陪她逛大街，晚上就一起看戏看电影，散了场就双双地挤到挂桨船上的房舱里……
　　 我感觉得到，那段时间是五小一生中最最辉煌的时期。以前的那个侉里侉气邋里邋遢的五小不见了，他的穿著要比生产队干部体面得多，那时生产队干部也是要参加劳动的，即使有些人不大跟班劳动，也要刻意装成赤手巴脚的样子。五小没必要装，他是官船上的驾驶员，代表着一个村里的形象。有一次，我看到，挂桨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五小坐在船艄挂桨机旁的木椅上，翘着二郎腿，手握舵把，嘴里叨着根香烟，眼睛望着前方，那神气活现的样子真让人羡慕。两个月前，他学会了抽烟，烟瘾还不小，他说一天一包不够。他抽的都是那种每包二角钱左右的香烟，那时有几句顺口溜说：“公社干部抽的两边分（大前门），大队干部抽的四脚奔（飞马），社员抽的上称称（烟末子）”那时前门烟三角多，飞马二角九，普通社员买一斤烟末子只要三角钱，能抽半个月。前门、飞马他抽不起，也买不到，那种甲级烟都是由供销社特供的。他抽得最多的是每包二角的向阳牌。他身上不离零花钱，我知道，那是公款，因为平时船上要打机油买配件。有时，他也拿烟给我抽，我说，我不学，学上了没钱抽。
　　 五小还告诉我说：“荷粉婶妈待我很好，到了月底就问我家里还有没有米，没得就上她那里拿，我吃的油也是她家的，她家里油多，每个队分油都送个份子给她家。有时候公社里来了人，我帮她买菜、烧火，最后总要留些菜给我喝酒，有一回还揣了半包前门烟给我。”
　　
　　 十、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马支书因为一次意外犯了事被抓进了看守所，树倒猢狲散，五小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
　　 那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马支书早上起来发现明间北墙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半边已经挂了下来，只剩下半边脸。可能是因为猫儿在房梁上捉老鼠往下跳时扯破的。那是一个非常时期，马支书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事被庄子上的造反派知道了。不是有意也是有意，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要是加上个“蓄意侮辱伟大领袖”的罪名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以文革主任为首的几个人就发狠要“做他的佛事”，只是那些人抓不住要害，大字报上说他多吃多沾，腐化堕落，做官当老爷，婆娘一年到头不上工等等，虽然“罪状不少，但这些都是生活小事，又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象征性地检讨了几回就过了关，假如他们以这件事向他发难，后果肯定会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连忙爬到家神柜上，小心翼翼地将破像子卸下来，然后又卷好藏到柜子内。他想吃过早饭叫五小开他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去买一张新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事隐瞒过去。
　　 合该那天要出事，正在吃早饭时，文革主任找他商量一件事，那人与马支书差不多年纪，年轻时也当过几年村里的小干部，是马支书的对头星，听说是为一个婆娘争风落下的积怨。文革主任一眼就瞄到了北墙上少了张毛主席像，也没问什么回事，就不动声色地走了。早饭后，马支书就上了五小的船，说是上公社开紧急会。没过多会儿，就来了三四个红卫兵，他们盘问荷粉那张毛主席像哪去了。荷粉不知道事情轻重，就如实相告，说是被猫子撕掉了，说着还拿出了那张破像。红卫兵们拿到了罪证，马上就派人去向公社造反派总部报告。那时公社里造反派的头头已经成为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因为是平步青云，像马支书这些老支书不大看得起他，早就对他怀有陈见，这回了抓住这个由头自然要大做文章。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马支书就被戴上高帽子在村里游街批斗，挂在胸前的牌子上写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马得成，名字上面还打上了红叉，有人带头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两天后又被戴上手拷抓进了县看守所。虽然这事情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谁都不信这个活得那么滋润的老支书会用这种方式侮辱伟大领袖，但谁也不敢为他说情。大部分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这是报应，他恁什么能享到这么多年的福，活该。还有那些村里的“专政对象”，此时心里都乐开了花。
　　 过了两天，荷粉苦苦翼翼来找五小，说老马被带走时一件换身衣服都没带，她想去县城去看他一下，顺便带几件衣服过去。问他敢不敢同他一起去？这两天五小也没敢往她家里跑，那个文革主任警告过他，说老马是现行反革命，他的婆娘就是反革命家属，你要跟她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不得过身。听荷粉一说，他的点犯难，他知道支书家庄上没得亲戚本家，只有三个姐姐嫁在外庄。他的儿子前些年安排进了一家社办厂做采购员，出差在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荷粉一个人又不曾出过门，他五小可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就说：“我去，我不怕，等我跟刘主任请个假，明天同你一起去。”一把手犯了事，二把手主持全面工作这是约定俗成的事。现在刘主任是五小的顶头上司，他想保住饭碗，就要格外小心点儿。晚上他找到刘主任时，刘主任说：“最好是别去，实在要去千万不能把挂桨船开走，你就说是有别的事，你也不能同她一起出庄，顶好是到轮船码头上再会合。”五小心里明白，主任也怕惹火烧身，他怕造反派说是他指使的。主任说得不错，只能这样了。
　　 轮船码头在五里多路的大河边上，是个招呼站，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有一班船经过这里。五小是先出庄在半路上等荷粉的，荷粉拿了不少东西，除了换身衣服还带了几斤用炒熟了的小麦磨的焦屑，听说关在里面的人一天只能吃到两顿薄得照见人脸的糁儿粥。到县城时天已经全黑了，他们访讯问讯地找到看守所，那个值班的警察说，这时候领导不在，任何人都不能见犯人，明天等领导上了班再来。他们没处团，住旅社又没得证明，只好又回到轮船码头，在候船室里坐了一夜。他们第二天仍然没能见到老马，那个所长说：“问题还没调查清楚，不好让你们跟他接触，东西留下来，我们会转交给他的。”她们出了看守所想回来又没得轮船，一天只有一班船，天没亮时就开走了，只好又在候船室里过了一夜。
　　 二个多月后，马支书被放了回来，说是定不上现行反革命，没有证据也没有作案动机，只是通过这些天的调查，他在其它方面问题还不少，群众意见很大，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因此公社党委一纸批复就免去了他的职务，并任命刘主任为支部书记
　　
　　 十一、
　　 常言道。新宫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刘支书烧的第一把火就让全村人对他刮目相看。不过，这把火却把五小烧得体无完肤。原来是挂桨船被刘支书卖给了一家社办厂，他用这笔钱一下子置办了三台抽水机，这样每个队就都有了自己的抽水机，无需再为抢机船冈嗓打架了。接下来又精简大队里的闲杂人员，五小这个通信员被首当其冲地精简掉了。原来庄上有个看管口粮仓库的老党员，平时没什么事，刘支书就做通了他的工作，以后报纸就送到他那里，还有原来在荷粉家里的电话机也移到那里，村里来了人也在那里带饭。这样一来，那老头就将五小和荷粉两个人做的“工作”都包干了。其实，这些事一个人完全做得过来，以前五小当通信员的时候还不是有一大半时间在帮支书家做家务。
　　 一开始，刘支书有个叔子也曾经劝过他，他叔子说：“挂桨船不能卖，开支大不大又不是你办起来的，那玩意儿就等于是你支书的小包车，没有了船，公社里开会你就要往那里跑，你有福不享，人家会说你是傻瓜。还有，你把五小拿下来了，将来大队里开会你就还要自己去喊你喊他的，多不方便。他跟在你后面等于是你的勤务兵，有什么事你动动嘴他就能替你做掉，再说，你家里有些私事也能叫他帮着做。又不是你把他安排进来的，你把人家拿掉，人家要恨你一世。”刘支书对于叔子说的话却不以为然，他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过，可是你知道我们这里的群众现在有多苦，他们天天起早带晚地干重活，大多数人家到了年底分红都拿不到一分钱，我们当干部的还这样大手大脚地挥霍群众的血汗，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我年纪轻轻的，上公社开会个把小时就走到了，到了那里就不需要出力气了，与人家上工的社员比起来，跑那点路算得了什么？再说，如果我家里的家务事，也要拿着大队工分的通信员帮着做，不就是当官做老爷了吗？还有五小，他就是恨我，也只好由他去恨，他又不是干不动农活，人家拖家带口的能过，他一个人难道还管不上一张嘴？”
　　 刘支书那年三十五岁，他高小毕业后上过一年初中，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他做过好几年普通社员，样样活儿都拿得出手，后来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三年前才提拔当了村里的二把手，公社里早就有心将他拨正，这次正好借了个由头将老马拿下来。他刚上任就有这么大的动作，公社里的领导都非常满意，群众的反映更是异口同声，都说，刘支书才是真共产党。
　　 又过了些日子，公社对老马也作了人性化的安排，将他任命为公社养殖场副场长。那个养殖场离这里有二十多里，在公社最南边的荒田边上，那里有几十亩精养鱼塘和十几亩桑田，还养了几头母猪。虽然只有十多个人在那里养鱼、养猪、养蚕。但却安排了五六个管理人员，大都是像老马这样被免了职的支书。对这些人大都这样安排，把他们留在家里，新上来的班子放不开手脚，工作不好做。老马这个副场长是第二副，没什么实权，不过，对他来说，有个头衔就足够了，好歹一个月还能拿到三十多元钱工资。一把手是场上的支书，比他小几岁，也是从村里被免职调出来的，以前跟老马常在一起开会，算是老同事。那人对老马说：“这里离你们庄子太远，不如也把嫂子一起搬过来，这里食堂还差个人煮饭，省得来去不方便。”老马说：“这荒田野舍的，不晓得她肯不肯来？”当他把这情况回去说给荷粉听时，没想到荷粉说：“这样顶好，省得在庄上现报，假如你离了家，人家干部再逼着我上工，我可做不动，我跟你去煮饭又不苦，还能拿到点工资。”后来，他们就将又怀了孕的母猪卖给了隔壁邻居，以前荷粉不在家时，邻居夫妇帮他家喂过猪食，这次让他捡了个便宜，正好请他帮助看看门。
　　 他们准备搬家的前两天，正好老马有个姐姐贺六十岁，荷粉说：“我就不去了，家里还要收拾，你去应付一下，明天回来，我们后天就走。”老马说，也好。
　　 那天傍晚，荷粉特地走到五小的舍子里，对他说了一句“老头去了他姐姐家，今晚不回来。”她一说就走，也没停留，五小自然心领神会。自从老马从那里面放出来，他还没碰过荷粉的身子。老马白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顶多是到水码头上去挑两担水，他低着头也不跟人说话，夜里也不再睡西房里的闲铺，弄得五小一点儿机会都没有。
　　
　　 十二、
　　 那晚，他们死去活来折腾到半夜。荷粉心里想，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顿精神大餐了，从此以后，就收收心，好好地跟老头子过吧，不管怎么说，都比嫁个老实巴交的社员天天下田晒太阳好得多。老头子也挺可怜的，回来这么多天了，那个细婊子一回也不曾往这边跑过。她因此还想到，这世上没多少真情，人和人大都是在互相利用，她跟五小的这段老少恋情不也是在互相利用吗？她这次很爽快地答应跟老头子走，其实也是怕五小老缠着她，以后如果她一个人在家里，那小伙像尝过腥的猫儿一样肯定不会歇心。听说自从挂桨船卖掉后，他一直游手好闲没上几天工，前天还跟队长打了一架。他这样子是过不起个日子来的。也许让他享了三年的福是害了他，一直在生产队里可能还不会变得这样子。